山西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潮流

多元文学思潮中的现实主义

在读者、学界的印象中，山西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本营”。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当代，概莫例外。这个认知没有错，但却是偏颇的。就拿山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说，那么多作家作品，能数出几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不是浪漫派作家，就是现代派作家。或者现实派兼浪漫派、兼现代派。而本色的、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家，似乎只有田景福、穗青两位。而这两位作家建国后基本停止了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中影响有限。但正是这两位作家，拓展出山西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河道，展现出现实主义小说的力量和魅力，乃至到40年代的抗战文学时期，引来了山西不同形态的現实主义文学的交融、汇合，使山西现代文学呈现出一个“黄金时代”。

山西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中的一方“重镇”。在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革命蜂起、文化裂变的背景下，却完成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1933年，鲁迅在给山西一些文艺家的信中说：“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1] “开垦时代”这一概念，概括的是山西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的文艺状况。鲁迅身边有许多山西作家，他对山西新文艺是谙熟的，不经意间就道出了山西新文艺的状态与特征。从30年代初期到抗战之前，山西文艺界可谓风生水起，新变多多。新的文学团体和文学刊物不断涌现;多种文艺形式如话剧、电影也发展起来;一些进步的、革命的报纸、刊物，大力倡导新文艺，开展关于“通俗化”“大众化”、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讨论，深刻地影响着山西新文艺的创作和发展。在这样的情势下，产生了大批的优秀作家作品。山西新文艺仍在“开垦时代”，但正如《文艺舞台》杂志所说的，已然“颇呈兴旺景象”了。

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说：“现代小说流派是相当丰富的，决不像过去独尊现实主义的人们说的那样，‘五四以来只有一个现实主义传统。虽然现实主义可以说是主流，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现实主义之外，毕竟还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它们之间的错综作用与交互影响，构成了小说流派史上种种极复杂的状况，我们应该予以正视。”[2]这里指的是全国现代小说的流派与思潮，它同样适用于山西二三十年代小说的发展状况。山西同全国新文学的推进，是同步的、交融的。当时山西的重要作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晋籍输出作家，一种是山西守土作家。但不管哪类作家，他们都继承“五四”文学精神和方法，积极投入社会和文学变革，创作了大批不拘一格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新小说。二三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创作自由的时代，每个作家都想发出自己的、自我的声音，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们努力效法西方现代、中国当下一些优秀作家作品，但在创作思潮与方法上并不那样清晰、自觉。这倒反而形成了一种“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创作态势。追溯山西新文学的发端，须上溯到上世纪初期。景梅九、景耀月等辛亥革命先驱，他们留学日本，成立山西同乡会、同盟会，积极创办新文化刊物，并率先从事文学创作，倡导白话文写作。景梅九1905年发表长篇小说《玉楼影》，1907年发表短篇小说《情圆》，是当时正在滥觞的白话小说的优秀作品。他的小说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写实特征。董大中评价说：“景梅九是新旧文学之间的桥梁。”[3]景耀月则创作有大量诗歌、小说《虚无党奇谈》等。

