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危机”：关键原因与主要症候
【摘 要】“文化特色危机”即文化特色趋弱乃至消逝的危机。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千城一面”的“文化特色危机”正在我国城市上演，连民族地区中心城市也未能幸免。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危机”产生的关键原因涉及房地产经济依赖症、拆逻辑、政府相关工作滞后等三个方面。其主要症候表现为：以历史文化景观消逝为开端、以“全现代城市”为高潮、以“千城一面”为表征、以“无处徜徉”为感受、以“精神危机”为结果。
【关键词】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危机;千城一面;精神危机
【作 者】张经武，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福州，350117。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2-0123-0009
城市的“文化特色”指的就是一座城市文化的区别性特征，是该城市的身份标签，是该城市的形象证明。“文化特色”反映一座城市文化的本质属性，是该城市文化历史的累积，是该城市文化发生发展的结果，也是该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显然，“文化特色”如同每一座城市应该倍加珍惜的“身份证”，丢了也就无法证明城市的身份，城市会变成无法被定义的城市。
“文化特色危机”即“文化特色”趋弱乃至消逝的危机，它表现为文化趋同、文化失忆、文化失根和文化失魂。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城市文化特色危机”正在东西南北的各类城市上演，连民族地区中心城市也未能幸免。总体看来，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五座代表城市南宁、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和拉萨，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文化特色危机”。当我们满怀期待来到这五座城市旅行，发现现实中的这些城市离我们的期待相去甚远。当我们从典籍记载中进一步了解了这些城市的历史过往，会发现这些城市不应该只是现在的样子。寻求这些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预防和治理之道，首先需要研究其产生的关键原因和作为一种“城市病”的主要症候。
一、关键原因
“关键原因”即导致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核心原因。本研究发现，虽然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与其他国内城市具有身份与方位的不同，导致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具体原因也不尽相同，但就关键原因而言，全国城市是基本一致的，即“房地产经济依赖症”“拆逻辑”和“政府工作滞后”三个方面。
（一）“房地产经济依赖症”
“房地产经济”是以房地产为发展主导的经济模式，通过围绕房地产的土地出让、土地开发、房屋建造与销售等环节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带动效应，推动各方面经济增长。我国城市经济有严重的“房地产经济依赖症”，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开始尝试并随后在全国推行土地出让批租制度，房地產经济快速发展并一路高歌猛进到现在。房地产经济对我国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功不可没，但它又带来城市经济发展对它的严重依赖。据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研究显示，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近年来总体占比一直徘徊在60%左右。“土地出让收益仍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解决财政收支矛盾的关键。”[1]109在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由于实体经济整体不强，“土地财政”主导的“房地产经济依赖症”相对更加突出。尤其是近些年来，南宁、乌鲁木齐、呼和浩特、银川、拉萨几座民族地区中心城市土地出让收入都连续大幅增长。如南宁2019年卖地收入暴涨640%，进入全国前20强城市排行榜[2];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的土地出让收入涨幅2018年跃升至全国主要大中城市前10名行列[3]。
“房地产经济依赖症”看似是一个经济问题，与城市文化特色危机没有直接关联。其实不然，正是因为城市政府的“房地产经济依赖症”，直接导致了旧城改造运动、拆旧建新运动、建筑复制主义、集约化建设、快速建设等城市建设偏好，这些偏好的每一种都能在相当程度上削弱和破坏城市文化特色。“地方官员从心理上依赖房地产经济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4]216为了让房地产这一支柱产业产生更大更快的拉动效应，低产出、低利用率的旧城显然是需要被淘汰的，“旧城区范围内存在的历史文化遗产往往就变成这些房产开发者的眼中钉。”[5]于是拆旧建新、旧城改造成为热潮，在喜新厌旧的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大量历史文化遗产被破坏甚至完全毁掉。为了让土地效益最大化和建设成本最小化，“房子尽量建得更高些”成为不二选择，直接复制以前的设计或者别人的设计也成为首选。于是，大量复制主义的房地产小区和摩天大楼在一座座城市快速崛起，让城市面貌越来越雷同。为了在较短时间建设更多的房产，建设速度需要提升到较高水平，于是当许多新的项目与旧的文物、遗迹或历史建筑发生矛盾时，还没来得及充分论证和讨论，旧的文化遗产早就被“建设性破坏”了。
