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古城旅游移民地方融入的维度建构与检验

王馨 白凯 包军军

引用格式：王馨， 白凯， 包军军. 丽江古城旅游移民地方融入的维度建构与检验[J]. 旅游学刊， 2021， 36（6）：
116-132. [WANG Xin， BAI Kai， BAO Junjun. Dimension construction and test of plac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migration in Lijiang ancient town[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6）：
116-132.]

[摘    要]21世纪初以来，旅游移民的地方融入已成为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及目的地管理的重点研究议题。文章基于现有文献和实地访谈，提出了地方融入的操作化定义、维度结构，并对应开发了测量量表。研究结果认为，旅游移民的地方融入包括5个维度，分别是适应自然环境、获取经济资源、发展社会关系、接纳地方文化和建立地方情感。经问卷数据验证，文章所开发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良好。五大维度是衡量地方融入的重要依据，研究结论丰富了旅游移民地方融入的基本结构和内容，对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参照价值。

[关键词]旅游移民;地方融入;维度建构;量表开发;丽江古城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6-0116-17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6.013

引言

在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后现代社会，流动中的个体需要在高速变化的社会中进行自我身份与地方关系的协商、调适与重构。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大众旅游业快速发展时代背景下催生的旅游移民群体。这一群体在全新的“地方”不仅要面对一般的环境适应[1]、经济融入[2]和社会交往[3]，更要面对情感重建[4]的巨大挑战，在“现在与未来”“流动与根植”“疏离与融入”等二元对立中积极寻求自我与地方。

结合“旅游”和“移民”的基本概念内涵，本研究参考Hammar[5]、杨钊和陆林[6]的观点，将旅游移民界定为“由于目的地的旅游业发展需要或者个体的休闲度假需求，外来人口迁入旅游地居住或工作超过一段时间（最起码超过3个月）的人员。”对于旅游移民的学术研究，国外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研究体系。其中，在对旅游移民的类型划分中，Williams和Hall将旅游移民群体置于宏观社会生产和消费的背景中加以讨论，认为旅游移民主要包括劳工移民、返回移民、企业主移民、退休移民和第二居住地移民5種类型[7]。国内学者张业臣等则认为，旅游移民的类型主要包括了低技能劳工移民、管理层劳工移民、旅游小企业主移民、生活方式移民以及退休移民等[8]。但是，不论何种类型的旅游移民，要想融入全新的地方，必须着力适应陌生环境，面对投资风险、经营成本、社会交往等外部压力。这些均已成为其“在地根植”的重要障碍，也使“融入”成为旅游移民面对新地方、获取自我发展必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作为旅游学和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地方融入（place integration）与移民及时空转换问题相伴相生，为全面描述和解释旅游移民的“地方需要”[9]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也为旅游移民自身积极主动融入新的“地方”提供了多层次的实践参考。地方融入是人地关系静态描述的升华，强调人与地方关系互动意义产生的持续性过程[10]。不同个体的地方融入往往伴随人地关系的正向强化或反向瓦解，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与特征。那么，如何对其加以结构化的描述和总结，相关成果并未明确[11-14]。为此，本文以丽江古城为研究案例地，聚焦该区域的旅游移民群体，尝试对其地方融入的结构展开质性与量化探索。希冀该研究领域成果能完善和发展“地方”“地方感”及“社会融入”等概念，为旅游目的地的移民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1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1.1 地方、地方融入与社会融入辨析

