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治语境中的部落民

吴晓黎

目前，纳萨尔派武装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印度的部落民群体。图为2010年，一名印度军警在恰蒂斯格尔邦某地检查被纳萨尔派武装击毁运兵巴士的残骸。

4月3日，印度安全部队在内陆腹地多山的恰蒂斯格尔邦与纳萨尔派武装交火，造成超过50名安全部队人员伤亡。纳萨尔派武装自我宣称信奉“毛主义”，当下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印度的部落民群体。在印度，部落民是一个拥有较强自我认同的社群，其政治影响力不容忽视。例如同样有纳萨尔派武装活跃的贾坎德邦就由部落民政党联合其他政党执政，其首席部长索伦曾公开表示，阿迪瓦塞（Adivasi，印度本部很多部落民的自称）从来不是印度教徒，将来也不会是。在莫迪政府致力于将“印度性”与印度教划等号、以“印度教徒民族特性”（Hindutva）推进国家构建的当下，索伦的发言引起广泛争议。

部落：在与印度教主流社会对比中获得意义

部落（tribe）及其衍生的“部落民”（tribals）不像“种姓”那样有对应的印度本土概念，它们在印度的通行，是英国殖民历史的遗产。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在建立海外殖民地的过程中，常用“部落”来指称生存在“原始和蛮荒”处境中的人群，强调其“原始性”。19世纪中期，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引进了民族志调查和人口普查这样的现代治理技术之后，部落和种姓逐渐成为相互区分的范畴。在印度，部落与在山地、森林地区聚居和泛灵论信仰相联系，被共同的祖先、亲属关系或血仇团结在一起，通常说同一种语言，占有或声称占有一个确定的地域。

在殖民知识语境中，部落民概念另一个重要的引申含义是“最早的居民”或“土著人”（aboriginal/aborigines）。1882年伦敦出版的一本专著《印度的野蛮部落》提出，部落是印度“最早的居民”，在外来移民比如“雅利安人”的压力下，他们大部分消失，或者沦为农奴，构成了印度教中卑贱的不洁的种姓。残存的一部分撤退到外来征服者力不能及的深山老林，成为了截至今日仍被“行为方式、语言和种族偏见”隔离于周围平原居民的“肤色深暗的野蛮部落”，这些部落也被视为“印度原始居民”的传人。不过，作者将边疆地区“混血的或外来的部落”与印度本部的部落相区分，认为边疆地区的部落并非原始居民的传人。这一理论在后来的民族志调查者和人口普查官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确实，今天谈论印度的部落首先需要区分印度东北部边疆的和印度本部的：东北部边疆地区是印度部落人口聚集程度最高的地区，而这些群体当初在文化的多元性、群体边界的流动性以及与低地王国关系的复杂性上，都让英国殖民管理者和学者极为困惑。这些群体同样有着平等主义的道德观念和民风，并且其在这方面与印度本部部落的群体类同，而与阶序性的印度教文明相区别，因而被英国殖民者统统划归“部落”。印度东北地区的部落以自治的方式保持了更大的政治自主性，基督教在这一地区传播更为顺畅，今天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基督徒群体。

可以看出，在印度，“部落”主要是在不同语境下与印度主流社会的对比中获得自己的意义的：“原始”对比“文明”;聚居在山地、森林地区对比居住在平原地區;信仰泛灵论对比信仰印度教等其他宗教;“土著居民”对比外来移民;平等主义对比种姓阶序。在实践中被称为部落的群体，在体质、语言、人口数量、生产力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相对于主流印度文化的涵化程度上，都十分多样。

印度独立之后，部落作为“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成为一个法律范畴。1950年的印度宪法，基于补偿性正义原则，要为遭受历史不公、被印度教社会歧视、压迫的“贱民”和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部落民提供特殊福利，这些种姓和部落被列表公布，因此得到“表列种姓”“表列部落”的官方名称。当时的表列部落名单包含了分布于22个邦的744个部落群体。根据印度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部落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8.6%。

在今天的印度，与部落的所指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是阿迪瓦塞（Adivasi）。这是一个梵语—印地语的新造词，意为“最初的居民”“原住民”。这一词汇诞生于1930年代印度的部落政治运动，突出了部落在殖民知识系统中包含的“土著/原始居民”内涵。这一词汇表达了部落的政治意识，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政治性和道德色彩的术语，对应着独特的身份、文化和政治经济权利主张。它表达了整合部落群体的目标，自此为印度本部不少部落群体的社会政治运动所采用。这一词汇在印度东北地区的操藏缅语系语言的部落中并不流行，在印度政治语境中，族群和地区—种族身份对东北地区部落有更突出的意义。