如果说上世纪第一个十年，山西新文学还处在萌芽期的话，那么二三十年代就进入一个“开垦”的、收获的时期。浪漫型作家是最活跃、最有成就的。石评梅的创作是从20年代中期开始的，她虽有《董二嫂》《一夜》等较写实的短篇小说，但更有《白云庵》《流浪的歌手》《匹马嘶风录》等富有浓郁浪漫主义特质的中短篇小说，堪称浪漫主义代表作家。李健吾的创作同样是从20年代中期开始的，他的《机关车》《坛子》《田原上》，都是描写当下社会人生的，可称现实主义之作;而他那些重要作品，如《终条山的传说》《无名的牺牲》《西山之恋》等，更洋溢着浪漫主义气韵。他是一位现实、浪漫兼具但更倾向浪漫主义的作家。姚青苗的创作集中在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创作了一大批表现抗战生活的短中长篇小说。《马泊头》《苍头》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民众生活的艰难，而《中条山的杜鹃花》《野性的黄河》等无不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芒。现代派作家特立独行、更引人注目。高长虹是山西现代派的开创者，既有诗歌、散文、随笔，也有中短篇小说创作。《那个人》《革命的心》《结婚以后》等，具有浓重的自传性成分，表现了他幽深、朦胧、庞杂的情感、精神世界。其弟高歌的小说更加现代、先锋，“狂飙社”同仁甚至鲁迅都认为他的小说“晦涩难解”，是当时文坛走得最远的现代派作家。他的《爱之沐》 《佚秋老人》 《生的旋律》《高老师》等中短篇小说，充分运用了象征、荒诞、意识流、未来主义等现代表现方法与手法。高沐鸿20年代初期就开始创作，走的也是现代派路子，如《梦里的爱》《寡妇语》《狭的囚笼》等中短篇小说，运用的是现代派的虚无、错乱、拼接、变形的表现形式和技巧。直到1937年进入革命根据地后，才逐渐转向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写作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并不占据主流位置。赵树理是1929年被关押到名为山西自新院的监狱之后，逼迫之下才开始写作的，此时的《悔》《白马的故事》，完全借鉴的是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写法。到1933年后的 《有个人》 《盘龙峪》等小说，转向现实主义，探索“通俗化”“大众化”之路。贾植芳是从30年代初期执笔创作的，他的《相片》《我乡》《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等短中篇小说，有严谨的现实主义特征，但也蕴含着“五四”文学的启蒙、理性精神，与“左翼”文学倡导的现实主义迥然不同。张颔后来成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三四十年代之交创作了《蝙蝠》《债与偿》《杜鹃》等中短篇小说，运用的是已然成熟的现实主义写法，但后来中断了创作。

真正探索、坚守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并有突出成就的，是田景福、穗青。

田景福，1911年生于山西汾阳董家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从小喜欢阅读文学书籍，特别是“五四”新文学作品。15岁时小说处女作《蛇与桥》，就发表在上海《少年杂志》上。16岁考入基督教创办的汾阳神道学校，毕业后到山西中阳县学校任教，业余时间正式开始小说创作，《守忠叔》等多篇小说发表在上海的文学杂志上。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5年毕业回到山西，在太原基督教青年会担任学生干事。他发起和组织了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被选为主席。参加研究会的大多是进步青年、共产党员，如赵秋心、张季纯、史纪言、王中青、姚青苗等。他积极组织文学研究和创作活动，使这一文学社团成为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团体。同时他潜心创作，创作了《水警》等多部中短篇小说。他特别喜爱鲁迅小说，1935年给鲁迅写信，禀告了自己成立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的情况，并恳请先生为他准备出版的小说集写序。鲁迅很快复信，愉快答应了写序请求。但田景福还没有奉寄书稿，就听说鲁迅身体日渐衰弱，一年后即去世。成为田景福深深的遗憾和终生的怀念。从1934年到1939年，田景福创作了约14篇小说。1939年之后，田景福辗转在山西太原、陕西宝鸡、西安等地，从事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建国后定居西安，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陕西省基督教协会会长，陕西圣经学校校长等职。2002年逝世。1986年董大中整理编辑了《田景福小说选》，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收集了作家《卖鸡子的妇人》等8篇中短篇小说，杜鹏程在《前言》中称：这是一部“旧中国农村的血泪史”。“他从我国文学汲取营养，特别是继承‘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他以鲁迅为师，建立起自己的美学理想与美学追求。”[4] 最近，笔者又搜集到《蛇和桥》《聪明的人》《乡村的新事》三部中短篇小说。有关资料记载的短篇小说《冬天的事》《一个院子里》，长篇小说《厨子的故事》依然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

