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讨论性别
郭冰茹
2019年，张莉做了一个关于女作家写作观的调查，在六十二位参与问卷调查的女作家中，绝大多数都认为写作应该面向人类的总体命运和普遍存在，她们极力回避性别的指认，也不愿让自己的作品贴上“女性写作”的标签。迟子建在一次访谈中的回答也颇具代表性，她说：“刻意地展览女性标签，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迎合，反而丧失了身份。其实不用张扬身份，女作家写作时，其天然的气质，会显出裙钗的影子”，当然，这只是看待“性别”的一个角度。另一方面，在歌手谭维维的新专辑《3811》中，一首《小娟》以摇滚的方式将伴随女性一生的暴力唱了出来，偏见、欺凌、骚扰、家暴、网暴……每一句歌词都指向曾经引发众多议论的新闻事件，整部作品带有非常鲜明的性别立场。阎连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她们》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直面乡村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以男性、知识分子的“他者”眼光指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第三性”的尴尬处境。两种不同的视角和眼光共时性地存在于当下，这说明性别虽然是一个指涉群体的概念，但这其中，女人与人、个体与群体、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总有各种相互渗透也相互排斥的复杂纠缠，不同的写作者有着不同的认知立场和观察角度，彼此之间的差异恰恰说明了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提示我们讨论性别不能抽离具体的语境，不能抛开具体的个案。
一
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和认知，离不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领。如果我们将1981年朱虹为《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所写的序言视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起点，那么，经过了四十年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这一理论已在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中落地生根，并形成了自己的批评特色。四十年来，女性主义批评在启蒙性别意识、建构女性美学、重写文学史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女性主义”的理论参与，那些尘封在故纸堆里的女性作者会再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那些早已被纳入既定文学史叙述的女性文本会得到性别意义的阐释。显然，只有当“性别”成为我们重新考察文学及其相关社会历史文化问题的一种立场、视角和眼光时，曾经习焉不察或是安之若素的诸多现象才会成为问题受到关注。这是女性主义理论带给批评界最显著也是最深刻的影响。
女性主义理论是西方女权运动的产物，在女权运动的推进过程中，女性写作成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为了给予女性写作以切实有效的批评阐释和理论支持，以性别意识为立场，以平权诉求为出发点的理论探索应运而生。不过，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进入中国知识界并非出于中国女权运动的需要，而是借助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事实上，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每一次观念的变革都离不开对女性解放的倡导，晚清时期的“强国保种”，“五四”时期的“自由婚姻”、“个性解放”，民主革命时期的“不爱红妆爱武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等，都将女性与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转换、思想革新和文化建设联系起来。新时期同样也是要求打破思想禁锢，实现拨乱反正的年代，其思想解放的力度和广度被知识界喻为“回到五四”。胡适当年在《敬告青年》中对“个人”的呼吁同样也适用于1980年代的“人的觉醒”：“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人性论、人的主体性以及人道主义思潮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得到译介和推广的直接推手。
虽然198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性别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的角度对女作家的创作做出合理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属于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是随着女性文学的产生而出现的，但中国知识界却逆转了这一顺序，在引进并接纳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之后，通过具体的批评实践生成了作为文学现象的“女性文学”。套用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关于“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一经典表述，中国当代的“女性文学”也不是自觉产生的，而是被女性主义批评造就的。换言之，借助女性主义理论对性别意识和平权诉求的强调，女性主义批评成功地发现了女性文学。