在“房地产经济依赖症”的长期作用下，一种新的“空间拜物教（Fetishism of space）”[6]已经形成。空间成为赤裸裸的商品，它的价值不仅限于居住、办公、休闲等使用价值，它还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市民拥有空间的大小和空间的稀缺度成为一种可以在消费社会炫耀的身份标签。城中村—老旧小区—新建高层住宅小区—新建别墅区构成具体居住空间的等级地形图，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又构成宏观居住空间的等级地形图。空间成为可以用金钱直接报价买卖的商品，而且还是奢华的商品，因为地价、房价一路猛涨到普通市民需要为一个基本的家庭居住空间付出一生甚至几辈子财富的程度。可以标价的现代房地产空间快速增长，“摊大饼”一样铺满城市的大地。与此同时，不可以标价的历史建筑空间在急遽萎缩，直至湮没，消失于钢筋水泥的丛林。
“在城市土地的国有产权约束下，中国的城镇土地市场基本上由政府独家垄断，且地方政府存在强烈的土地财政依赖，这也使得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土地供应的规模和节奏来影响市场、经营城市，获取更高的土地出让收益，存在推高地价和房价的内在激励。同时，由于房地产行业垄断利润相对较高，必将吸引大量开发商纷纷涌入这一市场进行投资投机，进而引发房地产市场过热。”[7]16在房地产主导的经济体制中，政府成为土地出让的豪华“金主”，房产商人成为房产商店买卖的暴利“店主”，而购房者成为不得不接单的“苦主”。当“苦主”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居住需要苦苦挣扎时，对于看似与他们相关但又似乎很遥远的“城市文化”其实他们无暇顾及，也懒得关心。对于破坏城市文化特色的行为他们也懒得监督，甚至还为拆旧建新盲目叫好，因为那里面有他们人居环境改善的梦想。于是，“房地产经济依赖症”既加速了城市文化特色的消逝，又默许和纵容了它的消逝。
（二）“拆逻辑”
在中国许多城市老旧街区建筑的墙壁上，都写着一个个大大的“拆”字，在世界范围内，这是一道独特的中国式涂鸦艺术景观。在中国范围内，这又是一种雷同的中国城市景观。墙壁上的“拆”字一般以鲜艳的红色写成，吸引人警觉和注意。有的“拆”字外围还带有红色圆圈，如同盖在墙壁上的红色公章。“拆”字就是宣言书、动员令和倒计时牌，是涂鸦在墙壁上的一个字的红头文件，它的背后是强大的政府还有咄咄逼人的开发商。“拆”字标签被涂鸦在“老弱病残”式的旧街区和老建筑身上，这些年华斑驳的历史文化遗产自从挂上了“拆”的号码牌，就开始排着队进入死亡倒计时。墙壁上的“拆”字构成一种强大惊人的“拆逻辑”，驱赶着城市向着更新更快更高的方向去建设和发展，更旧更慢更矮的旧街区和老建筑在此进程中走向破坏和湮灭。
“拆逻辑”的核心是官僚主义与“GDP主义”。“拆”是政府书写在墙上的命令，其权力主体是政府，但决策主体是官员。官员做出大量仓促的“拆”字决策一般是基于四种原因。一是追求为官一任的政绩，只有“拆旧”才能腾出空间大规模“建新”，能证明政绩的形象工程一般都是“建新”的成果。二是因为有些官员素养有限，的确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文化，不认为“拆旧”是破坏文化。三是有些官员的腐败，官员权力被开发商围猎，被套牢的腐败官员最终沦为开发商的代言者。于是只要被开发商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的东西官员都可以下命令去解决，旧街区和老建筑就是这样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它们妨碍了开发商的利润追逐。四是旧街区和老建筑真的到了非拆除或非改造不可的地步，不拆不改造会严重影响居住者的生活质量，甚至有垮塌的安全风险，官员于是做出“拆”的决策。以上原因除去第四条，其余三条都和“官僚主义”与“GDP主义”有关。“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是指脱离群众、独断专行、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做派和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领导作风。“官僚主义”导致涉及全体市民利益的重大决策经常由一两位官员说了算，重要文化遗产的生死命运也经常由少数官员的批示或命令来决定。“GDP主义”是指城市建设和发展以“GDP增长指标”为唯一指挥棒，为了“疯狂的GDP”[8]，大拆大建成为常态。
“拆逻辑”的要义包含“拆散”。历史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往往属于固定的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和物质载体一起融合成的整体，组成了历史文化遗产的证据，建构了其意义。在大拆大建中，这些承载历史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要么被彻底毁灭，要么被“拆散”，将它们与其存在已久的物质空间活活剥离。有的被搬到博物馆，有的被倒卖到文物市场，有的被弄进私人收藏室。脱离了其存在空间的历史文物，文化意義已经大打折扣，它对于城市文化特色的证明作用已经变得相当微弱。