地方概念最早是在1947年由地理学者Wright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段义孚、Relph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才正式将地方引入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中[15]。20世纪80年代，国际地理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地理的研究转向[16]，地方成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在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看来，地方是意义的载体，所谓地方是相对“空间”的概念，空间被赋予文化意义的过程就是空间变为地方的过程[17]。同时，地方具有主体性，总是与人的情感密切相关，常常会有“我者”和“他者”地方的差异化表达。Agnew提出，刻画地方应具备3个基本面向，分别是区位、场所和地方感[18]。地方不仅是区位和场所的地方，更是主观性和情感体验的地方，常常会被赋予人类经历、关系、情绪和思想等[19]。换句话说，地方可以引发个人对于地方情感上的依赖，一个没有人类情感和价值的地方只是一个空间，是“无地方”的。此外，地方研究中对于“地方性”的持续关注，为深入理解地方提供了重要参照。作为地方概念的延伸和拓展，地方性是地方主体的一种主观创作[20]，是一个地方的独特性表现[21]。不同群体对于地方性的差异化理解，建构了独特的地方。

进一步地，“地方融入”概念被正式引入相关研究中。Dewey在1958年最先提出地方融入是人在地方实现社会性意义的建构过程[22]。在后续的研究中，Cutchin基于Dewey关于人与环境之间连续性体验的哲学思辨观点，跨越已有的学科研究视角，从地方和空间的角度出发，对地方融入进行了深入解释。Cutchin认为，地方融入是个体由于空间位置的转换和时间经历的过渡所产生的人与地方持续交互的过程[23-24]，通过地方评价、非家庭性参与和地方依恋能够衡量老年人群体的地方融入问题[24]。Johansson等也提出，地方融入研究是以地理学中的地方为基础，重点关注了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积极联系[12]。从哲学认识论层面来说，地方融入主要观照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观，从空间社会化的视角探索了独特的地方特质和社会关系生产对个体适应环境的影响，是弥补社会融入研究中缺乏空间观和地方观的重要补充。从关注主体来说，地方融入主要强调了微观个体层面的过程性融入问题，不仅仅是简单解决个体进入地方的问题，而且要进一步探究人与地方之间恰当的连接纽带，具体包括个体在新变化的环境中如何持续性地开展社会化的生产与生活。从尺度转换来说，地方融入的研究内容是多尺度的。人们对地方的认识具有主体差异性，地方融入的研究既可以是一个社区、一个乡村的地方融入，也可以是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地方融入。综合以往的研究，本文提出地方融入既是特定空间下的人地互动、人地联结过程，也是在地状态的呈现，在互动的过程中，个体不论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还是情感层面都发生了状态的改变，人的价值、经验、情感、意义都定格在地方情境中，由此，在变化中产生了地方融入。

反观社会融入的相关研究，在社会学中是一个经典的话题。相关研究起源于法国学者Lenoir René于1974年提出的“社会排斥”概念[25]，主要发端于美国有关多种族移民、欧洲有关社会整合的研究，形成了“融合论”“多元文化论”“区隔融合论”等理论假说。西方已有社会融入的理论流派虽观点各异，但对于移民群体的考察均体现在既定的开放社会环境中，强调移民的主动选择，呈现以移民个体为核心的多侧面社会生活的横向互构[26]。国内已有的社会融入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由于社会融入概念内涵的复杂性和边界的模糊性，对于社会融入的有效界定，既有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展开了探索[27-28]，认为社会融入具有目标宏观性、主体主动性和评价多维性的特质表现。其次，已有研究对如何测定社会融入的标准和界限进行了实证调研与检验，提出了多样化的测量依据和指标  体系，主要从经济融入、心理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等方面对新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进行整体评价[29-30]，但是已经建立的评价体系仅仅关注社会融入的结果，缺乏对社会融入原因和过程的深入探讨。最后，社会融入作为一个政策化的实操概念，在实证应用层面发挥了重要的实践价值。已有研究针对实现社会秩序的有序化、和諧化发展，提出了许多政策性的建议和措施，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和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结构[31-32]。综上，社会融入研究关注社会治理层面较为宏观的融入问题，聚焦于调节与平衡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互动关系，进而解决弱势群体的被剥夺问题，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保护，但是相对忽略了独特地方对于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意义。