在性别意识亟待启蒙的新时期初年，按图索骥式的女性主义批评对于发掘女性文学中的性别意识，凸显女作家作为“女性”的创作主体性不仅有效，而且必须。在性别立场和性别视角的观照下，《方舟》被视为新时期第一部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品，虽然张洁一直拒绝接受“女性主义者”的标签;《在同一地平线上》表达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背后，女人在家庭与事业之间艰难的平衡和选择;《人到中年》像是对《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续写，讲述一个女人在家庭和事业都要兼顾时的不堪重负。女性主义批评对新时期初年这些文学作品的阐释，让性别问题从当时众多的社会问题中彰显出来，让遮掩在男女平等表象之下的女性困境被看见，被感知。
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不断译介，女性主义批评也从单纯的文学批评走向整体的文化建设。女性主义批评采取一种否定性的、反秩序的、反异化的精神立场，进行重写文学/文化史的学术工作。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是重新梳理现代女性写作的一次成功实践，研究者对进入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家，如冰心、庐隐、丁玲、萧红等给予了性别视角的重读，对凌叔华、苏雪林、谢冰莹、白薇这些基本被现代文学史封存的作家进行了“挖掘”、整理和评论。这一次清理或“重写”基本奠定了女性文学史的书写格局。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口述史系列，则是女性主义批评在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一次综合性的实践，李小江说：“‘让女人自己说话是建构妇女史的基本原则，发出‘女性的声音在今天社会中兼有政治的和学术的双重使命。找回和重建女人的历史，不仅是史学的需要，更是女人找回自我，确立自主、自信的人生的必要基石。”这套口述史从女人的立场出发，用女性的视角分析资料，将妇女置于历史的主体位置，通过重现一向被忽视的妇女的声音和视角，成为对传统史学的必要补充和校正。
“浮出历史地表”和“让女人自己说话”使女性主义批评在这一“破”和一“立”中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阐释体系。就文学批评而言，新时期以来许多女作家的作品都被成功纳入“性别”麾下得到有效读解。比如王安忆的《逐鹿中街》《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是在承认并肯定性别差异之后，对女性“主内”角色定位的多向度探讨;铁凝的《玫瑰门》《大浴女》是有意识地疏离了“女性美学”的自赏心态，成为对“女性的本质”的自觉反思;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子弹穿过苹果》是以“身体写作”的方式对抗男权中心的权力秩序，等等。当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阐发出性别的意义，对女性文学史的书写就成为可能。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框架中，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主潮因为有了性别的参与而成功地转型为女性文学史，张洁、铁凝、王安忆、方方、池莉、徐坤、林白、陈染、卫慧等成为这部女性文学史不同历史阶段的代表。
但是，任何一种理论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性别的视角的确是一种洞见，也可能成为另一种“不见”。换言之，性别主题并不能涵盖女性文本的全部内容，性别视角也不是女性写作观察世界、反映现实的唯一方式。因而，在“女性文学”被发现、被定义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女性文学”与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并不完全对等。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学对现实的书写，对社会问题的参与并不必然与性别相关，因而，在当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中，都有女作家的创作介入，这些文本关注的与其说是性别问题，不如说是时代话题。比如“十七年”时期杨沫的《青春之歌》、草明的《乘风波浪》、茹志鹃的《春暖时节》都将文学书写的重点置于当时的主流话语中，聚焦在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新人”的长成上。新时期以来，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戴厚英的《人啊，人！》、王安忆的《小鲍庄》、方方的《风景》也都及时地呼应着时代主潮，成为改革文学、人道主义思潮、“文学的寻根”、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否通过塑造女性形象来表达主题，都很难以“性别意识”讨论其作品意义。