“拆逻辑”的倾向是“拆除”和“拆毁”。在某些专注于升官发财的官员眼中，旧街区和老建筑是“形象工程”的“绊脚石”，是“GDP增长指标”的“搅屎棍”。在许多追逐利润的开发商眼中，旧街区和老建筑经常是“眼中钉”“肉中刺”。所以不仅要拆，还要彻底“拆除”和“拆毁”。即使在市民、民间团体和媒体的干预下某某老建筑得以苟延残喘，但它的下场通常也很凄惨。虽然最终幸存，但被高楼包围和淹没。老建筑幸存下来了，但是其赖以建构文化意义的生存空间和周边环境已经被“拆毁”了。
（三）政府相关工作滞后
政府相关工作滞后是造成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又一关键原因。“滞后”既表现在城市民主治理、城市传播和城市民族文化工作等重点工作方面的不够重视或者低效，又表现在政府工作的前瞻性和危机处理能力的欠缺。
城市民主治理中的“关键公众缺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它导致民主治理的形式主义和低效。尤其是面对城市文化特色问题，文理兼通的高素质城市规划师、权威专家和世居市民就是“关键公众”，确保这三类人的充分参与和吸纳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应该成为民主治理的常态。如果任由“一把手说了算”“开发商说了算”的官商结合型决策形式凌驾于民主治理之上，城市文化特色的破坏也就会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
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缺乏有效传播和彰显，这是政府工作滞后的突出表现。历史文化资源的现实物证虽然大多被破坏殆尽，但这些无形的文化资源依然可以借助种种创新的手段予以彰显。比如南宁的佛教文化、呼和浩特的昭君文化、银川的西夏文化、乌鲁木齐的西域文化、拉萨的吐蕃文化，这些属于该城市的文化资源不该只是在历史文献中沉睡，更应该将其通过物质化、景观化的传播手段予以充分彰显和活化利用。
城市民族文化工作的滞后是导致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主要文化身份，应该大力保护和弘扬。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下，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其实可以在同一座城市百花齐放，美美与共。现实的城市民族文化工作应更重视“多元一体”的原则，不能过分强调大一统式的共同性，忽视了个性化的民族文化。
与“城市文化”有关的城市治理应该有完整的责权机制，谁该为城市文化特色的保护和弘扬直接负责？不能是一个笼统的“政府”，也不能是一个谁也不负责任的“相关部门”，应该落实到具体部门，明确其责任和权利。实际情况是，城市文化特色的传承与弘扬看似谁都有责任，其实谁也不负责任，是一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9]307。当“城市文化特色危机”光临所在城市的时候，具体该由谁负责任？除了一个笼统的“政府”或者“相关部门”，我们找不到任何具体责任主体。
政府保护和拯救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行动应该是预见性的和前瞻性的，不能总是做“亡羊补牢”式的补救和“事后诸葛亮”式的弥补。文物一旦被毁坏，老建筑一旦被拆除，不可逆的损害结果其实已经造就。事后的介入管理和抢救终归是滞后的，虽然它比“不管理”“不抢救”要好，但再怎么“修旧如旧”“仿古如古”终究还是“以假乱真”。比如南宁七星路的明代曾氏祠堂——宗圣源祠，本来可以在其倾颓前予以较好保护，但偏偏无人去管，等到倾颓后成为新闻了、有记者报道了才引起政府部门迟到的重视和抢救性保护工作。现在建好的所谓“修旧如旧”的宗圣源祠，其老的木质构件，还有丰富的雕刻和纹饰已经被全新的材料代替了。这不禁让人怀疑，宗圣源祠到底是得到了保护还是继续被破坏。
二、主要症候
“症候”一词是中医术语，其意思是指某种疾病一系列症状的综合，相当于西医所说的Syndrome，包含“综合特征”“典型症状”“症状群”等意涵。“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主要症候即是危机发生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综合症状和典型特征。“城市文化特色危机”是“城市病”之一种，在其发生过程中，会显现出系列化的基本“症状”。这些基本“症状”可以综合概括为以历史文化景观消逝为开端、以“全现代城市”为高潮、以“千城一面”为表征、以“无处徜徉”为感受、以“精神危机”为结果，它们共同构成了“城市文化特色危机”这一“城市病”的主要症候。
（一）以历史文化景观消逝为开端
城市是历史形成的，历史文化景观的在场是一座城市应有的风貌。城市里的“空间正义（Space Justice）”不仅关乎市民的阶级身份，还关乎城市物质空间在时间上的“正义”。即历史和现代在空间生存权上具有平等地位，但实际情况往往是，现代往往扫荡历史，活着的人将死去的人留下的文明物证要么强行搬进博物馆，要么彻底毁掉。历史文化在城市空间的生存权被压缩和剥夺，最终沦为文献上的一段文字记载。
历史文化景观的消逝便是“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开端，当人们在城市里不能明显感受到历史文化景观的大量存在，那么人们感受到的其实就是“城市文化特色危机”。城市历史文化景观消逝的一般规律是从一到多，从点到面，数量越来越少，面积越来越小。地理特色景观、民族特色景观、历史特色景观、建筑特色景观都可视作广义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因为它们都是历史形成的。承载某些市民儿时美好記忆的某处城市内湖、某处城内山丘不知不觉被填平和削平，崛起一栋栋现代化高层建筑。城郊的山被毁了一座又一座，森林被毁了一片又一片，溪水山泉消失了一条又一条。在城市“摊大饼”一样的建设中，原有地理特色景观被一块块吞噬，甚至那些在历史上存在已久、被历代文人墨客赞颂过的人文名山都难逃厄运。民族特色景观是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身份标签，然而，当外地人来到他们向往已久的某某城市时，发现这些城市和非民族地区城市面貌雷同。他们所期待亲眼看见或亲身体验的民族服饰、民族音乐、民族美食、民族建筑、民族舞蹈等特色景观现在打着灯笼都难寻。证明那座城市历史文化的建筑、遗迹、遗址、故居也越来越少，少量的历史文化景观和历史建筑景观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层层包围，早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可意象性”。