综上，地方融入与社会融入各自有其侧重的研究议题。在研究目标方面，社会融入关注理想化的目标，将宏观的社会结构论和微观的社会互动论结合，关注“人”的社会属性，聚焦解决低级别工作的农民工群体或其他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体现了积极的人文主义关怀。地方融入则从微观个体出发，关注依附在地方之上个人情感的表达与地方的互动，着眼于个体的情感发展与变化问题。在研究内容方面，地方融入强调独特地方的不确定本质以及人地之间的持续性互动过程，聚焦于地方特质表现带来的影响，强调地方给人带来的变化，能够进一步解释人与地方的过程性联系与意义。社会融入则主要关注人与社会的互动问题，强调社会制度、环境、文化对移民群体融入社会的重要作用及结果表现。此外，地方融入作为跨学科的研究话题，将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进行了有效整合，能够与社会融入研究进行有效对话，为“融入”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1.2 维度识别与建构

地方融入是多维度的，需要从多方面、多群体理解个人与地方的联系，发现地方之于不同个体的独特意义。因此，对于地方融入维度的识别与建构，本文从已有的科学文献出发，在理解地方融入概念的内涵、外延与边界基础上，试图探索地方融入的维度内涵，实现对地方融入的最佳解释。

已有的研究表明，先前的旅游经历、地方气候特征、地理区位等条件会对移民产生重要的影响[33-34]。其中，生活方式型移民作为消费型的移民群体，其在自身经济状况能够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会重点考虑迁移目的地自然环境的影响，更为偏好悠闲的乡村生活[35]，享受慢生活的全新体验[36]。OReilly[37]、Rodriguez等[38]对欧洲移民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地中海的宜人气候和美丽风光是吸引生活方式型移民定居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季节性旅游移民来说，为了避免夏日的酷暑、冬天的严寒，会积极寻找优美温暖的旅游目的地进行迁移，更加看重迁入地的季节舒适性[39-40]。诚然，在选择向旅游地进行迁移的群体之中，不论是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旅游企业主移民还是旅游劳工移民，自然环境的好坏往往是吸引旅游移民暂时居留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其慢慢融入地方的先决条件，迁入地自然环境成为衡量旅游移民融入地方的重要指标。

“生计”与旅游移民融入地方也是密切相关的。迁入一个陌生的目的地，如何实现在地生存立足、扎根发芽的目标是萦绕在每一个旅游移民心中的难题。对此，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是保障旅游移民开展日常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衡量其生活质量水平的依据。一般来说，移民对经济收益的追求是其在移入地的主要诉求之一[41]，在移入地的收入水平越高，生活质量越好，旅游移民对于地方的满意度就越高，就越容易融入地方;反之，则会动摇内心的选择，进而很快选择离开该地。在相关的研究中，Truly指出，除移入地的温暖气候、宜人风光外，经济利益的获得以及较低的生活消费是影响退休移民定居的重要因素[42]。国内学者卢松等在研究古村落旅游移民社会融合问题时，重点将经济融合作为判断社会融合的重要指标维度进行了实证分析[43]。对于旅游劳工移民来说，更是如此，其迁入地方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那么，增加经济收入和建立生意成为企业主则是旅游劳工迁移的首要动因[44]。旅游移民通过经济收入的增加或者生活消费成本的降低，能够提高在迁入地的生活质量，获得生活上的满足感，逐渐与地方产生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对地方的归属感和依赖感，获取经济资源成为旅游移民地方融入的重要环节。