穗青，原名乔文貌，曾用名乔力、曦若等。原籍山西省安邑县。1919年生于湖南长沙。后重返故乡，1936年在山西同蒲铁路从事站务员和车守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侯马参加同蒲铁路工人抗敌自卫队，同年冬考入运城民族革命大学三分校。1938年分派到抗战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半月刊、《西线》社、《文化通讯社》等任编辑、记者。其间在抗战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艺通讯和报告文学，《血洗井圪塔》《大青山的守护者》《河曲印象记》（以上合作），《悼我们的战士》《晋西北行》等。1938年开始小说创作，中篇小说《在火车站上》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发表;中篇小说《脱缰的马》因故推延到1943年自强出版社出版，茅盾把它编入“新绿丛辑”并亲自作序，书中还收入了姚雪垠、以群的评论文章。1948年香港永华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改编为故事片《山河泪》。两部中篇小说都是抗战题材，在文坛上反响热烈，是抗战文学的代表性作品。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穗青的小说集《脱缰的马》，收入4部作品：《脱缰的马》《在火车站上》《归来》《草原夜话》。其实，从1938年到1947年，作家共创作有8部中短篇小说，除如上4篇外，还有4篇。笔者最近又发现了《开小差》《改行》，而《大车刘二虎》《卖炭》未见踪影。田景福的小说写的是30年代北方农村的现实生活，穗青的小说写的是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华北一带的抗战斗争。穗青的小说更富有“左翼”文学特征，在现实主义写法上也更成熟一些。1949年穗青到北京中央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处任编辑。1952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秘书，后转任天津《进步日报》 《大公报》记者。1956年到天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又调天津戏剧学校工作，之后与文学界“失联”。

赵树理、田景福、穗青、张颔等，努力探寻、开拓出一条现实主义道路，终于使山西的现实主义文学由弱到强、由隐到显，羽翼丰满。

现实主义文学逐渐成为主潮

上世纪30年代，山西新文学的活跃与壮大，不仅体现在诗歌、散文、小说创作上，同时表现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与全国文坛关于“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的论争相呼应，山西文坛也发生了两次论争。第一次是1931年至1932年关于“小资产阶级文学”与“普罗文学”的讨论。第二次是关于“通俗化”“大众化”文学问题的争论。两次论争，对山西新文学走向现实社会和广大民众，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与深化，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带动了山西文学理论与评论的成长。这个时期，高沐鸿主编的《山西日报》“前线上”周刊，史纪言主编的《民报》“副刊”、《山西党讯》“副刊”，高沐鸿主编的《太原日报》“开展”专刊，发表了一大批文学评论文章，在山西文坛影响广泛，使“通俗化”“大众化”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成为一个强劲主潮。

继承和弘扬“五四”文学的启蒙、批判精神，努力揭示社会、人生中的矛盾与问题，是山西30年代新文学的一大特点。鲁迅说：“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改良社会”“为人生”，成为山西作家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

田景福痴迷鲁迅小说，又因写序的事对鲁迅有一种特别的感念之情。他直接秉承了鲁迅揭露社会、启蒙人生的文学思想，把这种创作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小说創作中。他的十多篇小说，除一二篇外，都是表现农村和农民生活的。董大中指出：“它多方面、多角度地描写了中国北方农村下层人民的可悲的生活命运。且不说它的美学价值，只就帮助人们认识那一时期中国北方农村的面貌上说，它也有其重要的意义。”[6] 譬如《刘二哥》中，作家表现了30年代北方农村——或者说晋北农村的经济凋敝、村容破败的景象，农民不仅要缴官府的各种苛捐杂税，还要受成为村霸的村长的高利贷盘剥。老实农民刘二哥忍无可忍、力图抗争，最后竟付出了生命代价。譬如《卖鸡子的妇人》是作家的一篇代表作，小说刻画了李寡妇艰难而悲惨的生存命运，他不仅承受着传统乡村社会对女人特别是寡妇的伦理道德规训，而且忍受着村民对丧夫女人的蔑视、觊觎、挑剔的目光，更负载着她和儿子的生活重担。最后母子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在李寡妇身上，我们不难看到祥林嫂的影子。譬如《聪明的人》是配合政府打击吸毒贩毒行动而写的，从张范生与杨凤仙两位新婚夫妇写起，写出了30年代山西农村的毒品泛滥，大烟对人、家庭以及社会的巨大危害。譬如《乡村的新事》，写30年代后期的农村，投机分子与汉奸勾结从农村招收民工，为日军修建工事，众多民工悲惨死去。青年学生回到农村宣传抗日，策划清除汉奸的革命行动。表现了农村社会的变迁、动荡，新的革命力量的积蓄、爆发。