另一方面，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本身也是丰富多元的，这意味着“性别”只是阐释这些作品的一个角度而不是唯一切口，如果把这些作品放入具体的语境，我们会看到“性别”之外的其他主题。比如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写出了社会秩序重建时，每个人面对期待已久的机会，只能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全力以赴投入竞争的惨烈;谌容的《人到中年》写出了中年知识分子既想在事業上有一番建树，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又得花时间精力去应付捉襟见肘的日常生活时的困窘，那种艰难和不堪重负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最现实反映;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彰显出“性”或者欲望对人的主体性的重塑;陈染的《私人生活》显现出通过私人空间和身体经验对抗或解构宏大叙事的写作路径。这种以女性形象或女性生活结构文本，讲述故事的方式的确反映出女作家鲜明而自觉的性别意识，但显然，这些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并不只观照性别问题，而是借性别意识呈现更复杂的社会生活场景和生存困境。与之相关的是，性别意识并非女作家的性别标签，作家在处理题材时是否强调性别意识取决于具体的写作目的，比如铁凝《永远有多远》、王安忆《叔叔的故事》、迟子建《一坛猪油》、林白《致一九七五》等。这些作品实际上超脱了性别意识或性别主题，关注的是属于人类的普遍情感、精神困境和生活理想。
依照女性主义批评建立起来的女性文学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和多元性，这一方面说明性别问题无法脱离具体语境而孤立存在，对性别问题的理解、认知和表达必须与同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议题相关联，另一方面也说明性别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本质，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视为一种观照世界的方法和角度。
二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德里克所说的“后革命氛围”，文学写作对性别和性别意识的认知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铁凝的《笨花》是一部以地方志的形式，将日常生活书写重新整合进集体记忆的宏大叙事，这部长篇小说展示了笨花村从1895年至1945年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平头百姓各自的人生选择呈现出的大历史的斑驳芜杂。《笨花》里塑造了一个年轻的女革命者取灯，取灯的命运与铁凝早期在《棉花垛》（1989）中塑造的乔十分相似。两人都积极参加抗日，后被熟人出卖，牺牲于日本兵的屠刀下，但铁凝在处理两个人物时表达出的性别观念非常不同。《棉花垛》中的乔被塑造成一个性感早熟、深谙两性之间的游戏规则的女人，因为爱上了来村里宣传抗日的干部而积极投身革命。为爱情而革命的人生选择说明，乔对个人情感和欲望遵从优先于对革命信仰的忠诚。《笨花》中的取灯则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主动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铁凝并没有突出取灯身上的“女性气质”，只将她塑造成一个善良、宽厚、坚定却也平常的邻家女孩，国难当头，她和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一样肩负起保家卫国的时代使命，积极投身抗日最后英勇牺牲。
铁凝对乔和取灯的不同处理方式，说明性别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对接时可以有多重组合形式，选择何种形式取决于作家的写作目的和对历史的认知。1980年代末，在“纯文学”和“文学向内转”的呼声中，解构宏大叙事成为一种写作潮流，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的确立正是通过剥离出附着在人物身上的理想主义光芒，强调人的身体、性本质、情感、欲望等实现的，乔的革命与牺牲都与她的个人意志有关，性别话语因此与民族国家叙事构成某种对抗关系。而当文学日益泛滥于俗世的日常生活时，曾经通过情感欲望、私人空间建构起来的人的主体性也日渐消弭，作家们有了重建宏大叙事的写作企图，取灯被重新放入历史，她身上少了1980年代那种尖锐的个性和性别意识，却更接近一个时代里最广大的负荷者，此时的性别话语隐身在民族国家叙事中，或者说，与民族国家话语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
事实上，性别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同构关系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这不仅表现在经典文本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对女性命运的把握上，也反映在作家借助性别议题对不同历史阶段中诸多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上。冯沅君的《隔绝》借“我”争取自主婚姻的努力来倡导个性解放;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通过莎菲的内心独白，表达出摆脱了家庭羁绊的时代青年“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现实苦闷;萧红《生死场》里的王婆、月英、金枝都像牛马一样活着，与其说萧红写出了女人命运的不堪，不如说她写出了北方农人们盲目的生和麻木的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表面上是城市的陷落让一对精刮的男女停止了相互算计而走入婚姻，背后却是时代像影子一样没落下去的苍凉……在中国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性别”并非单一纯粹的话语场，而是与民族国家、阶层社群、集体记忆、个人经验、社会历史、地方性知识等多种话语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妥协，既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的权力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些关于个性解放、自我认同、现实生存、民族独立或国家建设的时代话语都共同指向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它们在“妇女解放需从民族解放中得来”的历史进程中共同构成了性别话语的“他者”，同时也将性别话语组织进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话语中。