在异地他乡陌生的环境中，个人意义与价值的实现通常发生在群体互动过程中，社会成员日常的互动实践是融入地方的重要途径。个人在地方的交往经历可以改变其价值观、信仰和情感[45]。Gustafson通过调查迁居到西班牙的瑞典退休移民，发现亲友团聚和同质社区是移民在地方开展社交活动的主要交往对象[46]。Ateljevic和Doorne则在调研中发现，旅游企业主移民希望在陌生环境中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且结识新的朋友[47]，展开新的社交活动。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则通过主动聚集的方式，更倾向于同具有类似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的移民群体展开交往活动[48]。不同类型的旅游移民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价值取向，会逐渐形成社会交往的“小圈子”，不可否认，社会关系生产是个体地方情感和意义生成的重要媒介。纵观国内关于社会融入的相关研究，主要观点也认为社会参与既是发展社会关系的过程，也是衡量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重要指标[49-50]。农民工在城市中与工友、老乡、当地居民的交往能够对其社会融入产生重要影响。但是，这一弱势群体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交往对象局限、交往空间有限和交往时间紧张的问题[51]，那么，在旅游移民地方融入的研究中，是否同样存在类似的困境，社会关系的生产是否能够很好地衡量旅游移民的地方融入状态？是本研究需要探索的问题之一。

总之，旅游移民在融入地方的过程中，需要与地方产生多方面的互动关系。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初步发现，旅游移民会与地方产生自然、经济和社交3个方面的互动，本研究将这3个维度分别命名为适应自然环境、获取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关系。并且，从经验主义观点出发，这3个维度可以很好地解释地方融入，但是，基于独特的地方性特质，是否还存在新的维度能够更好地说明旅游移民的地方融入问题，则需要进一步剖析。

2 维度补充与验证

2.1 确定维度构成

社会科学研究以客观性为前提，以定性分析或定量研究为基本手段，研究及预测具体的社会现象和问题[52]，定量与质性研究的结合则是实现其科学性的重要保证。本文在对文献梳理得出具体维度后，进行定性访谈的维度验证与再证。在借鉴Williams和Hall[7]、张业臣等[8]对旅游移民分类的基础上，本研究以旅游移民的迁移动机为主要评判依据，将旅游移民分为以生产性动机为主的旅游劳工移民、以消费性动机为主的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和兼具生产性和消费性动机的旅游企业主移民3类。调研组成员于2018年8月1—10日在丽江古城对12位旅游移民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O代表旅游移民，O1是访谈的第一位旅游移民，以此类推最后一位为O12，见表1），访谈对象主要包括旅游企业主移民和旅游劳工移民两类，访谈内容则主要围绕初定的地方融入维度进行验证性补充，发现旅游移民的地方融入会集中展现在适应自然环境、获取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关系三大方面。

具体来说，在对丽江古城自然环境的阐述中，几乎所有旅游移民都会提到丽江古城蓝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幽静的石板路、清澈的小溪水。“来到这边，觉得这里的气候很舒服，空气质量很高，根本不会有雾霾，都很少生病了，每天心情都很好。”（O3）“这里的天气虽然有时候会比较干燥，但是看着蓝天白云，就很舒服。”（O4）“我留在这里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被这里的蓝天、白云、绿树和鲜花吸引了，走在石板路上，处处都是美丽的风景。”（O10）总之，丽江古城独有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其自然环境的独特吸引力，让更多的人愿意继续留在丽江、适应丽江、了解丽江、融入丽江。

旅游移民也会提到：“当初来丽江古城是因为这里是非常有名的旅游地，但是在2013年以后，旅游发展就缓慢了，挣钱没有那么容易，很多人就离开了，还是会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毕竟要在这里生活下去，没有收入是不可能留在这里的。”（O5）“我不认为丽江古城有过度的商业化，如果没有商家的经营满足游客的需求，我相信丽江古城也不会吸引这么多的人来。”（O6）安柏私人庭院的管家也提到：“现在待在这里主要是为了挣钱，积累经验，后面能在这里开店，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O8）进一步地，当问到他们留下来的原因时，很多旅游移民都会说：“在丽江我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Cutchin曾提出，非家庭参与的社交活动是理解地方融入的重要概念[24]，参与社会交往活动会让一个人在异地产生归属感和被需要的感觉，在熟悉的社会圈子中，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53]。居贤客栈的员工说：“我当初来丽江就是好朋友在这边开店，自己后面就过来了，现在我们就像是亲人一样，互相理解，有个依靠。”（O1）小归小手工艺品店老板也说道：“前段时间，我还想要离开了，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们都劝我，在这边毕竟有这么多熟悉的人可以给你帮助，再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太难了。”（O10）在陌生的环境中，朋友的温暖、信任、互助更加会让异乡人对地方产生特别的情愫。

