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我迷恋人间的理由”

阿乙 易扬

易扬：阿乙老师，您好！今天我是个访谈者，也是您十年多的读者。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当初在县城书店第一眼见到《鸟，看见我了》的情形。坦诚讲，当初去买、去读您的书，更多还是奔着书封上北岛的推荐。多年过去，您还是时常会提到北岛、李敬泽等人对您的知遇之恩，这种提携和帮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您？

阿乙：谢谢易扬一直对我的鼓励。2008—2010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几年：我从一个文学青年转变为作家，就像获得某种身份许可。从此我可以不为身份焦虑，而专心去写作。一个写作者是很难自命为作家的，我记得在很早的饭局上，有人对某位作家介绍说“阿乙也是写作的”，我还为此脸红，觉得这个人泄露了我的秘密。要是我最后没有写出来，没有成为作家，岂不羞惭？所以我几乎是抢着回答：“不不不，我只是写点日记，我那不是写作。”

今天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到底是什么，可以让一个写作的人安然地自认为是作家？发表、出版、拿奖是很有必要的，这些都是对作者的肯定和承认。还有一种册封极为重要，那就是来自文学前辈与批评家的鼓励与推荐。在2010年前，我得到北岛老师、敬泽老师的肯定，他们的声音很重要。今天我把这视为一种运气，因为我在获得他们的肯定之前并不认识他们，而且他们并不见得要肯定我，一样也可以去肯定别人。

有一个文坛前辈来告诉你，你就是写作的人，这太重要了。这会让你消除对自己的怀疑。而那些迟迟没有得到册封的文学青年，很可能在焦虑和痛苦中来到40岁，来到50岁，来到60岁，来到人生的终点。有不少和我一起写作的文学青年，今天已经不写了。我不认为自己跟他们相比就有写作上的优势。我能写下来，纯粹是因为运气好，因为前辈的古道热肠。

今天，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推荐人，并不是一个很有号召力和说服力的推荐人，但在一些认真写作的青年同行需要我帮忙推荐时，我总是注意不去拒绝。我也注意，尽量不在一个人成名前，对他的作品做出负面的评价。

易扬：很多您的读者、评论者都会把您的作品往加缪、福克纳溯源，我个人倒觉得，您的创作更多是承接了鲁迅的血脉，是骨子里的文人对无望市井的审视。想请问下阿乙老师，您对这种审视寄予多大的厚望？有时我在您小说中读到一些正在进行“无效无望劳动”的人物时，总是不自禁联想到，他们是不是暗含着您对自我写作意义的质疑，或者说是一种失落的自喻？

阿乙：鲁迅是一个无法逃脱的文学现象。我对鲁迅的阅读最初来自中学课本的灌输。对接受过教育的人来说，鲁迅就像大米一样普通而重要。正因为他在课本里出现得太多，我在很多年里对他都持一种不去崇拜的态度，也就是说不怎么喜欢，有时候我甚至认为他苛责别人多，要求自己少。但是越到近年来，我越喜欢他，越接受他。最近我看了李泽厚对民国作家的评判，他把鲁迅的位置提到其他作家之上。他的观点我是很认同的。

中国研究鲁迅的人车载斗量。他们写出了无数关于鲁迅的好文章，我再说鲁迅简直是造次。对他，我有两点认识，想就教于方家：第一，他除了是一位中国作家，还是一位典型的南方作家。第二，可以把他和昆德拉提出的“媚俗”概念并列看。鲁迅的作品是反媚俗的，是真诚的，但是今天有少数自命为鲁迅继承者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是媚俗的。

“正在进行无效劳动”这个概念，你提炼得很好。这个概念最初是从《西西弗的神话》得来的。迄今为止我读过这本书的五个译本，相对来说推荐郭宏安译本。另外我在芥川龙之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也看到对无效劳动的描述。我自己也是一个烦躁的人，每当我离开家，然后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带时，我就会感到非常焦躁，因为这意味着我不得不回去一趟。如果一个人老是跟我说同一句话，我也会感到很难受。加缪把这当成人生荒谬的隐喻。也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无非就是做一些重复而无意义的工作，这需要我们去超脱，去占有这种荒谬的生命，去发现它的积极意义。为此他写了《鼠疫》这部作品。但我感觉《鼠疫》比他之前的作品要空洞。

易扬：“以命博文”是您的写作状态，“惨烈的死亡”又几乎是贯穿您所有小说的母题。余华说他自己，“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是冰碴子”，您如何看待自己圣徒式的写作以及一直坚守的“死亡主题”？在曾经罹患重病后，您对命运的認识又有了哪些改变？

阿乙：长时间写作和纵欲、古代帝王彻夜批阅奏章有某种近似性。一个人意识到他能通过写作获取更多的关注，他就会更自觉地去付出时间和精力。这种动机是虚荣。如果说写作不能带来关注，他仍然还去写作，那么他真可能是圣徒。