穗青的小说写的是30年代后期与40年代的抗日斗争，以及工人、农民、士兵等各种人物的生活命运。譬如《归来》，小说展现了两种环境，一种是政府官僚的旧式家庭，等级严格、氛围沉闷，让人战战兢兢。另一种是抗日战地工作队的革命大家庭，纪律严明，但民主自由。厨师老张师傅从官僚家庭到抗日大家庭，兜转二圈，让他真正感受到了两种环境、两种文化，两种人际关系的泾渭分明，他最终回到了抗日民主大家庭。譬如中篇小说《脱缰的马》是作家的代表作，作品写一位抗日战士请假回到故乡，几天中所经所见和精神历程，展现了抗战时期的北方农村，政治、经济与农民生活的种种乱象，一个抗日战士从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走向忧国忧民的革命战士的崇高境界的曲折经历。其中蕴含着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与反思。

塑造性格鲜明、深刻的人物形象乃至典型形象，用人物形象支撑小说文本，是山西现实主义作家的一种不懈探索。传统小说重故事，现代小说重人物。中西文学，都是如此。从故事转向人物，是现代小说的巨大进步。但上世纪20年代的新文学，不管是浪漫派文学还是现代派文学，作家更多表现的是自我形象、知识分子人物，显出一种文学的局限性。30年代之后，随着“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盛行，倡导作家用现实主义方法表现工农大众，小说人物才真正接了“地气”，接了大众。赵树理1934年之后写的小说，塑造的就是普通农民形象、农民的群体形象，而且是用农民的语言写出来的。这无疑是对“五四”新文学的突破。田景福、穗青在人物塑造上也作了多方探索。穗青说：“读过《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没有不惊呼托尔斯泰的艺术形象创造的技巧的卓越。的确，在托尔斯泰的笔下，那些人物，哪有一个不是栩栩如生的，我们似乎听见他们的声音笑貌，同时，简直就可以用手触摸到他们那躯体似的。”[7] 作家在文学大师的小说中，领悟到了写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的重要性，对自己的创作竖起了很高的标杆。穗青的小说不多，但每一篇都有一个鲜明、坚实的人物形象。《开小差》中的抗战士兵张有福，《改行》里的穷教师徐进，《归来》中的老张厨师，《草原夜话》里的蒙古老人，都有可触可感的形象和性格。《在火车站上》中的副站长姜尚志，《脱缰的马》里的归乡战士成庆根，不仅有着突出的个性，而且有着深邃的共性，个性与共性得到了较好的融合，达到了某种典型的高度。田景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仅类型多样，而且性格鲜明。《守忠叔》里的传统农民守忠，《卖鸡子的妇人》中的李寡妇，《偷柴》里的搬运工人李四，《水警》中的公园警察张三虎，《钱的作祟》里的王先生，《乡村的新事》中的回乡大学生李润成，《一个顶楼上的朋友》里的大学生老田等，这些普通农民、乡村妇女、车站工人、公园水警、学校教师，青年大学生，各有个人性格和阶层特征。李寡妇、守忠叔，则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田景福笔下的人物，有的性格鲜明却缺乏丰富性，有理念化痕迹。

营造严谨、丰富、稳定的小说艺术模式，使现实主义小说规范化甚至典范化，是山西现实主义小说作家的一个高远目标。现实主义小说历经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的探索、创造，已经形成了一种完善纯熟的艺术范式，山西新文学充分吸取了前辈大家的创作传统与经验，并力图在既有的基础上，探寻自己的目标与路子。鲁迅、茅盾等大家，都是精英知识分子作家，未必适合山西所有的新文学作家。他们需要找到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前辈作家的大路上另辟蹊径。譬如赵树理，他承传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与思想，却执着地开辟出一条“通俗化”“大众化”现实主义新途。田景福、穗青也属于知识分子作家，他们选择了一条“中和”的创作路子。譬如在题材的选择上，田景福和穗青都选取了故事与人物相交融的表现方法，即以人物为主而又重视故事，情节随着人物性格发展，人物在情节推进中呈现。田景福更注重人物命运的逻辑展示，穗青更倾心人物心理性格的刻画。譬如在主题意蕴的表现上，田景福与穗青都重视作品的社会性、教化性、审美性功能。因此他们所确立的主题思想，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功利性。田景福的小说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官吏的腐败、民众的苦难、国民劣根性的深重，有着浓重的现代启蒙色彩。穗青的小说大都写的是抗战题材，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恶，鼓舞民众的抗日精神、斗争，展示抗战士兵的心理、思想转变，就成为他小说的重要主题。他们的小说对推动社会，启蒙民众，都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在小说情节结构的创造，在叙述视角与叙事语言，在地域环境与民情风俗的描写上，他们都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建构，形成了山西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模式与特点。