不过，在“后革命氛围”的话语场中，随着地方性、身份认同等差异性概念被重新组织进宏大叙事，从而改写并中和这种差异性，相应地，标志着差异性的阶级、性别、种族等多种话语之间也构成了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妥协、既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在原本定于一尊的民族国家话语退行为多元话语场中的一元之后，性别话语虽然挣脱了民族国家话语的裹挟，却也旋即遭遇更多的“他者”，面临更复杂的话语冲撞和权力角逐。女性文学对性别意识的表达、对现实生存的书写也早已超越女性主义批评既定的理论设计，构成多元共生、多重阐释的意义空间。
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写一个外乡生意人和本地乡下女人搭伴儿“过日子”，两人各有所图却也相安无事地互相体恤着。这段婚外的露水姻缘，既是尴尬又无奈的生存现实的反映，也是小城居民对“半良半娼”矛盾态度的呈现，显现出一个普通的中国小城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转型中的变通与保守。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以女儿的眼光看父亲，写父亲的情感世界和退休生活，写父亲在这个不断变动的时代中的自我调适。父亲的经历传递出时代的变化以及个体对这种变化的回应。孙频的《光辉岁月》写一个女人在应对窘迫的小城生活时回望自己经历的大学、硕士和博士三段校园时光，在高校学习的这十多年正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她的人生也随之告别清纯时代，登上欲望快车，并最终归于平淡。三段校园时光写出了女人自身的成长，同时也是一个渺小的个体在千帆过后，终于抹平了与现实撕裂的痛苦，与世界和解的过程。女性主义批评强调作品中的性别经验，这些作品中虽然以性别经验来结构故事，但性别经验并非文本讲述的唯一指向，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折射时代光影的三棱镜，或者说，性别话语与地方性、历史感、怀旧情结等等融合在一起，共同成就了文本关于社会转型期生存景观的书写。
性别身份的建构一直是女性主义批评关注的焦点，新时期出现的新启蒙思潮引发知识界对“个人”长久的关注，这使女作家在处理性别认同时也倾向于将其与个体的身份认同连接起来。乔叶《最慢的是活着》从“我”和奶奶的对峙进入“我”的精神成长史。奶奶嫌弃“我”是女孩，对我百般挑剔，每天都把各种看不惯写在脸上，“我”因为奶奶的小气和偏心，对她报以相同的“看不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我”终于理解了祖辈那种勤俭、隐忍、强韧的生命态度，而这种生命态度也早已进入“我”的血液并在“我”身上慢慢浮现。《最慢的是活着》中孙辈对祖辈的理解和接纳早已将性别建构融入个体的身份认同之中，對祖辈生命经验的承袭和对家族伦理的认同是自我得以确立的基石，自我只有首先成长为“个人”，才能成为“女人”。
除了血缘联系，两性关系也是女作家思考个人或是性别认同的重要参照系，家庭成为实践这一探索的重要空间。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由一宗保姆里应外合的入室抢劫案开场，一直让自己在家庭中处于受宠爱、被保护位置的芥子突然发现，魁梧健硕的丈夫在劫匪面前根本没想过英雄救美，她对丈夫的信任感由此坍塌，一个在家庭中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也因此碎裂。《淡绿色的月亮》在此收尾，尚待填充的意义空间似乎质疑了随着1980年代社会秩序重建而被再次确立的女性“主内”的性别身份，文本提出的问题似乎是：如果家庭不是个人自我实现的场域，那么女性该如何获得自我认同？蔡东的《伶仃》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小说写一个习惯并安于平静家庭生活的女人，遭遇了丈夫的离家出走。为了弄明白其中缘由，她跟踪丈夫来到一个小岛，日子在一天天追随丈夫的目光和脚步中流走，最后她终于明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都有权选择自己想要的另一种生活。《伶仃》将男人和女人都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当每个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时，性别认同因此也转变成了个人认同。在这些文本中，性别经验的确是作者讨论精神成长和自我认同的切入点，但叙述指向的是成长为“人”，而非“女人”，探索的是个人如何首先获得身份认同而非性别认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理论是在中心/边缘、压迫/反抗二元对立的权力秩序中，以否定性、反秩序的立场建构女性的主体性，1990年代出现的“私人写作”或“身体写作”可以视为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幽闭空间中身体经验的书写不仅破坏了既定的权力秩序，如同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所言，“它横扫句法学，切断男人当作代用脐带的线，妇女长驱直入不可能的境地”，而且成为张扬女性主体、建构女性美学的重要途径。不过，“身体写作”之后，已经很少有女性文本再凭借“以笔为旗”、“以血代墨”的极端姿态讨论女性的主体性问题，即便文本处理了“私情”这一可以表达为张扬个性、反抗秩序的主题，身体和欲望也不再是建构女性主体性的途径。比如叶弥的《天鹅绒》，这个关于女人出轨的故事仅仅将出轨变成故事的引子，文本没有讨论女性的主体性，甚至这个女人也不是故事的主角。女人出轨所引发的杀人案传递出的是性格与命运撞击时的痛感。在金仁顺的《喷泉》里，女人出轨并且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占有主动权，但女人的不管不顾和个性张扬仍然只是故事的引子，文本更想要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与责任、权利与道义、背叛与救赎。身体、欲望、私情曾经是女性写作表达主体意识、探索性别认同的重要途径，这源于女性主义批评秉承的批判、质疑、反中心、反基础的批评立场，然而，当“后革命氛围”将“性别”带入更复杂的话语场，文本对这些主题的处理不再局限于两性之间时，对“性别意识”的认识和理解也超越了女性主义批评为“性别意识”提供的标准化解读，显现出多元化的样貌。