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消逝归因于一轮又一轮的文化破坏。从近现代战争的无情炮火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四旧”运动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不曾停歇的“旧城改造”运动，每一轮破坏都给本来就老态龙钟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以火上浇油般的破坏。“1966—1976年这十年间古建筑损失破坏是历史上空前的。仅北京一地，77处文物保护单位被破坏了44处;以‘破四旧为由拆毁了拉萨著名的三大寺之一——噶丹寺;苏州114个园林被破坏了38个之多。著名的开封大相国寺，两厢都改建成了现代化建筑，使中轴线上一组古建筑显得十分滑稽，破坏了古建筑群的形貌。”[10]改革开放以来一波又一波的“旧城改造”运动，一般都打着“改善民生”“建设宜居城市、幸福城市”的旗号大张旗鼓地搞“建设性破坏”。“每次几乎都是以城市发展需要为理由，几乎都是先弄出既成事实，逼有关部门就范。”[11]在一轮又一轮的文化破坏之后，在一波又一波的“旧城改造”运动之后，大多数城市历史文化景观早已经灰飞烟灭。某些城市历史文化景观能侥幸保存至今，这往往是一些志士仁人奔走呼吁和不断推动的结果。
“城市风貌是城市物质信息、人文意蕴和生活内涵的复杂综合。”[12]11城市历史文化景观正是城市特色风貌的核心构成，是人文意蕴和生活内涵的寄托物，是城市历史文化传承的实体媒介。随着城市地理特色景观、民族特色景观、历史特色景观、建筑特色景观的消逝，物与文、景与情、客观与主观、环境与人相融相谐的混合结构被生生拆散和解构，剩下的只有无处寄托的“城愁”。
（二）以“全现代城市”为高潮
随着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不断消逝，城市的历史空间慢慢趋近于零，“全现代城市”横空出世。“全现代城市”就是城市整体外观全面呈现出现代面貌的城市，它的出现说明彰显“城市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化景观已经荡然无存，“城市文化特色危机”已经发展到高潮程度。
“全现代城市”是只有新建筑没有老建筑的城市。放眼望去，整个城市的建筑几乎全是新的，绝大部分都是近30年内所建。即使还有少量老街区或旧建筑夹杂于新建筑之间，那也是很快就会被改变的事。“随着城镇化的浪潮奔流而至，整个中国仿佛变成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沸腾的巨大工地，透过隆隆的推土机声，穿越巨型吊臂的水泥森林，地域文化特色正不断迷失。”[13]110“巨大工地”要打造的就是“全现代城市”，在“巨大工地”面前，一切破、乱、脏、旧的老城区、老街区、老建筑都是下一个被改造的对象。“速度”和“喜新厌旧”是“巨大工地”的建设逻辑，许多市民也“普遍地有着喜新厌旧的心态，多向往所谓的现代化风格”[14]5。于是，在政府、开发商、市民的合力推动下，“全现代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的某种宿命。
“全现代城市”是时尚光鲜的城市。马路宽阔，绿树成荫，时尚店铺蔓延，摩天大楼林立。崭新的建筑外墙上，玻璃幕墙闪烁着阳光与现代质感。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似乎每天都在向仰望它的人群宣告这座城市的繁华。到了夜晚，城市建筑成了灯光秀场，变幻的霓虹、巨大的投影和闪烁的影像更增添了城市的时尚光鲜。然而，时尚光鲜的城市外表下，是虚空的泡沫，是消逝的历史，是遗忘的传统，是一座座城市的“精神文化危机”。
“全现代城市”是实用主义主宰的城市。为了快速建成，“工业复制”“标准件”“模式化”成为法则。快速建成的城市街区和建筑不仅长相雷同，而且都是功能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混杂结构。吃喝玩乐一体化、购物一站化、交通无缝对接、无忧消费……一切实用与便捷都尽在“全现代城市”的设计之中。实用主义主宰了“全现代城市”，“它所崇尚的功能主义、理性主义和博爱、平等、自由的美学思想，以及简洁、高效、经济、实用、安全、科学的产品特性，满足了工业化批量生产的需求，契合了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模糊了地域和时间的界限，摧‘枯拉‘朽，风靡世界，促进了全球文化的趋同”[15]82。
