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读《三国》到为曹操翻案

梅敬忠

与《红楼梦》一样，《三国演义》（罗贯中撰，毛宗岗父子编）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史学名著《三国志》（陈寿撰，裴松之注），是毛泽东一生学思践悟阅读生涯中的至爱。从少年“三国迷”，到生命终点的书香留痕，研读“三国”历史文化典籍的芬芳，始终沁入这位伟人的内心，也影响着那个年代的社会政治和党史国史的抒写。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辉煌成就的杰出代表。其宏阔的艺术结构，大气磅礴的人物场面描绘，精彩的故事构撰，将古典长篇小说艺术推上了大雅之堂。书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类型与个性有机结合，主旨鲜明突出。可以说，《三国演义》已成为古人的一部伦理与智谋的教科书。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三国演义》所蕴涵的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主要是忠、义、仁、智、勇等方面，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国民性问题。书中浓墨重彩描绘的有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智慧文化的一些鲜活案例，经过一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宝贵的本土化营养，对不同时代的治国理政均有所裨益。

而作为革命家政治家阅读者的毛泽东，其眼中与心中的《三国》历史文化天地，究竟有何与众不同呢？

乐读《三国》：由信而疑学思践悟

和大多数阅读者一样，被迷人的三国历史故事与传奇人生所倾倒，起初是无比快乐，视其为真实存在的鲜活历史场面的再现，而非所谓“三分虚构七分实事”。少年毛泽东是把《三国演义》当历史书读的。

据毛泽东当年同学萧瑜回忆（《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在毛泽东的童年时代，韶山冲书是极少的，只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聊可流传。毛泽东农忙之中，有空即迷恋阅读这两本书。本来父亲毛顺生坚决反对他读“闲书”“杂书”，却允许他读《三国演义》。其中缘故，不得而知。毛泽东被父亲送到韶山井湾里，在毛宇居开设的私塾读书，竟然也允许毛泽东带上这部书。这使得毛泽东对此书着迷，甚至课堂上也手不释卷地偷看，可谓少年“三国迷”。

1910年，毛泽东远赴湘乡东山学堂读书，也带着《三国演义》。课下他经常给同学们讲三国故事，被同学们称之为“三国故事大王”。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看到《三国志》，更没有看到相关历史书籍，他笃定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据说，当同学中有人说《三国演义》不是历史，毛泽东便与之发生激烈争论，还和历史教师发生过争论；
争论不下，竟然还找到了校长。当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时，他甚至和校长起了冲突。

可见，少年毛泽东是一直把《三国演义》当历史书来读的，也是当作历史著作来相信的。因此之故，他在读《三国演义》时，绝不是只作消遣，泛泛而读，而是认真研究，让三国故事烂熟于心。据李锐所说，毛泽东在读《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时，“极其用心，也像读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这是他一直保持的一种优良的读书习惯”（《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

直到1912年，毛泽东考取长沙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改变了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作为信史的看法。这要感谢校长符定一。符校长器重毛泽东，有意借《资治通鉴》给毛泽东读。毛泽东这才发现，自己原来坚持《三国演义》是纯粹历史，可能是错误的；
但他也辩证地认为，该书应该还是建立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之上的。这个看法到他晚年时也没有改变。

毛泽东研读此书之深，可谓由信而疑，由疑而悟。其独立见解，体现于1918年他在杨昌济教授修身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上所做的多达12000余字的眉批。其中有涉及三国史论的，比如，他写道：

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急，乃人性之所喜也。（《〈伦理学原理〉批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

此种见解，思考甚深，非一般阅读所能感悟。

悟读《三国》：由悟而谋经略天下

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读《三国演义》不是看热闹，“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他说，读《三国演义》能使人聪明，能“对社会多了解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加分析能力”。毛泽东号召高级将领和普通战士都要读《三国演义》，并指导他们“要学会当评论员”。

谋略之智从来就是中国人的智慧。谋略文化属于中国大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在形态上的集中体现就是谋略，即谋人谋事谋国谋兵谋生谋福的智慧。在毛泽东喜读的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应该是毛泽东经略天下革命历程中，最具现实感悟，活学活用，古为今用，达致自如境界的经典。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兴亡史，自黄巾起义一直写到西晋王朝诞生，可谓百年历史大格局，一部形象生动的《三国志》文学阐释文本。其中对混乱年代宫廷政治乱象浓墨重彩的描绘，对各统治集团人物明争暗斗血与火博弈的揭示，对服务于政治目标之军事斗争的睿智抒写与精彩展现，对正统思想、国家统一与“王道”“仁政”理念的讴歌，无不构思奇巧，情景动人，启人心智。