其实，针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这一立场，即：所有的父权制都只是男性力比多机制的投射，女性要摆脱父权制中沉默或缺席的境遇，就必须通过压制对方来获得象征秩序中的意义，中国知识界也并非照单全收。新时期以来有不少女作家对这一认知提出质疑，张洁、王安忆、铁凝等作家在作品中追问的是：如果女性归位于“主内”的角色，是否能够获得主体认知，女性解放本身是否只是一场权力之争，通过以暴易暴的方式在权力秩序中实现了位置互换，是否能使女性达到解放的终极目标。虽然此后的女性写作仍然会在象征性的权力秩序中讨论两性关系，但既定的权力秩序并不只是约束和规范女性，且这一秩序本身也受到了外力的挑战。鲁敏的《男人是水，女人是油》将三对夫妻放置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消费浪潮中，男人的权势和地位虽然决定了女人的消费水平，但推动男人不断追名逐利的却是女人无止境的消费欲和攀比心。在物的刺激下，女人比男人更勇猛，更善变，也更有进取心。在受消费裹挟的权力秩序中，虽然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的相对位置没有发生变化，但对个体的压制和异化不是来自另一性，而是源于无处不在的物质至上。裘山山的《失控》也按照既定的权力秩序来设计故事，男人用自己的想法创造或曰改造着他的妻子，从穿衣打扮到休闲阅读，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但是一次普通的家庭旅行，一款简单的手机游戏就让他处心积虑为年轻妻子搭建起来的、看似密不透风的防护网功亏一篑。男人对妻子的失控说明男性作为创造主体的权力位置在大众文化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改变女性在权力秩序中被动的客体位置，确立其主体性，一直是女性主义批评立论的起点。当权力秩序的颠覆不再依靠女性自身的反抗而是借助消费、时尚、大众文化来实现时，对“性别意识”的探讨也需要加入更多的参照系。
在两性关系之外，女性主义理论也借助“同性情谊”来表达性别意识，建构性别认同。艾德里安娜·里奇就将“同性情谊”视为女性历史和女性心理的建设性力量，同时也将其视为女性相互“提供和接受物质支持和政治援助”，“反抗男性暴君”的自足的攻守同盟。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在处理同性情谊时，虽然让女友之间有互助但也有伤害（蒋韵《栎树的囚徒》）;虽然攻守同盟因为既定的社会秩序（王安忆《弟兄们》）、或者迥异的个人性情（陈染《破开》）而土崩瓦解，但“同性情谊”仍然在性别认同中具有积极作用，文本对“同性情谊”的理解基本没有超出里奇的理论预设。不过，晚近的女性写作并没有将“同性情谊”的局限和困境设定在同性或两性关系中。林那北的《唇红齿白》写一对双胞胎姐妹，在各种企图、欲望和私利叠加的现实生存中，为了攫取和保全既得利益迅速而不动声色地成了敌人，即便她们曾经那么相亲相爱。最亲近的人之间的背叛和伤害让个人至上的生存环境更加险象环生，同性情谊和姐妹亲情在私利面前早已溃不成军。鲁敏的《逝者的恩泽》却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两个不同民族、不同生活习惯、素昧平生女人因为同一个死去的男人而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她们没有因为各自的“权利”互相猜忌、明争暗斗，相反，她们正像里奇所构想的那样，彼此照应、互相体恤，活出了生活本该有的滋味。但必须指出的是，她们之间的“同性情谊”并不是建构在里奇所说的“反抗男性暴君”的基础上，反而是来自男性“逝者的恩泽”，其所呈现的不仅是同性之间互助的力量，更多的是人性中的美和善、理解和同情、体恤和包容。当颇具革命性的“同性情谊”超出了性别关系的边界，成为讨论现实生存、人情人性的介质时，关于“性别意识”的认知也就无法局限在单纯的两性秩序之中了。
文学书写关注现实的自觉使女性写作呈现出对性别认知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复杂性，这再次说明性别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的两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关乎伦理秩序，而是与社会政治、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紧密捆绑。这些文本实践成为我们重新考察文学文本中“性别”的新起点。
三
中国社会中性别问题的提出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语境差异。一方面中国没有独立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晚清以降持续不断的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包含了妇女解放的部分主张，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妇女解放目标的实现，至少男女平等受到法律保护。中国知识界在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时，“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我们女同志也能做到”的宣传语在国家建设和参与社会劳动层面已经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女性的解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法律意义上的男女平权，男尊女卑的文化心理、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亟待启蒙的性别意识都深刻地影响着女性的存在方式，即便在“男女平等”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之后，女性的困境也远未终结。