我不好说自己是圣徒，也不好说自己虚荣，各占一半，都有证据支撑。有时候我们写完一篇东西，然后呢，我们用读者的眼光去看一遍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就是虚荣的呈现。因为我们的内心在对它啧啧称赞。我说话是不是太直接了？我记得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有一位被害者的父亲，在法庭上发言的时候，忽然朗诵了自己写给受害子女的诗。其中有一句“蓦然回首。他却在，灯火阑珊处”。我很忧伤，因为我发现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场合，人类也没办法克制住自己的虚荣。

有时候我被塑造为以命博文或者一个写作的圣徒，这反映的是报道者对我的同情和爱护，我非常感谢他们。但我本人没有办法否定：写作也存在着对名声的贪婪。

说到作品里存在“惨烈的死亡”，这是关心我的读者和评论家都注意到的。也许，在决定是否写某一篇小说时，“主人公死亡”就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要素。我一直喜欢看冲突激烈的文学作品，有时候我想这会不会和一个人喜欢吃川菜一样，就是喜欢味道辣一点，不能清淡。最近几年我在思考如何不把人写死。因为写死一个人容易，不把一个人写死还挺难的。这可能意味着写作方向上的调整，不再注重于文本的故事性，而突出它对日常生活的观望。不过，我发现，纵使是《追忆似水年华》，最后也把阿尔贝蒂娜给写死了。至于《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就更是如此。《包法利夫人》也是。

易扬：古人称赞文章好，有一个成语叫作“文质兼美”。很有意思也有点出乎意料，虽说是“兼美”，但在文以载道的时代，竟然也会把“文辞”排在“内容”的前面。前段时间，读了您的短篇《生活风格》，太惊讶了，整篇小说简直就是一座鬼魅恍惚又布满暗门的人性迷宫，想必您也花了不少精力在这篇小说的结构和细节设置上。那么，在平常创作中，您是如何取舍“文”和“质”的？从您个人角度，又对自己哪方面的呈现更为满意？

阿乙：《生活风格》这篇小说分为“一二三”三个部分，“一二”“二三”“三一”，每两章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但“一二三”是无法用正常逻辑说通的。正因为它无法用正常逻辑说通，一位编辑把它退稿了。但是用一种扭曲的逻辑就能说通。比如说“一个人去了昨天”“一个人往楼下走的时候到达了屋顶”“一个人所遭遇的结果，成了这个结果的因”。我非常热爱琢磨叙述的可能性，但我发现，我的这种琢磨其实还是很浅显，一点也不前卫。我所尝试的，前人早就尝试过了。最近我关注到一个叫乌力波的文学方式，它的代表作家之一获得最近一届的龚古尔奖。卡尔维诺也是这个文学团体的成员。光是了解这个文学风格，本身就很让人激动，因为他们宣告自己的写作不再依靠灵感，而是依靠某种受限的前提条件。

博尔赫斯是对叙述进行过积极尝试的最知名的先贤。在中国，有很多最终沉寂的文学青年，也进行了大量叙述方式的尝试。可惜因为他们没有被及时照亮，他们所创造的成果也就被忽视了。

我努力注意去把握一个度，就是叙述的方式和叙述的内容，保持一个平衡。所以这篇小说——《生活风格》——固然呈现的是一种叙述上的风格，但它同样也反映小说里不同的三个人的生活风格，他们是怎么思想和做事的。他们如何生活，具有代表性。

易扬：您如何看待自己过去的作品？回顾十多年的写作序列，有多少作品是您一直藏在箱底却没有拿出来发表的？回顾处女座《灰故事》，您是否对其有新的认识和看法？

阿乙：我把访谈、评论等压在箱底，决定不拿出来出版。因为就像你看见的，我对自己的言语没有自信。这和我没有受到好的大学教育有关。我最为缺乏哲学、文学理论的熏陶。我一直把小说视为一种上天的补偿，就是上天给一些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开了一扇门，让他有机会也投身于文化事业，我本身就是获益者之一。并不是说，小说就一定得由我们这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写，我只是说我们这些人在这一领域是有机会的。像索尔贝娄、纳博科夫、格非这些学者，他们写小说，或许会更好。

《灰故事》在我心目中，和一只水陆两栖动物一样，它来到陆地，但还保留在水里生活的痕迹。这本小说集还保留着很多练笔性质的东西。《灰故事》对我是一个警告，因为在它出版之前，我对这个世界是不满的，但是当我突然有了出版机会，我发现我并没有完全准备好。《灰故事》就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产物。也就是在此之后，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责怪别人有没有给你机会，而要责怪自己没有准备好。不要把时间付诸抱怨！