田景福、穗青的现实主义小说，在山西二三十年的新文学中，达到了一定的思想艺术高度，对当时和后来的山西文学有着相当的影响。但他们所奉行的现实主义也有一定的局限，特别是当它成熟为一定的模式之后，这种局限就更为明显。譬如它的理念化乃至概念化倾向，譬如表现形式与手法的保守固化等，如果不借鉴其他创作方法和手法，它就会逐渐萎缩。田景福、穗青后来为什么中断了小说创作，原因自然有社会的、个人的许多种，但与这种过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不是也有某种关系呢？

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

文学史家卢洪涛说：“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更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具有了开阔的视野，更多了政治的内涵，更加深入现实，肩负起变革现实、改造社会的重任。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五四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基础上作了新的开掘，提出了更多、更深刻、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并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取得了重要的收获，获得了长足的进步。”[8]

整个3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是山西浪漫派小说、现代派小说逐渐退潮，现实派小说趋向高涨的时期。赵树理“通俗化”“大众化”小说有了第一批成果，高沐鸿从现代派转向现实主义写作，李健吾创作了写实成分较重的长篇小说《心病》，姚青苗最初的小说创作大都有现实色彩。特别是田景福，1935年回到太原后，一边开展有声有色的文学研究和创作活动，一边潜心探索、创作现实主义小说，形成一个创作“高峰期”，大部分发表在上海《新中华》《东方杂志》《国民文学》等重要刊物上。还有穗青，1937年进入晋南的第二战区，一边担任抗战报刊的编辑、记者，一边开始小说创作，最初的两部中篇小说就获得成功与好评，发表在全国的重要刊物《文艺阵地》和在自强出版社出版，受到茅盾和著名评论家的赞赏，他的小说创作延续到40年代。

在田景福、穗青手里，现实主义小说已经丰满、成熟，形成了一套思想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

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塑造，既是一个文学的思想观念问题，也是一个表现方法手法问题。田景福笔下的人物形象，情节集中、性格突出，往往从人的命运轨迹中突出形象。譬如《守忠叔》，作家刻画了守忠叔和“我”（福儿）两个人物形象。守忠叔是外路人，祖父辈就来到村里成为“我”家的仆人。他勤劳、节俭、忠厚、“认命”，在“我”小时候就看护“我”、帮着“我”，“我”对他十分亲热、关心。后来他被“我”的父母逼走、到外村当长工，但各种赋税摊派使他一个人都养活不了自己。他因交不出沉重的捐款，与村长、县警发生冲突，误撞石头狮子而悲惨死去。生活的艰难、如虎的苛政，使一个老实农民不得不抗争，结果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他从乐天知命到坚韧承受，到奋起反抗，走过了一条漫长而痛苦的道路。是北方农民的一个代表性形象。还有《刘二哥》，同样写了老实农民刘二哥、富家子弟“我”（如宝）的形象。“我”在这两篇小说中都是出身富家的知识分子形象，“我”对守忠叔、刘二哥都充满同情，力图启蒙、帮助他们，他们身上既有愚昧、奴性等国民劣根性，更有忠厚、善良、抗争的可贵品格。“我”自省其实软弱无力，难以救助他们。在这些小说中，不难看出鲁迅《故乡》的深刻影响。譬如《卖鸡子的妇人》，展现了一个农村寡妇艰辛、屈辱、悲凉的悲剧命运。这个连姓名都没有的丧夫女人李寡妇，靠养鸡做女工维持生计，把希望寄托在儿子长大顶门立户上。儿子长大下煤窑打工，却累得吐血得病，无钱看病不幸早亡，她也在贫困、絕望中死去。这是一个性格倔犟、意志坚定的女人。寡妇门前是非多。她置身在村民的道德监督、世俗窥视以及对钱物的算计之中，儿子的死则彻底摧毁了她的精神支柱。李寡妇的形象虽然感人，但有较多的理念痕迹。这一形象显然受到了鲁迅笔下祥林嫂的启迪而创作出来的。譬如《乡村的新事》，塑造了一个崭新的革命青年——李润成的形象，这是一个北京某大学的学生，还未毕业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他本可以在京城谋一份差事，但却回到故乡暗地里宣传革命。家里老父亲失望、愤怒、责骂。村里的小商人张大发，勾结他昔日的同学以及洋行副经理，企图把他拉入利益团伙，用物质、金钱、职位诱惑他。但他不为所动，组织青年及乡亲，宣传革命、抗日，揭露汉奸、奸商借招工之名祸害村民的罪行。最后与年轻伙伴悄悄劫杀了作恶多端的洋行干事与副经理。小说塑造了一个沉稳、清醒、机智、勇敢的青年革命者形象，展现了他回到故乡的性格、心理、精神变化，是田景福小说中一个闪耀光彩的形象。