同时，在调研访谈中，许多旅游移民总是会对“地方”存在某种特定的感情或意义的表达。例如，阿育塔雅客栈老板提到：“来丽江古城10多年了，我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原来的自己浮躁、急于求成，来到这里开始慢慢思考自己到底应该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慢慢地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未来，我在这里找到了自我的归属感。”（O5）熙苑客栈的管家也说道：“丽江是一个能让你坐得住、慢下来思考的地方。在这里我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原点，有了生命的原动力，慢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对这个地方有了不一样的情感。”（O9）“丽江给了我第二故乡的感觉，来到这里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心中的家乡。”（O2）“这个地方的磁场与我自己不谋而合，在这里让我很舒服，回归了自我。”（O12）……这种包括了与地理位置相关联的个体对自我的描述[54]，是地方互动中旅游移民情感建立与升华的具体表现。地方情感的建立是旅游移民实现地方融入的重要心理基础，能够通过地方的意义来形成对个人或社会群体文化与身份的认同[55]。在持续互动的过程中，个体或群体通过与地方的相互作用，逐渐对地方赋予情感与意义，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地方，从内心深处认同地方，产生想要融入地方的感觉[56]。

在访谈的过程中，也发现旅游移民选择留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很大程度上與地方特有的文化底蕴有关。正如Ness所言，文化符号是地方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地方价值的真实写照，其意义就在于使空间成为对人有价值、有意义和归属感的地方[57]。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不知不觉中可以改变个体的  态度、价值观、信念、情感、行为等。地方融入很大程度上与旅游移民对地方文化接纳的程度密切联系[22-23]。已有研究表明，移民群体只有将本土文化与地方文化有机整合起来，形成心理归属和地方认同，才可能全面融入地方[58]。丽江古城作为民族旅游社区，其独特的纳西民族风情和文化是其地方性的鲜活展现。在访谈中，虽然主动提到丽江古城文化内涵的旅游移民较少，但其文化根基会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不自觉地被表达、显化和增强。例如，青尘服装店的店员说：“我虽然对纳西文化不是很了解，但是从古城看到的牌匾、宣传语稍微有一点了解，会觉得他们的文化有一种神秘感和特别的力量在吸引着我。”（O7）六如书院的老板也谈到：“丽江古城是一个读书之城，‘天雨流芳的意思就是去读书吧，从元代开始，这里走出去很多的文人墨客，我很认可这样一种文化，这里有一种读书的磁场在吸引着我，让我沉下心去读书，去找寻自己。”（O11）丽江古城特有的纳西民族文化，既是其独特地方特质的展现，也是旅游移民融入地方的重要文化构成影响因素。

此外，许多旅游移民会在访谈过程中提到丽江古城特有的慢生活和自由的生活状态，“不管是旅游淡季还是旺季，我们早上一般快到中午才会开门营业，可以美美地睡懒觉。”（O1）“不想开店就可以不开了，去晒太阳、喝茶、发呆、旅行、游荡，非常自由。”（O5）“来到这里感觉时间都变慢了，可以问问自己到底要什么。”（O10）……的确，相关研究中已经提出，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的主要迁移目的就是追求自己心中理想的生活[59-60]。“生活方式”这一维度确实是可能的存在，但是生活方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当地的自然条件、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因而，地方融入可以用更简单的五维结构进行解释。不过，在实证检验的环节，为了保证维度提炼过程的严谨性，后续的验证与检验中保留了“生活方式”这一维度。并且，在对12位访谈对象进行深入访谈之后，已经难以进一步发现新的概念，证明理论已达饱和。