易扬：最新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出版后，您近期有没有开始新的写作？在小说《模范青年》里，和您同名的主人公艾国柱，总是不停提醒自己，不能留在乡镇和县城，要去省会、去北京、去纽约，要去世界的中心。在收获过一系列重要奖项，小说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后，您对自己未来的写作又有怎样的期待？

阿乙：《骗子来到南方》是我的第五本短篇集。和之前的《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虽然有一点不同，但延续的路子是差不多的。我是一个持续的短篇小说作者，今后还会出版第六本、第七本。正是短篇小说带给我写作的自由。我在2018年之后，感受到写作的瓶颈，感受很强烈。因为我写作的重要矿源——乡村和城镇——在萎缩和坍塌，在城乡，人口越来越少，这也意味着继续以它为叙事背景会显得荒诞。这种人口的减少还在加速。也许再过几年我们回县城，人口会更少。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如何继续写作。我甚至想过要去收集鬼故事，也做过实践，我想在闲的时候就把它编辑出来。后来我找到了如今在执行的路线，就是把自己仍然想写的故事，用短篇小说的方式继续写下去，而长篇则用来写自传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写那些以社会为描述对象的作品，用短篇的方式呈现；
写那些以自我、以精神为描述对象的作品，用长篇的方式呈现。

我是受《追忆似水年华》和格非教授的启发，找到这样的道路的。

易扬：您和南京作家是有缘的。在磨铁图书的“铁葫芦”工作时，您就出版过南京作家曹寇的短篇小说集；
你也和不少南京作家往来，比如韩东，比如鲁敏，除此之外，您还有为数不少的南京出版人、评论家朋友。您是如何看待您所认识的南京作家们的？您是否觉得南京作家的创作具有可以被归类的特质？

阿乙：南京作家之于中国文学，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让我来背诵这些亲爱的名字吧：范小青、叶兆言、毕飞宇、苏童、鲁敏、韩东、鲁羊、朱文、曹寇、黄孝阳、育邦、李樯、刘立杆……

我一直认为，江浙作家特别是江苏作家，代表了南方叙事，代表了南方。如果要用一个群体来抗衡西北作家的话，那就是江苏作家。

南京作家在文风上很难用一个一致的概念来描述。像韩东、朱文、曹寇的作品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即使是韩东和朱文也不太相似。而苏童和毕飞宇老师都比较擅长写女性，苏童老师的《妻妾成群》与毕飞宇老师的《玉米》，都注定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南京正因为出现了很多的优秀作家，会给本地的子弟带来激励作用。我就听说一个轶事，当时苏童往外投稿是要到邮政局的，而鲁敏恰好就在曾经工作的邮政局见到了苏童，这是一种意外的影响。我相信这种作家之间的影响，在南京是俯拾皆是的。

南京的作家不但是南京的，而且是全国的，这是南京作家的胸怀。我在北京生活也经常接触到南京的作家，比如在南京求学和工作多年、现在做出版的楚尘，比如第一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的签约作家、最近很火的赵志明。还有已故的青年作家黄孝阳，他不是南京人，但我现在更认为他是南京的作家。

易扬：2019年，南京作为全国首个城市，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学之都”称号。在您看来，“世界文学之都”需要蕴含哪些应有之义？

阿乙：祝贺南京，南京是我最热爱的城市之一，是我还迷恋这个人间的理由之一。想一想，去南京，就值得期待。因为在那里你可以漫步在中山陵，可以去吃很好的小吃，鸭血粉丝汤、盐水鸭什么的，还有南京大牌檔。在江苏或者说在南京，吃饭的文化才可以称得上是文化吧。然后在南京有重要的大学和书店，最值得去的就是南京先锋书店以及它的众多分店，还有像学人书店、唯楚书店这样的二手书店。

此外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在南京有那么多重要的当代作家。他们在历史上注定有着巨大的名声，包括毕飞宇、鲁敏、范小青、叶兆言、韩东，也包括刚刚辞世的黄孝阳。

我认为目前南京所呈现出的文学气息，就足以成为世界文学城市的示范。它是当之无愧的标杆。

易扬：最后，感谢阿乙老师接受这次访谈。祝您的新作《骗子来到南方》能收获更多理想的读者，也欢迎您常来南京，我们也期待，今后能在南京的《青春》杂志读到您的新作，谢谢！

作者简介 阿乙，原名艾国柱，70后新生代中坚作家，《人民文学》中篇奖、蒲松龄短篇奖、林斤澜短篇奖得主。代表作有《鸟，看见我了》《骗子来到南方》《模范青年》《阳光猛烈，万物显形》等，目前，其作品已译介输出7个语种、15个品种。

易扬，文学评论作者，曾获“长江杯”江苏文学评论奖，在《青春》发表过《从英雄叙事走向反观家庭》等多篇文学评论。

责任编辑 孙海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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