穗青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集中在特定环境和时间中，呈现人物的性格、心理和精神。人物的性格和精神是内敛的、矛盾的、丰厚的。这就比田景福的人物形象，更多一点思想艺术内涵。但穗青的人物形象类型较少，主要有铁路工人、抗日士兵、普通厨师、贫穷教师等，这方面又逊色于田景福。《在火车站上》以日军侵略为背景，刻画了一位车站副站长姜尚志，从上进青年变成消极工人，在战争中又成为勇敢青年的转变人物形象，揭示了战争对人的激发、改变的巨大力量。其心理和精神的蜕变是深切而感人的。譬如《脱缰的马》，茅盾对作品“故事结构的谨严，人物心理描写的细致”等都给予赞赏。以群、姚雪垠也评价是一部“成熟的”“卓越的”“平平实实的现实主义”作品。李健吾称：“这是一篇杰作”。作品最成功的，是塑造了一位乃至多位独特、丰富、深邃的人物形象。主人公成庆根是一个抗日部队的模范战士，他从请假回乡，到打算留村，到反抗村霸，到悄然回归部队，经历了一场同亲人的纠葛、同村霸的斗争，经历了一场情感上、精神上的惊涛骇浪。他终于挣脱了家庭和亲人的挽留、阻拦，击败了村长、财主的阴谋诡计，卫国保家的革命信念，战胜了小农生产者的保守自私的感情和思想，一个可亲可敬的抗日戰士的高尚形象力透纸背。正如有文学评论家所说的：“《脱缰的马》的人物塑造是很成功的。庆根，成二夫妇，贾四爷，玉娃（庆根的妻子）都写得很好，特别是庆根、成二夫妇都写得相当成功。”[9]

情节结构模式的选择、运用，是现实主义小说格外注重的艺术问题。一个作家，你的情节结构越灵活、越多样，说明你的文学功底越丰厚，创造空间越广阔。山西3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情节结构模式上就已十分成熟，特别是在田景福、穗青的小说创作中，情节结构已是丰富多姿。譬如故事模式。田景福的处女作《蛇和桥》，就是民间故事的“重写”，情节优美动人，引人入胜。还有《割禾》写农民夏天抢收麦子，《聪明的人》写毒品泛滥，两家人走上吸毒贩毒的路子。穗青的《改行》写一位穷困教师徐进、意欲改行又反悔的经历;《归来》写厨师老张在两种不同环境中的遭遇与感受。都是以情节为主线，显示人物的性格与精神的。譬如人物模式。这种模式突出的是人物形象，情节是否完整、引人，倒在其次。其实过分紧张、完满的情节，有时倒容易淹没人物形象。田景福《水警》刻画了一个公园水警张三虎的形象，他在看守水塘，预防有人跳水自杀的差事中，表现出的忠厚、认真、诚实的性格，令人同情、感动。《一个顶楼上的朋友》描写了“我”的同宿舍朋友老田，他从一个穷困懒散的大学生，变成一个投奔抗日前线的革命青年，让人感受到他深藏的爱国感情和时代对青年的有力召唤。穗青的人物模式小说显得更为纯熟，他往往选择普通人物、日常生活展开，这样就更需要精心地刻画人物的形象、心理乃至细节。《在火车站上》中的姜尚志、《脱缰的马》里的成庆根，都是出色的人物模式小说，这里不再赘述。譬如意境模式，这种小说着重表现环境美、人物美、言语美，是小说中的诗。穗青的《草原夜话》，壮阔的沙漠、美丽的草原，一支小部队的奔袭，蒙古老人关于狼与羊的故事，构成了一篇优美、渺远的意境小说。譬如自述模式，这类小说由小说中的人物自说自话，或讲述、或日记、或书信，组织人物与情节，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和情调。穗青的《开小差》，主人公张有福是开过小差的抗战士兵，由他向新入伍的士兵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情节生动自然，语言朴实幽默，是一篇短篇小说佳作。