“全现代城市”是取消了文化特色的城市。“全现代城市”排挤和毁灭历史空间，建造和保留现代空间。为了打造城市更加现代更加时尚的面孔，“巨大工地”是城市常有的模样，“拆了建，建了拆”成为建设常态，在强大的现代化城市逻辑面前，一切旧物若非分身有术，都难逃被现代化改造的宿命。“全现代城市”唯一的特色就是“全现代”，但这一所谓特色一旦放在全球或全国城市来比较，就再也不是特色，而是“千城一面”的雷同。因为没有特色，“全现代城市”之间能够互相比较的其实只有谁的摩天大楼更多、更高、更密集，谁的建筑更怪异或奇特。受制于GDP和官员野心，这样一种可比性倒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近年来全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各地城市都在不断刷新第一高楼的高度，争当摩天大楼的领头雁，争相建设一些奇怪的异形建筑，以为这样的建筑就代表城市个性和实力。殊不知，“在我们的当代建筑中，被网友诟病为‘大裤衩‘马桶圈‘秋裤门‘裤腰带等地标性建筑，丢弃个性与尊严，不尊重城市灵魂，仿佛在进行着‘没有最丑，只有更丑的比赛”[16]170。但“全现代城市”不认为这是“丑”，在它的逻辑里，这是现代时尚。相反，对于那些还保留了某些民族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城市，“全现代城市”会斥之为原始落后和保守僵化。
（三）以“千城一面”为表征
“千城一面”是人们不约而同的城市观感，是人们将所游历城市进行广泛比较后得出的一般结论。“城市文化特色危机”是建基于对比视角的危机，正是在许多城市的对比中，扑面而来的“雷同感”让人体会到了“城市文化特色危机”。“千城一面”由此成為“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表征。
“千城一面”之“面”有“面孔”之意。千座城市，一张面孔，就是现代化的面孔。人们对一座城市文化特色的体验，始于城市面孔。正如人的面孔，如果区别性不够，极容易错认为同一人。这张城市面孔所提供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文化特色形象，构成了城市文化特色的物质基础。在“全现代城市”，视觉中呈现的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穿着一致的市民还有类似的店铺与街区。听觉中呈现的都是“巨大工地”的混合噪音。味觉感受到的都是肯德基、麦当劳、兰州拉面、沙县小吃、黄焖鸡、陕西凉皮、重庆小面这些看似有特色实际普及化的味道。嗅觉闻到的都是汽车尾气、下水道或浓或淡的霉烂味还有地铁、公交、电梯里人挤人的汗臭气。触觉感受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拥挤、堵车、排队还有各种忙碌奔波。每一种感官感受到的都是雷同化的形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城市的雷同面孔，而特色不知踪影。
“千城一面”之“一面”不仅涉及城市现代化的“一面”，还涉及城市非现代化的“一面”。不仅涉及室外，还涉及室内。不仅涉及城市外观，还广泛涉及人们的吃穿住行等各个方面。除了“很多城市建筑缺乏个性特色，失却了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17]62这样的问题，在“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城市公园”“城市内河”等空间，同样存在风貌类似或雷同化的问题。室外是雷同的各种现代化建筑，室内是大同小异的房屋装修。城市外在面孔雷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雷同化的。吃的是大致类似的食品，穿的都是类似的服装，住的都是面貌类似的小区，乘坐的都是类似的地铁、公交、汽车、电单车和共享单车，商场卖的都是类似的商品，连广场舞跳的都是相同节奏。
民族地区中心城市，“千城一面”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逊色于非民族地区城市。“就连拉萨等民族地区的城市，也有这样的问题。”[17]62“青海省会西宁，作为回族聚居集中的大城市，整个城市很难找到代表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回族风情浓郁的东关大街除了表现在商品上外，其商业街特征和内地商业街基本一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亦是如此，除了二道桥大巴扎、五一路夜市几个维吾尔族风情浓郁之地外，城市面貌也基本上淹没在国际式之中。”[18]23被人们寄予城市文化特色厚望的民族地区中心城市，尚且纷纷陷入“文化特色危机”，更何况其他城市呢？
“千城一面”混淆了故乡与他乡的区别，消解了“乡愁”，却诞生了“城愁”。古人之所以严格区分“故乡”与“他乡”，是因为两者有太多区别，有显著不同。所以“他乡”不是“故乡”，在“他乡”会产生思念“故乡”的“乡愁”。在“千城一面”的背景下，“故乡”和“他乡”雷同，来到“他乡”，仿佛回到了“故乡”。这种“直把他乡作故乡”的感觉看起来是“宾至如归”，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由此，思念故乡那座城市的“乡愁”其实被“千城一面”消解了。相反，在城市内部，由于城市文化特色的消逝，许多市民会怀念儿时的城市，会思念旧时的城市，会缅怀逝去的城市历史文化传统，这就是新的“城愁”。由于“城愁”所怀念的东西已经毁坏殆尽，很难失而复得，“城愁”只能是悲凉的回忆和凄美的怀念。
（四）以“无处徜徉”为感受
“徜徉”是从身体到精神的文化放松和文化休闲，它体现了人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它的典型行为样态是走一走、看一看、停一停、想一想的结合，其中“想一想”尤为重要。能够满足人们“徜徉”需求的对象通常就是富有独特历史蕴含和丰富人文信息的城市空间及风物。随着承载“城市文化特色”的城市空间与风物的消逝，市民和游客就会明显感觉到“无处徜徉”的无奈感。周末或节假日想去市内哪个地方去“徜徉”一下，经常发现无处可去。亲朋好友来到你的城市，想带他们去不一样的地方去“徜徉”，经常发现没什么地方特别值得去。