最近20多年，阿迪瓦塞一词扩散到学界和公共话语之中，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土著人民（indigenous people）概念1980年代在西方的兴起，以及联合国在1993年宣布“土著人民国际十年”以及权利公约。这个具有国际维度的土著人民术语，包含了此前西方殖民者使用的土著/原住民含义，具有很强的道德和政治色彩，是一个伸张权利的概念。它给印度部落的社会政治动员提供了强有力的参照和支持，与之语义契合的印度本土术语阿迪瓦塞，也从印地语地带向更广的范围扩散。

被各个政治力量争夺的部落

印度教右翼组织不用阿迪瓦塞而用“丸瓦塞”（vanvasi，意为森林居民）称呼部落民，比如当下印度联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这一词汇主要是为了避开阿迪瓦塞所包含的部落早于印度教徒的含义。除了不接受部落民是最早的居民，当代印度教右翼还非常关注部落的宗教身份归属问题。如前所述，各部落有自己特定的信仰，大致可以归在自然崇拜或泛灵论范畴之中，而一些进入平原的部落民在信仰实践上可能印度教化。印度教右翼则一直致力于推进对部落民社会的“印度教化”。

部落与种姓制度或者说印度教社会的关系，一直是关于部落的研究中学术争论的焦点，这个问题同时具有很强的政治含义。印度社会学家古里叶在1940年代就提出过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他认为印度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雅利安人将非雅利安人和非印度教徒同化进印度教和种姓阶序系统的过程，这一“自然过程”被英国殖民统治所打断，那些尚没有很好地被同化的群体，错误地被英国人视为与印度教徒具有不同的文化而被标记为部落，实际上他们应被看做印度教的“落后种姓”。古里叶对部落概念的拒绝是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相联系的。当代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要以印度教文化统合国族，更是把部落视为印度教的“后院”。国民志愿服務团和它的某些附属组织长久以来把部落作为印度教传教的对象。

对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部落而言，族群身份和地区—种族身份有更突出的地位。图为身着传统服饰的印度那加族人。

独立以来，印度本部的不少部落民实际上已经印度教化了。以部落人口占邦总人口26.2%的贾坎德邦为例，2011年人口普查中统计为印度教徒的部落民约占部落人口的39.8%，基督徒14.5%，穆斯林0.4%，其余45.1%的部落民遵循部落旧有的自然崇拜，被归类于“其他宗教”。以贾坎德邦首席部长索伦为代表的部落民政治人物一直主张在人口普查的宗教分类中增加部落的独立宗教选项。然而，部落维护自己独特的身份、文化和宗教信仰是不合印度教右翼心意的。

印度教右翼更为忌惮的，就是基督教在部落中的影响。基督教在印度部落中的传播始于英国殖民的19世纪。相较被种姓阶序支配的印度教社会，来自欧美的传教士更偏爱平等主义的部落。他们开办学校和医院，向被印度主流社会排斥的“贱民”和部落民开放。印度独立前的第一代部落运动领袖基本上都是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贾坎德邦所在的地区，更是部落运动的先驱地。20世纪上半叶，传教士在这里帮助部落民提起有关土地问题的司法诉讼，对抗印度教地主对他们权利的侵夺，一些部落民也因此改信了基督教。传教士还帮助部落建立各种自助组织，这奠定了许多部落政治运动的组织基础。印度独立前，贾坎德邦所在地区当时所属土邦的印度教王公通过了限制改变宗教信仰的法案，以遏制部落民改宗基督教。印度独立之前，还有十多个土邦通过了类似的限制改宗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法案普遍被冠名为“宗教自由法”。这些法案成为独立后同类法案的先声，迄今为止印度已有十几个邦通过了同类法案。包括索伦在内的部落政党领导人对此是强烈反对的，视其为分裂部落之举。他们指出这些法案把基督教会作为主要针对对象，会进一步在基督徒部落民和非基督徒部落民之间打入楔子。

可以说，在当代印度的政治语境里，部落是一个被争夺的对象。部落政党希望跨越宗教边界维护部落民社群的团结、认同和整体利益。印度教右翼致力于孤立、分化基督徒部落民，拉拢部落宗教信仰者，使部落印度教化。本文开头提到的纳萨尔派武装也是争取部落民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他们主要在印度中部和东部的山区森林地带活动。可以预见，在印度，围绕部落民政治归属的斗争仍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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