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陶瓷器皿色彩的符号学分析

赵柯明 于帆

摘  要：分析唐代陶瓷器皿色彩所蕴含的独特的审美符号，能够更清晰地展现中国传统色彩的历史延续性与象征性。本文从符号学的色彩理论出发，对现存的唐代陶瓷器皿的色彩进行研究，分析其色彩符号的语构和语义。唐代陶瓷器皿色彩的丰富多样反映出唐代人民独特的色彩意识与美学观念。

关键词：符号学;色彩;唐代文化;陶瓷器皿

符号一般可以认为是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与认知，可以是经验的积累或者思考的结果，并且可以引起共鸣。人们通过日积月累的生活经验以及文化的沉淀去感触事物，通过理性的判断将其进行归类，并代以符号表示，与此同时人们也在通过符号来展现并交流着自己的综合文化[1]。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符号代表着事物的演化与本源。而色彩作为一种视觉符号，反映了人的精神和情感，并折射出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历史性等特定的社会内容[2]。唐代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繁荣的年代，其丰富的文化内蕴使造物与设计呈现出了深广的创新性。而陶瓷器皿作为与普罗大众密切相关的用具，其绚烂绮丽的色彩贴切地反映着唐代人民的生活。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以唐代陶瓷器皿的色彩为例，进行符号学分析。

一、符号学视角下的色彩理论研究

符号学的核心是研究事物如何通过符号建立差异的过程。根据皮尔斯的概念，符号被用作另一事物的他者，以传递关于这个事物的概念。他将符号学的三个领域定为符号、对象和解释项。如下例：符号：画中地平线上的淡蓝色区域;对象：天空;解释项：万里无云的晴天或是美好的心情等。

莫里斯根据皮尔斯的概念定义了符号学的三个研究领域：语法，语用和语义。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是“语法”，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是“语用”，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语义”。

何塞·路易斯·凯瓦诺在《色彩与符号——一条双向渠道》一文中，根据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对色彩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合与归纳：色彩语构指色彩的组合与相互作用的定律，如色彩对比的七个原则等;色彩语义是指色彩表示其他事物、传递信息的能力，如色彩的意义如何随着文化、地域、性别等因素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色彩语用是指色彩对于人的行为、生理、心理的影响等[3]。

此次研究将色彩视为一种符号，唐代的陶瓷器皿作为研究对象，其所蕴含的文化背景作为解释项，从色彩与形态、色彩与装饰两个角度进行研究，搭建色彩数据表格，分析唐代陶瓷器皿色彩的语构关系，再进一步探索唐代陶瓷器皿的色彩的语义。

二、唐代陶瓷器皿色彩与形态的关系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造物都要讲究形态与色彩之间的和谐，因此首先要将研究对象根据形态进行分类，如图1。

（一）碗盘类器皿色彩的符号学研究

图2为碗盘类器皿色彩数据可视化图表。

1.从色相上来看，整体偏暖，以黄赭色为主，象征着荣耀、成熟、轻快、希望等，体现的是唐代人民生活表面上的光鲜与欢乐。圆形口器皿的色彩中也有一部分呈蓝、绿色，蓝色与绿色具有较强的扩张力，能够为人们的自我发掘与探索提供一个深远、平静的空间，体现的是在盛世狂欢的背后人们开始对宇宙与未来进行思考，如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阶级的崛起与宗教哲学的发展等。这盛世狂欢与思想探索的矛盾正是唐代展現出的时代魅力。

2.从亮度上来说，圆形口器皿的色彩亮度相对较低，花形口器皿的色彩亮度相对较高。在唐代，花形口陶瓷器皿多出现在中晚唐时期。安史之乱之后，唐朝面临内忧外患，国力骤减，人们无法在沙场上建功立业，便将重心转向市井之间的财富攀比，因此造成了用具器皿造型的复杂化[4]。而高亮度的色彩更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并且更能够刺激人们的情绪，花形口器皿色彩的明快体现的是唐代人民对往日美好生活的依恋情结和不愿输于前人的心境，这种好胜心正是唐代人民在社会走向衰败时的挣扎与腐化的表现。

（二）瓶罐类器皿色彩的符号学研究

图3为瓶罐类器皿色彩数据可视化图表。

从色相上来看，短颈器皿色彩整体偏暖，多用黄釉、茶色釉、酱釉、黑褐釉，长颈器皿多用蓝釉、青釉等。从目前的唐代陶瓷器皿的现存状况来看，其大多都比较圆润，高度与口径的比值趋于1，像数学符号“圆”，演绎出了那个时代的华贵丰腴之美[5]。因此作为主流造型的“短颈圆润”的瓶罐器皿，其多用华丽明快的颜色，反映了唐代人的富余与自豪感。其次，随着封建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寺院经济的充分发展，佛教各宗各派也开始深入探讨佛理以及宇宙哲理问题，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而长颈器皿多用于佛教的法事净手，使用者多为信佛之人，而青绿色在佛教中为本源之色，因此，青绿色多为长颈器皿中的重要色彩。另外，由于上等青釉要求极高的技术，因此在唐代，纯正的青瓷数量较少。

从饱和度上来看，前者的饱和度普遍较高，而后者的饱和度偏低;从亮度上来看，多数短颈器皿亮度偏低，而长颈器皿大多亮度偏高。

三、唐代陶瓷器皿色彩与装饰的关系

在唐代，器皿往往存在着大量的装饰，而在符号学中的色彩理论研究中，色彩装饰的多寡也反映着深刻的内涵。因此将色彩与装饰的研究可以分为单色器皿与多色器皿的底色对比研究、规则形态装饰与不规则形态装饰色彩对比研究以及三彩器皿装饰色研究。