值得“徜徉”的去处一般是浸透城市历史文化特色的景观。它可以是老建筑和旧街区，也可以是博物馆和古玩市场，也可以是历史遗迹或遗址，还可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中心或市集，也可以是富含人文信息的城市公园、湖泊、池沼、桥梁，更可以是被历代文人骚客吟咏过的城市山川。值得“徜徉”的去处应该是历史图景与现实注脚的结合，是风景和人文信息的结合，需要城市运营者积极利用城市空间与风物去传播城市历史人文信息，需要在著名城市风物景观空间内标注人文说明和引导。现实情况是，城市里的历史文化特色景观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破坏后，值得“徜徉”的去处已经相当稀少了。少量还值得一去的地方由于缺乏科学管理和积极的人文信息传播与引导，市民和游客即使去了也只是惊鸿一瞥，难以慢节奏地去“徜徉”。
“可徜徉性（Strollablity）”是衡量“城市文化特色”和“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重要指标。它指的是一座城市值得游逛的程度，也代表一座城市的吸引力，通常以个人单次持续旅游时间来衡量。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如果让一个散客纯粹出于旅游目的在一个陌生城市自愿自由闲逛，每天八小时左右。平均说来，如果该城市能够吸引该游客持续旅行时间达到三天以上，可视为具备相当“可徜徉性”。如果达到五天以上，可视为“可徜徉性”较强。如果在三天以下，则可视为“可徜徉性”较低。以此标准来衡量南宁、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拉萨五座民族地区中心城市，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可徜徉性”较强的城市没有，拉萨和银川具备相当“可徜徉性”，南宁和乌鲁木齐“可徜徉性”较低。这说明，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无处徜徉”的问题。
“无处徜徉”的鲜明感受同样是“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的表征，其本质就是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的稀少或缺失。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认为，“每一文化都与广延或空间有着一种深刻象征的、几乎神秘的关系，它也要努力在广延和空间中并通过广延和空间来实现自身”[19]104。正如斯宾格勒所言，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必然也需要“广延和空间来实现自身”。当相关真实的历史“广延和空间”消逝殆尽时，城市也就变成了“无处徜徉”之地。这又如一位作家所写到的，“而今的都市已经没有我们的徜徉之地。都市在膨胀，用白先勇先生在《游园惊梦》中的最后一句话说：都起了许多高楼。人被瘦骨嶙峋的钢筋和张牙舞爪的水泥轰轰隆隆地驱逐，人像甘蔗一般地被公交车运来送去。这时代的大工地似已大得无边无沿;然而于个人言，又显得那么窄小，多少人多放本书就没有了放笔的地方。”[20]29“无处徜徉”，人的精神文化需要无法满足，人的文化魂灵无处安放，人的诗性期待骤然成空，“精神危机”实际上由此降临了。
（五）以“精神危机”为结果
“城市文化特色危机”表面上看是城市的危机，本质上是人的危机，是“人性”被“现代性”操控和摧残后出现的“精神危机”。“现代性”所崇尚的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不仅直接戕害了人的文化诗性，还带来“速度主义”和“复制主义”的盛行。“速度主义”快速建设了新城市，也快速破坏了城市传统，还消解了“文化慢生活”的生活方式。“复制主义”让“雷同”成为城市建设的一种经典“修辞”，它消解了“原作”的唯一性和城市的传统“特色”，让城市文化特色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也快速消逝。城市建设对“现代性”的迷恋让“今天”排挤和扼杀“昨天”，让“现代性”空间扫荡“传统空间”。“传统空间”的丧失让人的精神家园“失魂落魄”“无处徜徉”。这一“精神危机”就是丧失文化传统根脉后的孤寂和空虚、扁平与单调、茫然与无助。
“城市文化特色”是城市文化传统的精髓，是城市“文化有机体”[19]102的根系，是市民的精神归属与原乡。“城市文化特色危机”即是城市文化被抽离了精髓，挖断了根系，毁坏了原乡。由此，城市文化变成断裂的碎片和漂浮的废墟，市民的精神变得“贫困化”和“荒漠化”。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不仅要经受世界性的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等因素带来的显著文化影响，更要经受快速城镇化、西部大开发、土地财政、房地产经济、GDP主义等中国特色建设发展模式带来的文化影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方面建构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城市世界，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物质财富，但另一方面又带来消极影响。环境破坏就是消极影响的主要方面，不仅涉及人们注意较多的自然环境破坏，也涉及人们关注不够的文化环境破坏。文化环境的破坏尤其集中于“城市文化特色”领域，“城市文化特色危机”所代表的“精神危机”便构成这种文化环境破坏的结果。
