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结盟外交的历史考察
刘新成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最引人注目的外交举动，一个是出席七国集团慕尼黑安全会议，高调宣称美国的“大西洋归来”；
另一个是举行美印日澳四国首脑视频峰会，打造印太同盟。总统上台伊始就环绕世界三大洋搞“团团伙伙”，这无论在美国总统执政史上，还是在美国外交史上都不多见，足应引起注意。这种结盟外交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前景如何？我方应如何应对？为回答这些问题，不妨对西方的“结盟外交”进行一番历史考察。
这需要从欧洲中世纪说起。欧洲中世纪是封建时代，但他们的封建（feudalism）与我们不同，把feudalism一词译为“封建”本身就不妥当，这是题外话暂且不谈。最大不同表现在政治体制上，我国是大一统，西欧是等级制。所谓“等级制”即土地逐级封授，授予者叫封君，受封者叫封臣，而封臣可以把其土地进一步分封，在次级分封中，他是封君，而受封者是他的封臣。这种分封制貌似有序，但有一个致命“硬伤”，即“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说白了，就是“我的下级的下级不服从我的指挥”，这就为“臣下”留下了闹“独立”的空间。更要命的是，封臣可以随意改换门庭，这个主子不合吾意，立马投靠另一个主子。更有许多封臣为扩大封土向多个封君效忠，这样在理论上他就有义务为每一个封君去打仗，如果封君之间发生纠葛，这个封臣为谁卖命，就看他与谁“结盟”了。分封关系错综，必导致矛盾纠纷，骑士风尘仆仆到处打仗遂成为欧洲中世纪的一道风景；
主仆关系松散，必造成敌友互换变幻莫测，“结盟”成败就成为战场的胜负手。整个西欧中世纪，说“无日不战”“无处不盟”，恐不过分。
进入近代，封建不再，民族国家兴起，但欧洲仍处于“割据”状态，因为这些所谓民族国家正如《欧洲史》作者[英]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所言，不过是以“君主与臣民的统一意志”替代了封土制下的离心倾向，然而欧洲民族国家即以封建公国为基础，欧洲必呈现小国寡民的局面。及至17世纪，欧洲国家仍多如“蚊蚋”[英国首相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语]。在这种局面下，英法、神圣罗马帝国等少数大国长存吞并之心，怀称霸欧洲之意，导致近代欧洲仍战火不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年）开风气之先，一朝发起四次大规模战争，前后持续29年。面临入侵，小国唯有抱团自保，或攀附大国以存，再加上大国彼此倾轧中也需要拉帮结伙，所以在欧洲文艺复兴至19世纪发生的100多场重要战争中，每每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联盟体。即使未介入战争，也要结盟自保，只是方式“浪漫”：“让强者去打仗，而你幸运的奥地利，结婚吧！”（欧洲古谚）
为说明近现代欧洲国家的结盟现象，下面通过三大战事从16世纪至18世纪各举一例：
16世纪初的意大利战争（1494—1514年）。这场战争持续20年，因法国国王查理为收回名义上享有权利的意大利半岛领地而引起，战火燃及法国、德意志、意大利和伊比利亞半岛，计有意大利城市国家、卡斯提尔王国、阿拉贡王国、法国、英国、瑞士、神圣罗马帝国、教皇国等多个主权实体卷入，彼此之间因形势变化，随机形成不同的联盟组合，包括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牵头、有伊比利亚半岛卡斯提尔王国和阿拉贡王国以及意大利诸城市国家参加，针对法国的“威尼斯同盟”；
法国与卡斯提尔王国共同对抗威尼斯的“法西同盟”；
以教皇伊利乌斯二世为首，由法国、卡斯提尔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组成，对付野心勃勃的阿拉贡王国的“康布雷同盟”；
教皇国与阿拉贡王国、英国、威尼斯、瑞士各州组成的反法“神圣同盟”。最终法国战败，战争以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新教皇列奥十世达成和解而结束。
17世纪的30年战争（1618—1648年）。这是一起由神圣罗马帝国内部诸侯纷争引起，因宗教改革运动后又产生天主教和新教的尖锐对立，最终演变成欧洲首次全员混战的战争。战争以两大同盟对抗的方式展开，一方以德意志新教诸侯和瑞典、丹麦、法国为主，得到荷兰、英国、俄罗斯的支持，称为“新教同盟”（法国是信天主教的，但是为了称霸欧洲和新教国家站在了一起），另一方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为主，并得到教宗和波兰的支持，称为“天主教同盟”。战争最后以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
18—19世纪之交拿破仑战争（1793—1814年）。这是一场法国图谋称霸欧洲的战争，其他国家建立的反法同盟达七次之多。然而反法同盟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勾心斗角，彼此防范，有些成员国出于自身利益甚至不惜认敌为友，与法国结盟。算上这种“奇葩”同盟，拿破仑战争中至少建立过10次同盟，其组合方式令人眼花缭乱：1799年，奥地利、俄罗斯和英国结盟；
1801年，法国、英国、奥地利结盟；
1804年，奥地利、英国和俄国结盟；
1807年，俄法结盟；
1808年，法国、西班牙结盟；
1814年，英、奥、普、俄结盟，后有瑞典、西班牙、荷兰加入。1814年9月—1815年6月，为制裁战败的法国，俄、奥、普、英在维也纳召开会议，组成四国神圣同盟。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的结盟史，众所周知，此处不赘述。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西方结盟外交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结盟是惯性思维，有历史传统。第二，结盟通常与战争相连，是对抗思维的产物，因现实或假想的敌人而存在。第三，结盟通常打着意识形态的招牌，十字军的“基督教”、30年战争中的“新教”和“天主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自由民主”莫不如此。第四，盟友关系并不牢固，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年）曾宣称，为了国家利益对外国说谎是正义行为，在他那个时代，外交官已是“骗子”的同义词。拿破仑战争中，同盟建得快，散得也快，英国是反法同盟的后台组织者，但多次遭到背叛，陷入被孤立的窘境。史家指出，拿破仑战争中这种朝三暮四的现象正是后来西方结盟外交的基本范式。第五，结盟多从主权和安全角度出发，经济利益的考量并不多见。
再说中国。也从封建社会说起。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边陲，东面临海，西边和南边为高山阻隔，北边是冰天雪地。近代以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大一统国家，与外界有夷夏之分、宗属之别，却无“国际关系”，因此没有结盟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对惨遭各种帝国主义国家联盟野蛮侵略、掠夺与蹂躏的经历刻骨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是不结盟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本着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构想，主张国家之间建立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结伴与结盟的根本区别在于：第一，它的指向是结伴国家经济社会共同发展，推动根本意义上的全球安全，而不是一国一时的得失；
第二，其思维起点是合作，而不是对抗，也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且无意识形态色彩；
第三，主张真诚协作，互信协商，尔虞我诈、“朝秦暮楚”是为伙伴所不齿的行为。结伴原则为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价值取向，为人类和平提供了新的行动方案。然而，它不在西方的外交语汇之中，让他们理解和接受恐怕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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