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人称与叙事语言，历来是一个基本的、重要的艺术问题。它要求作家选择恰当的叙述人称，要按照一定的题材、人物和主题，找到最佳叙述人物。要求叙事语言要准确、简练、生动，富有个性。田景福和穗青都很注重语言的运用，大多选择第三人称，有时也选择第一人称。他们的叙事语言都是知识分子型的，但又有明显的区别。田景福的语言简练、灵动、抒情;穗青的语言含蓄、深沉、丰厚。代表了30年代山西现实主义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

在融汇互鉴中笃定前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西成为抗战主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全国范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打开了全面抗战的新局面。在山西，阎锡山受任抗日第二战区司令官，统领晋绥两省的军队，军政首脑机关迁往晋南吉县的克难坡。阎锡山与共产党结成统一阵线，正面战场和游击战场相配合，展开了艰苦、持久、悲壮的抗日战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山西的新文学经历了“左翼”文学的洗礼，又进入抗战文学时期。

山西的抗战文学，不仅是中国抗战文学中的光辉篇章，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重要一页。按照区域的划分，当时的山西文学并存着三种形态的文学。一种是国统区和“阎统区”文学，另一种是国民党管辖下的抗战文学，还有一种是革命根据地文学、后又演变成革命解放区文学。但不管是哪一种形态的文学，战争大于一切，救亡压倒启蒙，抗战保国成为文学最重大的主题。正如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中说的：“文学必须成为在抗战中教育群众的武器，就是她必须反映民族自卫战争的现实，把民族革命的精神灌输给广大的读者。中国的新文学是沿着现实主义的主流发展来的。现实主义和文学的功利性常常连结在一起。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不曾占有过地位。”[10]

抗日战争、抗战文学，把不同的文学组织社团，各种各样的作家艺术家，形形色色的文学思潮与方法，都百川汇流地聚集、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力地支援、推动着抗日战争的发展。那种倡导个体解放、启蒙民众的新文学，那种主张效法西方现代文学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逐渐地被“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文学，被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强大潮流，所淹没、所取代。就山西三四十年代的作家群体来看，有三种类型的作家。一种是生活、工作在国统区和“阎统区”的进步、革命作家，包括二战区的作家。一种是抗战时期，来自全国各地奔赴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还有一种是土生土长又工作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本土作家。三种作家人生经历、文化程度、思想观念、文学追求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凝聚在抗战文学的旗帜下，建构着一种“战争与和平”的宏大文学。

国统区或“阎统区”的作家，人数众多，情况复杂。有的生活在山西，有的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田景福是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绝大部分作品表现30年代初中期北方农村生活，涉及抗战生活的只有《乡村的新事》，后献身于基督教青年会事务，中断了创作。穗青从铁路部门转到二战区的宣传文化战线，在编辑、记者工作之余，创作了多篇抗战题材小说，有数篇成为抗战文学名作。姚青苗1938年进入二战区工作，在《黄河》文学杂志、《国民日报》副刊任编辑、主编，同时全力以赴投入小说创作，发表了百余篇表现抗战斗争和生活的短中长篇小说。《山上》《心谏》等小说，以写实手法揭露日军残酷的侵略，国军内部的矛盾、内讧现象;而《柳河上》《中条山的杜鹃花》等，以浪漫笔法书写了古老山村的幽静、年轻抗日战士的青春美、爱情美。他的浪漫小说总胜现实小说一筹。张颔的《惠民壕》写农民周旋、应付在日军与国军之间，表现了农民艰难生存中的胆略与智慧;《蝙蝠》刻画了一个汉奸贪婪、狡猾的丑恶形象;《杜鹃》写一位山村放羊娃孤独、悲惨的人生遭遇，在重重大山和寂静荒凉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悲凉。几篇小说显示了作者扎实的现实主义功力。贾植芳的小说也不多，《我乡》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故乡在战争中的混乱、贫穷、破败景象，以及农民的觉醒与抵抗;《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以纪实手法塑造了一位由乡绅成为抗日英雄的动人形象，作为知识分子“我”对自己懦弱的反思和对民众力量的认识。不难看出，姚青苗、贾植芳等的小说，依然承传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和写法，依然蕴含着对社会人生的剖析、批判思想，使他们的小说显得格外深刻、有力。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关露，创作有长篇小说《新旧时代》，短篇小说《殁落》《仲夏夜之梦》等;辗转在北京、重庆等地的荆有麟，创作有短篇小说《金木匠》《笪六爷的计策》，长篇小说《间谍夫人》等。这些作品表现了更广阔的乡村和城市生活，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特色，同样是山西三四十年代文学中的组成部分。