“城市文化特色危机”所代表的“精神危机”在相当程度上还与我国另外两种国情相关。一是传统农业社会精神传统对城镇新市民文化心理的影响。我国一直是农业大國，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的市民化通常是严重滞后的。这就带来“农民长期住在城市里”的文化现象，还有“一会儿乡村，一会儿城市”的两栖“候鸟人”现象。还未摆脱乡村文化影响的“城市新市民”在对待城市历史文化时，还来不及适应，还没有准备好相应的素养和习惯。“城市新市民”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城市，但其精神原乡还在乡村，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还不够强烈，城市文化传承与保护意识也不强。在此背景下，以新市民为主体的城市往往既不能保护好老的城市文化特色，又很难形成新的城市文化特色。新市民既不能从心理上快速认同城市文化，又不能在城市传承属于他们的乡村文化，由此在精神上也陷入“无处徜徉”的危机之中。二是“举国体制”带来的文化负面影响。虽然整体上说来“举国体制”是我国制度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它也有一定负面影响，尤其表现在文化方面。“中国的城市空间趋同还有自身独特性因素，就是‘体制性趋同，即中国的城市在同样的行政体制下，行政管理层的城市建设目标、建设行为、操作模式和评价体系趋同，总体上决定了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主流话语趋同。”[21]这样一种举国统一管理导致的“体制性趋同”一方面锻造出强大的集体力量与共同性，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文化个性和差别。
“城市文化特色危机”笼罩下的城市文化经常以“伪文化”的面貌出现，这种“伪文化”通常是在“真文化”被糟蹋破坏后仓促重建的文化，是商业导向的文化，是骨子里头逐利的文化。正如冯骥才所言，“被糟蹋的文化，反过来一定会糟蹋人的精神”[22]。劣币淘汰良币，“伪文化”经常淘汰“真文化”。当市民将那些同样“千城一面”的仿古街区和仿古建筑当作“真文化”时，“城市文化特色危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精神危机”的恶性循环。
总之，“城市文化特色危机”所代表的“精神危机”既包含“现代性”对人的“异化（Alienation）”，又包含现代性对文化传统的“祛魅（Disenchantment）”，还包含现代复制主义造成的特色传统的“灵晕（Aura）消逝”。“废墟最终将成为现代性的最终特征。”[23]尽管这样的概括有些危言耸听，但对现代性的过度迷恋会造成精神的“废墟化”是早已出现的事实。在我国城市，虽然建设者们都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为所在城市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这种“翻天覆地”也颠覆了文化特色和传统，带来了人的“精神危机”，我们需要汲取宝贵经验，采取有效对策，积极预防和治理。
结 语
“千城一面”是广大游客和市民对我国城市“文化特色危机”最现实的感受，被寄予城市文化特色厚望的民族地区中心城市也陷入不同程度的“文化特色危机”之中。我们一方面惊叹和自豪于我国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又为城市文化特色的破坏和消逝扼腕叹息。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危机”产生的关键原因涉及房地产经济依赖症、拆逻辑、政府相关工作滞后等三个方面。针对这三个关键原因，真正要减轻乃至去除“文化特色危机”，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善政府工作效能，让文化为经济赋能，让特色为经济添彩。我国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文化特色危机”其主要症候表现为，以历史文化景观消逝为开端，以“全现代城市”为高潮，以“千城一面”为表征，以“无处徜徉”为感受，以“精神危机”为结果。本研究之所以如此总结，是基于亲临许多城市的大量实地调研和沉浸式体验，是将危机视作一种“城市病”来总结这一病症的主要进程特点及症状表现。明白了这些主要症候，我们就能更好在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社会治理和文化治理工作中对症下药，有序治理，有效治理，将每一症候减轻直至消除。
参考文献：
[1]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国土资源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重点实验室.面向生态文明的资源管理转型：国土资源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2014[M].北京：地质出版社，2014.
[2] 南宁大小事.南宁2019年卖地收入暴涨640%，进入全国前20强城市排行榜[EB/OL].（2020-04-16）.https：//www.sohu.com/a/307428372_394158.
[3] 券商中国.2018中国卖了多少地？七个城市突破千亿元，杭州卖地收入最高[EB/OL].（2020-04-1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2932279538184876&wfr=spider&for=pc.
[4] 牛刀.债务海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5] 张松.土地财政，致文化遗产遭到“建设性破坏”[N].中国文化报，2013-02-21（007）.
[6] 陈忠.城市异化与空间拜物教——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视角的探讨[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3）.