（一）单色器皿与多色器皿的底色对比研究

图4为单色器皿与多色器皿的底色数据对比可视化图表，由于三彩器皿的特殊性，因此将其单独列出。从色相上看，整体以黄赭色为主，但单色器皿底色也有一部分为蓝绿色;从饱和度上看，单色器皿底色<多色器皿底色<三彩器皿底色;从亮度上来看，单色器皿底色范围在35度—70度之间，且较为集中，多色器皿底色亮度范围较松散，在21度—80度之间，而三彩器皿底色在30度—75度之间。

联系唐代的背景对上文的图表与文字进行分析。首先，在唐代，单色器皿具有两个特点：（1）只使用一种色彩的陶瓷器皿的造型普遍精致，不需要对其多加装饰以掩盖瑕疵;（2）单色器皿沉静朴素，其存在于众多有复杂装饰的器皿之间，正如儒者在释道两教的挤压下对于自我的反思与挣扎。其次，三彩器皿是唐代陶瓷器皿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种类，从最开始的用做明器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体现的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美满追求以及对来世期盼，因此其饱和度和亮度都较高。

（二）规则形态装饰器皿与不规则形态装饰器皿的色彩对比研究

图5为规则形态装饰器皿与不规则形态器皿色彩数据对比可视化图表。从色相上来看，前者色相差距较小，主色多为黄色系，装饰色多为红色系，后者差距较大，主色多为蓝色系;从饱和度上来看，前者差距较小，后者差距较大，其主色的饱和度较高，装饰色的饱和度相对较低;从亮度上来看，前者差距较大，主色亮度高，装饰色亮度低，后者差距也比较大，主色亮度低，装饰色亮度较高。由此看出，规则形态装饰器皿一般在亮度上区分色彩，而不规则形态装饰器皿的色彩在色相、饱和度、亮度上都有区分。

聯系唐代的背景对上文的图表与文字进行分析，首先，规则形态装饰器皿与不规则形态装饰器皿代表了两种“和谐”。（1）规则形态装饰器皿的色彩代表的是“水乳交融”，多采用邻近色——即按光谱顺序的相邻色，如红於橙、橙於黄、黄於绿，体现的是唐代各个民族、宗教相融所展现出的盛世景象和统一的、宏大的唐代文化;（2）不规则形态装饰器皿代表的是“和而不同”，多采用对比强烈的色彩进行搭配，如深蓝与月白，并且装饰形态呈流动状态，体现的是唐代虽然是封建统一王朝，但具有多种文化百花齐放的审美意识。

（三）三彩器皿的装饰色彩研究

图6为三彩器皿色彩数据可视化图表。将三彩器皿的底色分为蓝色系、绿色系以及黄色系，其中蓝色系器皿较少。从色相上来看，其色彩搭配比较相似;从饱和度上来看，黄色系三彩器皿的装饰色彩饱和度较高，蓝色系次之，绿色系较低;从亮度上来看，绿色系和蓝色系的装饰色彩亮度较高，黄色系的装饰色彩亮度偏低。黄色系作为较“抢眼”的色彩系列，其装饰色会采用一些亮度相对较低的颜色，而蓝绿色系较朴实稳重，装饰色就会选择亮度较高的色彩。由此看出，三彩器皿的色彩的搭配更加鲜明、强烈、饱满、丰富，整体色调更加华丽和谐。

联系唐代的背景对上文的图表与文字进行分析，首先，三彩器皿出现在盛唐时期，体现了盛唐时期日益强烈的时代自豪感，这个时代的审美主体所观察的人和事物，几乎都染上了热情洋溢的主观色彩[6]，在这样的时代思想之下，唐人消费观念越来越偏离中国传统自抑性消费理念的轨道，主要表现在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对礼制的僭越上，比如原本作为明器的三彩制品越来越盛行，并且出现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唐三彩绚丽丰富的色彩，是唐人生活富足，追求生活多姿多彩的重要体现，更表达了唐代人对于自然界的观察，以及对于现世的留恋。

四、结语

唐代陶瓷色彩中丰富的色彩体现出的正是唐代作为当时世界大国的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既有精美纯粹的青瓷、白瓷，又有明艳活泼的花瓷、绚丽大气的三彩，从而形成的多样化的色彩反映的正是唐代人们与众不同的个性与不拘一格气大度。在此次的研究中，从色彩的语法结构到色彩的语义研究对唐代陶瓷色彩的语法结构与色彩的语义结构进行分析，使创作者更能抓住唐代陶瓷的色彩特点。

历史上的物品的原有功能或许已经不重要，但在现在的研究中挖掘其背后的符号寓意，才能展现历史的延续性，带来的新的文化意象。

参考文献：

[1]曹建中，刘学.产品的语意特征分析[J].包装工程，2010（20）：52-54，77.

[2]张凌浩.产品的语意[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3]JOSE Luis Caivano.Color and Semiotics：A Two-way Street[J]. Colo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1998（23）：390-401.

[4]尚刚.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与其特点[J].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37-42.

[5]霍然.唐代美学思潮[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7.

[6]冯振安.浅析中国古代食具碗造型的发展规律[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77-80.

作者简介：

赵柯明，江南大学研究生。

于帆，江南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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