可见的政策法规与不可见的社会习俗、文化心理之间的矛盾或反差造成了中国社会性别问题的复杂性。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新时期“女性文学”被发现，被追述的过程本身是批评实践借助理论工具讲述女性生存困境，启蒙女性性别意识的過程。从张洁的《方舟》到王安忆的《弟兄们》和陈染的《破开》;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到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从铁凝的《大浴女》到蒋韵的《栎树的囚徒》和徐小斌的《羽蛇》，女性主义批评熟练地使用“同性情谊”、“性本质”、“女性历史”等理论术语，解读出女性写作中的性别意识，确立女性的性别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女性美学”的文化建设。但是如前文所述，带有启蒙性质的女性主义批评一路高歌猛进，以“性别”为立场、视角和眼光，专注于“性别意识”的发掘，却忽略了近三十年女性文本的内在变化，从而与当下的女性写作形成某种错位关系。换言之，当女作家强调文学表达人性的普遍性，当女性写作在处理题材和选择叙事视角等方面尽量避免单一的性别立场而显现出某种“去性别化”的特征时，我们讨论性别的角度和方法就需要做出相应地调整。
女性写作出现某种“去性别化”的倾向，并不意味着对性别问题的关注淡出了文学的视野，因为是否处理性别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关乎如何理解或谈论“性别”。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女作家的确具有书写女性生活，处理性别题材的天然优势，但是天然优势并不是强制标识，作家书写现实的文学自觉不应该受到创作主体性别的限制，反映女性生存状态和女性情感命运的作品都应该受到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视，比如阎连科书写乡村底层女性生存本相的非虚构作品《她们》。
从对性别问题的讨论来看，《她们》至少应在两方面受到关注。首先，乡村底层女性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她们的生存困境需要被听见，她们的性别意识需要被启蒙，换言之，她们仍然需要“代言人”，女性主义批评所肩负的启蒙责任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阎连科聚焦乡村底层女性，男性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眼光显然是一个“他者”，但这并不影响他通过写作传递“她们”在现实生存中的无奈和痛感。当年冰心创作《关于女人》，有意假托男性的口吻来刻画女性形象，谈论女性问题，“因为男人在立场上，可以比较客观，男人的态度，可以比较客气”。在文学创作中，“客观”和“客气”并非标准，“他者”的眼光和态度也未必“客观”和“客气”，但“沉默的大多数”需要被看见，这正是我们关注性别问题的前提。
其次，乡村底层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当然是性别的困境，但同时也包含着底层的困境，这意味我们讨论性别的同时需要参照其他指代群体的概念，比如《她们》中显现出来的“阶层”。如果进一步罗列，这个参照系中还需要考虑地方文化、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等等因素。“五四”时期，陈望道在谈及妇女解放运动时说：“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恢复‘因为伊是女人因而失掉的种种自由和特权;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消灭‘因为伊是穷人因而吃受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所以第三阶级女人运动是女人对男人的人权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宗旨很是差异，要求也不相同。”这种表述虽然带着彼时将妇女解放纳入阶级解放的惯常思路，但他已然注意到性别问题不能从阶级问题中被剥离出来单独讨论。
在女性主义批评进入中国知识界，并取得一定成就之后，也曾有研究者批评其存在“贵族化”倾向，因为中国的“女性主义”只在部分女性知识分子中获得认同，没能普惠到广大乡村女性和城乡结合部那些不断被商品社会边缘化的女性群体，且中国的“女性主义者”自身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体面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更多是在学术研究的层面将其作为理论工具而接受这一理论主张的。中国的“女性主义”是否“贵族化”仍需商榷，但这一说法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当下女性写作何以很少承担“代言人”角色的原因，这不仅因为1980年代后期文学“向内转”引发的写作观念的变化，也与作家观察生活、体察世情的角度和立场有关。《她们》与近些年的女性文本相比，处理的是不同阶层的女性生活，这在某种意义上提示我们观照性别时需要结合更多的参照系。
自“女性文学”出现以来，不斷积累的文本实践说明我们对“女性文学”的研究和文本分析需要建立在重新理解“性别”以及如何阐释“性别”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女性文学因女性争取平权运动而产生，这意味着女性的性别意识、性别特质以及生存图景是其最主要的表达内容。但是随着语境的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女性文学的定义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更广义的范围内，女性文学不再以内容，而是以创作主体的性别作为界定的标准。概念内涵的变化意味着女性文学或者女性写作的主题、视角甚至立场未必局限在“女性”中。这在客观上也要求我们以一种更开放的态度来阐释“性别”。