[7] 倪鹏飞.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6-2017[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
[8] 冯骥才.警惕自我糟蹋文化[J].共产党员，2016（11）.
[9] 张永理.公共危机管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10] 黄殿祺.保护城市文化遗产，避免建设性的破坏[J].民主，2003（8）.
[11] 刘根生.不要“乐呵呵地破坏民族文化”[J].瞭望新闻周刊，2003（32）.
[12] 吴伟.城市风貌学引论[C]//城市特色研究与城市风貌规划：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城市特色学术委员会2007年论文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13] 桑春.新型城镇化思考[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
[14] 阮仪三.遗珠拾粹：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踏察（一）[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
[15] 王继红，李嘉.王继红李嘉建筑创作与文化实验[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
[16] 锦璐.绚丽之下，沉静之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7] 张红樱，张诗雨.国外城市治理变革与经验[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
[18] 孙俊桥.城市建筑艺术的新文脉主义走向[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19]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全译本第1卷：形式与现实[M].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0] 陆幸生.无处徜徉[C]//白烨，雷达.无处徜徉.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21] 刘晓平.全球化时代的城市趋同与特色塑造[J].建筑学报，2013（6）.
[22] 冯骥才.警惕自我糟蹋文化[J].中国民族博览，2016（1）.
[23] 胡大平.空间的废墟化与历史之蚀——现代性矛盾与速度[J].文化研究，2010（1）.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RISIS” IN CENTRAL CITIES OF ETHNIC AREAS：
KEY CAUSES AND MAIN SYMPTOMS
Zhang Jingwu
Abstract："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risis" refers to the crisis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eakening and even disappearing.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risis" caused by "similar face of thousand cities" is staging in China"s cities， and even the central cities of ethnic areas cannot escape this destiny. The key causes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risis" in central cities of ethnic regions in China have involved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at is， the economic dependence on real estate， the logic of demolition， and the lagging-behind of governments relevant work. The main symptoms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risis" have presented as the beginning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the climax of "all modern citi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similar face of thousand cities"， the feeling of "nowhere to roam"， and the result of "spiritual crisis".
Keywords：Central cities of ethnic area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risis; similar face of thousand cities; spiritual crisis
〔責任编辑：李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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