對战争场景酣畅淋漓的铺陈描绘，对谋略与智术的生动的展示，对各政治集团纷争斗智的叙写，无疑是《三国演义》最为出彩之处。但谋略与智术只是表象，其深藏于背后的，应是作者和编撰者对仁政德治政治理想与忠义信仰之大道的热情讴歌。“以人为本” 与千秋“忠义”，最终成为了明政治家的明智抉择和“乱世”子民的期盼。《三国演义》中所呈现的政治、军事斗争及谋略故事，无疑启迪着毛泽东的智慧，丰富了他的斗争经验。在谈论三国故事时，毛泽东是纵横捭阖、如数家珍；
应用三国典故，也是娴熟自如、贴切妥当。

《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谋理论，《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更为实操性的谋略智慧，对于深谙传统文化精髓的毛泽东，不是纯理论的罗盘推演，而是了然于心的不断取胜的创新拓展。所以，当有人诋毁他，说他指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三国演义》，他只有呵呵一笑。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广为人知。1932年1月，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被错误地扣上了“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帽子，又生了重病，于是来到瑞金东面的东华山，住在古庙里埋头读书，主要读的是《三国演义》。但却遭到批判，说他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
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解释过先后受到的三次大的处分：

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

他还回忆说：

1935年前后，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黄允升：《〈遵义会议纪实〉若干史实辨正》）

能够看出，毛泽东并未否认其军事思想受到过《三国演义》的启发。他后来的军事著作也常常引入三国时的战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曾明确提到“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

延安时期，毛泽东仍然对《三国演义》保持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延安和晋、冀、豫解放区等都先后出版了《三国演义》。毛泽东曾经对搞干部工作的同志说：“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我看后得益匪浅。”并且很推崇《三国演义》中很多布置兵力的方法。据当时毛泽东的警卫员王涛回忆，毛主席建议他看《三国演义》，说是“《三国演义》很有意思，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打仗，怎样布置兵力的”。毛主席还介绍方法说：“不一定看通本，可以抽一些片段读。我抽时间先给你们讲讲，讲完你们再看。”毛主席利用休息时间，给警卫员讲“三国”的故事。每一次，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听过毛主席讲故事以后，大家再去读书，就感到特有情趣，也好懂得。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说：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

毛泽东说过，“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如果生搬硬套，死啃书本，甚至直接照着《三国演义》打仗，则是毫无胜算。毛泽东只是用书中的战例启发智慧，开拓思路，并结合战争的实际去灵活判断，进而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这才是行之有效的方式。正如毛泽东思想只有摈弃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细读《三国》：有感而发评说用人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评论，常常是有感而发，言简意赅，也蕴含着他的辩证法分析方式。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最为频繁，也最为从容。为了更广泛了解三国时期情况和分析三国人物，他引入相关历史著述作参照，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注意关于三国的最新研究成果。毛泽东研读现代学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赞赏有之，却也经常对这部书提出质疑甚至批评。

1952年前后，毛泽东购置了一部清朝乾隆时期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大字本，对其中的《三国志》，毛泽东读了又读，比照着读《三国演义》，在两部书上画圈批注极多。到外地去时，所带常读图书中，必有《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大字线装本。

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更勤更细，并且扩展到读相关人物传记。他还向全党干部推荐一些列传。他在列车上读了几遍《张鲁传》后，在郑州会议上就张鲁的话题讲了许多话，还就此撰写了长达千字的按语，作为红头文件，发给高级干部，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人民公社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还要求干部读《刘晔传》，他在一份文件上专门批示道：“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1958年9月，毛泽东乘专列巡视大江南北。在车上阅读《三国志》，与随行的张治中和罗瑞卿谈话。毛泽东说：

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在1959年3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借古喻今，对三国时期几个主要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出主意，用干部”这个问题上进行比较。他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
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
袁紹则属于不称职的领导，“见事迟，得计迟”。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同工作人员谈话时说：

（《三国演义》）这套小人书不简单哪，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操，烧出一个三国鼎立。刘备犯了错误，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诸葛亮临危不乱，安居平五路，稳定了蜀国局势。“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符合辩证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汉朝的张良和三国的诸葛亮都比较出色。（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

从三国历史文化中，毛泽东还研读出了干部年轻化的主题。

毛泽东很关注《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特别点评过几位主角的年龄和才干。1953年5月3日，他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谈话时说：

三国时代，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共青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这行吗？

1957年4月上旬，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在谈到要提拔党龄短、年纪轻但有能力的干部时，再次举例说：

赤壁之战，程普四十多岁，周瑜二十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二十七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誉，之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举上述三国故事说：

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鲁肃四十岁，曹操五十三岁。事实上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1965年1月25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说：

看起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诸葛亮当时才二十七岁，孙策初干事时，不到二十岁，孙权更小。