女性主义理论关注的性别问题并不是纯粹的两性间的关系问题，即便是在二元对立的权力秩序框架中，也不应简单地将男性视为“性别之敌”并将其排除在外。事实上，由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与“强国保种”的民族解放运动相勾连，从维新党人倡议的“戒缠足”、“兴女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从国民革命军中的《奋斗歌》“快快学习，快快操练，努力为民先锋。/推翻封建制，打破恋爱梦。/完成国民革命，伟大的女性”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解放运动进程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男性推手协助和参与。如果妇女解放运动不拒绝男性的介入，文学书写中对性别问题的关注、思考和讨论没有排斥男性作家的参与和书写，那么我们对“性别”的阐释也不应该具有排他性。
以开放和兼容的姿态阐释“性别”，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回应。在该理论驳杂的体系中，关于“性别”和“女性写作”的认知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而理论的推进正是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不断完善来实现的。伊莱恩·肖瓦尔特在梳理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时，曾概括出四种批评方式：女权批评（feminist critique）、女性批评（gynocritics）、女性本原批评（gynesic criticism）和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其中女权批评和女性批评强调性别本质，重视女性的经验的独特性和权威性，而女性本原批评和性别理论则试图拆解女性主体，将性别视为解读世界的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由于“性别”问题无法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地域风俗、文化心理等等独立存在，这四种批评方式的出现虽然是一个自我修正的历时性的过程，却共时性的存在于不同空间的具体语境中，每一种批评都有自身的理论优势和批评盲点，也都只能对具体的文本有针对性地发言。新时期以来，作为性别群体的中国女性虽然在性别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体性的建立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倘若叠加其他参照系，便会发现不同地区、阶层、学历水平的女性在性别身份的自我认知方面并不同步，遭遇的生存困境也非常不同。底层女性依然面临贫困、失学、早婚、家暴等基本生存问题，她们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依然需要“代言人”，而中产阶层的女性可能更多地纠结于个人价值的实现或个体与环境的调适，就像当下绝大多数女性写作或者都市剧描述的那样。女性群体内部阶层的分化，早已突出地反映在当下文化产品的现实书写中，也只有保持对“性别”的开放姿态，才能实现有效阐释。
性别问题指向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观念习俗和文化心理。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使文学书写中关于性别问题的呈现从一开始就与思想启蒙、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社会改革、经济建设等宏大叙事相捆绑，并且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展开和推进。上过前线写出《女兵自传》的谢冰莹解释她们这一代女兵缘何放弃恋爱，选择参军时说：“照理一般饱尝过旧礼教压迫痛苦的她们，一旦从铁笼子里解放出来，应该对于爱的安慰是很迫切需要的吧？然而不，事实恰恰相反，她们并不把恋爱看得稀奇，神秘或者怎样重要。她们最迫切的要求只有两个字——革命，她们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都寄托在革命事业上面。谁也知道整个旧的社会不根本推翻，女子永远也没有得到解放做人的一天！”这样的表达当然与具体的语境相关，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但也代表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人们对性别的认知，毕竟性别不可能存在于话语的真空中，脱离社会结构来讨论权力秩序的调整也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是，无论是作为“代言人”直面女性的生存困境，还是将性别编织进宏大叙事的肌理，无论将性别作为立场、视角或眼光，还是将其作为透视历史、观照现实、体察人情的方式，性别在文学书写中的意义都不应该被忽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最初的确是在二元对立的权力框架中讨论性别，并以反秩序、否定性的革命姿态确立女性主体性、建构女性美学的，但性别问题自身的复杂性、性别群体内部的差异性都促使我们不断地以开放和兼容的态度推进对性别的认知和思考。在社会生活、文化生产日益多元，各种话语纵横交错、复杂缠绕的今天，将性别不仅视为研究对象，也将其作为一种方法，甚至重新认识世界、了解自身的知识体系，也许是另一种打开“性别”的正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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