战争时期，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吸引了大批青年作家和艺术家，前往参加工作、深入生活、从事创作，写出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剧本等作品;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也收获丰硕。譬如于黑丁的《野祭》，写一支八路军突击队奉命增援我军的袭击任务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和牺牲精神。譬如刘白羽的《黄河上》，写晋西北一支19人的抗日小分队，同日军的殊死作战。譬如柳青的《牺牲者》，写八路军一个班在排长带领下，边站岗放哨边回忆年轻战友的英雄壮举的感人场面。譬如萧也牧的《秋葵》，写战地医院护士秋葵与她的一家人，在隐藏和保护八路军战士“我”的惊险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勇敢精神和军民感情。譬如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以农村干部“我”为视角人物，细腻地讲述了乡村姑娘金凤争取婚姻自由自主的坚韧努力。譬如莫耶的《丽萍的烦恼》。写革命队伍内部知识女性与“大老粗”军人在爱情婚姻上的矛盾冲突，小说受到了过激的批判。此外，1938年萧红与萧军等作家，赴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到武汉后创作的《黄河》与《孩子的讲演》，都是写抗战间隙的日常生活、人物琐事，但意蕴丰盈、充满诗意。这些作品视野开阔、立意新颖、写法多样、语言灵动。与山西那种朴实、厚重的现实主义小说形成对比，对丰富、促进山西抗战文学，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抗战文学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生活工作在各根据地的山西本土作家，创作上获得了一次空前的突破与提升。赵树理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轰动抗日根据地，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成为抗日根据地文学的样板。同一个时期，李古北的《大柳庄记事》《未婚夫妻》;马烽的《第一次侦查》《张初元的故事》;束为的《租佃之间》《红契》;西戎的《我掉了队后》《二爹》，孙谦的《兄弟》《村东十亩地》;胡正的《碑》《民兵夏收》等等，真如雨后春笋般在广袤的根据地沃土上生长出来。他们的作品敏锐而逼真地表现了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新政权建设、生产劳动，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干部、战士形象，描绘了山西各地的地域风貌和民情风俗，呈现了民众特别是农民喜欢的表现形式和语言。之后，随着抗日战争转向解放战争，山西本土作家又努力表现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充分发挥了文学参与现实、推动历史的强劲作用。赵树理与“西李马胡孙”等的小说，其鲜明的现实性、地域性、农民性特色逐渐形成，后来被命名为“山药蛋派”，在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一直被尊为主流文学。

从批判现实主义到“左翼”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山西现实主义文学同全国现实主义文学一样，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漫长的道路。

注：

[1]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2]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页。

[3]董大中：《景梅九，新旧文学的桥》，張成德主编：《跨越沧桑的美丽》，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4]杜鹏程：《田景福小说选·序言》，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5]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6]董大中：《田景福小说选·后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

[7]穗青：《漫谈托尔斯泰的写作技巧》，《雍华杂志》1948年第1期。

[8]卢洪涛：《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9]屈毓秀主编：《山西抗战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页。

[10]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周扬文论选》，朱耀军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页。

【作者简介】 段崇轩， 1952年生，山西原平人。197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历任山大中文系教师、《山西文学》月刊社编辑、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1978年开始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评论研究，著有长篇传记《赵树理传》（合作），评论集《生命的河流》《边缘的求索》《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专著《乡村小说的世纪沉浮》《马烽小说艺术论》，散文随笔集《蓝色的音乐》等十多种。专著《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多篇作品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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