如此打通古今，如数家珍，用历史照射现实，真乃腹有诗书气自华，具有高超的沟通艺术。

审读《三国》：由审而辩为曹操翻案

毛泽东研读《三国演义》，重在古籍新解，古为今用。他经常跟各级干部、身边工作人员谈三国，妙趣横生。他是想借三国中的人物与案例，启发干部的创新思维。

在七十余年的《三国演义》阅读历程中，毛泽东对其中的人物品评和分析，不是就史论史，拘泥于史书，而是以唯物史观的方式评价这些人物，赞许他们的长处，分析他们的弱点。据统计有30多人被他点评过（完颜亮《毛泽东读古典名著》）。

毛泽东的点评，往往一针见血、一语中的。诸如：刘备“不能区分主次矛盾”；
张飞“有高度的原则性”；
赵云是“非子龙不可行也”；
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曹操则 “是代表进步一方的”。

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很特别，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这个论断，其标准属于定性评价。由于三国故事历史传承过程的复杂性，罗贯中、毛宗岗父子秉持强烈的“尊刘抑曹”倾向，随着《三国演义》广为流传以及戏曲舞台上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使得曹操作为“旷世奸雄”，已然固化为中国人心中的虚伪、奸诈、残忍、极端利己主义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正好与刘备的宽厚爱民、仁政德治、知人善任的仁君形象形成鲜明比照。其实，《三国演义》中曹操，是一个“众恶皆归焉”的箭垛式人物，并非真实的历史面目。

历史上的曹操，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及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者和主要缔造者。曹操精于兵法，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

首先起來打破对曹操评价误区的有力者，是鲁迅。鲁迅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毛泽东曾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鲁迅此论，与毛泽东完全契合。当毛泽东读到鲁迅这段文字时，遂用红色铅笔画上粗粗的红线，深表赞同。

其实，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比鲁迅还要更高，他在读《魏书·武帝纪》时，作了很多圈画和批注，主张对曹操给予客观的评价。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毛泽东对曹操“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及“不杀降”的政策，均表十分钦佩。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这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还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他读《三国志》时，在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这句话的旁边，画上了重重的粗线。

三国时期，以曹操为中心的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著名的黄金时代。曹操“外定武功，内修文学”，是“建安风骨”的领军人物。其诗作具有慷慨悲凉、梗概而多气的风格，《龟虽寿》《短歌行》《蒿里行》等诗篇，抒发政治抱负，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成为文学史上的佳作；
其散文亦清峻通脱，被鲁迅评价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毛泽东欣赏曹操诗文风格的大气磅礴、气韵沉雄，誉之为“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毛泽东曾读过清人沈德潜所编的一部唐以前的历代诗歌选集《古诗源》，他在曹操的诗作所署名的“武帝”旁，用红色铅笔画上了两条粗线。《短歌行》中的名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毛泽东也进行了重点圈画。

毛泽东还曾手书曹操《龟虽寿》诗中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两句。曹操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九月北征乌桓，消灭了袁绍残留部队，在胜利班师途中，登临碣石山时写下《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论此诗“有吞吐宇宙气象”，毛泽东深感赞同，曾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休养，来到了曹操创作《观沧海》的地方。那几天里，毛泽东经常在海边散步，远眺大海，背诵这首千古名篇。7月23日，他在致李敏、李讷的信中说道：

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

也正是这个夏天，毛泽东创作了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词篇：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词中的“东临碣石”即是曹操《观沧海》的首句，毛泽东将其引入词中；
“萧瑟秋风”也明显是受到《观沧海》中“秋风萧瑟”的影响。毛泽东对曹操的磅礴气概、文韬武略、胸怀品格，一直非常欣赏。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曹操赞佩之余又有英雄相惜之情。

曹操毕竟不是普通文人。如何去拨开迷雾，厘定这位历史伟人的地位？毛泽东有大思考、大动作。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

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曹操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几天后，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等座谈《三国志》说：

《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但由于《三国演义》通俗生动，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都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他还说：

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

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正式发话了：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应恢复名誉。不久之后，毛泽东又评论说：

曹操结束汉末豪强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光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1959年，郭沫若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說：

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当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人们把曹操当成坏人、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1975年，毛泽东谈到三国时期时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

对于曹操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他也有过一些批评。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曾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毛泽东列举这个事例，是想批评曹操刚愎自用，不能采纳良策。此外，毛泽东还曾经批评曹操不能严于律己。《三国志》中的《武帝纪》中，讲述曹操“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圈画了这一段，并写道“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赤壁之战的惨败，是曹操亲自决策和指挥的一个重大失误，曹操却未能自责。

毛泽东“要给曹操翻案”，体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种不囿于成见的反潮流的精神气象。从更深层次来说，应该是作为党的领袖，对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积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辩证法观点，引导学界正确评判历史人物功过是非及其历史地位的有力倡导，是对新中国社科思想界的旗帜引领。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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