总之，本研究在构建旅游移民地方融入初始量表结构时以归纳法为主，演绎法为辅。对旅游移民地方融入维度的抽象化抽取与概括，一方面是现有相关文献的归纳与提取，另一方面是实地访谈资料的补充与完善，混合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保证了维度设置环节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避免了出现共同方法偏差。同时，提炼与归纳得出的6个维度从物质、精神和情感三大层面对地方融入进行了全面解读，能够帮助更好地理解地方融入这一抽象理论概念。并且，后文会进一步通过数学实证模型验证提出的概念模型是否具有科学性，进一步确保维度结构的有效性。

2.2 明确维度的具体题项

在确定地方融入的维度构成之后，需要明确维度构成中具体题项的设置。题项的确定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实现：（1）搜集、比较国内外关于社会融入、地方融入、移民研究的相关成熟量表和实证研究文献，特别是将关于旅游移民融入地方的相关文献研究作为问卷题项设置的重要参考来源。（2）深入案例地进行实地访谈调研，结合案例地的具体实际情况与研究目的，进一步确定各个构成维度的具体题项。并且，在访谈的过程中，为了得到被试的真实观点，保证在轻松愉快的闲聊中与旅游移民进行深入交流与讨论。（3）根据相关文献的深入分析、总结和归纳，参考已经搜集到的诸多题项，自行编制部分题项，保证旅游移民地方融入的内涵展示更加全面。所以，本研究在文献分析、成熟量表测度语句借鉴、访谈和自行编制基础上，初步设计得出了问卷题项。

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地方融入的维度测度和调研对象的基本信息。具体来说，地方融入的维度测度主要分为6个次级小量表，分别是适应自然环境量表，包括对自然条件和人造景观的评价两个次级范畴，共7个问项;获取经济资源量表，包括收入情况、工作环境、生活便捷3个次级范畴，共8个问项;发展社会关系量表，包括与当地居民和其他旅游移民的交往两个次级范畴，共7个问项;接纳地方文化量表，共6个问项，主要内容是关于对丽江当地的特色风俗、文化或民俗活动的接纳程度;建立地方情感量表，包括在地归属感和自我认同两个次级范畴，共7个问项;融入生活方式，共5个问项，主要围绕丽江独特的生活方式展开，共计40个问项（表2）。问卷题项设置全部采用Likert 7分等距量表尺度法进行测量，选项由“完全不同意”“很不同意”“基本不同意”“中立”“基本同意”“很同意”“完全同意”组成，对题项计分时，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数字越大表示越赞同该题项的内容表述。在对问卷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检验的阶段，主要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22.0和Amos 22.0进行数据分析。

此外，为避免问卷题项难以直观理解，在问卷的具体编制过程中，会尽量使用通俗化、简单化的表达方式。并且，在正式测试问卷形成之后，邀请  3位研究旅游目的地管理、旅游移民的博士研究生，两位具有丰富编制问卷经验的教授对项目的具体内容、项目的表达清晰度和项目的匹配程度进行评价，充分保证问卷的内容效度，在此基础上形成正式的初测问卷。

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由于丽江古城旅游移民的类型多样，在选择调研对象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地方融入的维度建构能够代表不同类型旅游移民的地方融入过程及状态，预调研阶段便对3种不同类型的旅游移民群体进行了问卷发放。预调研于2019年5月13-16日在丽江古城大研古镇内实施，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38份，有效率为92%。回收的138份有效问卷中，旅游劳工移民问卷数为65份、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问卷数为27份、旅游企业主移民问卷数为46份。在对问卷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主要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题项的有效性和结构的合理性。考查具体题项时，根据以下条件进行刪除：（1）问卷题项的无应答率大于10%[67];（2）对题项进行旋转因子操作后因子载荷值小于0.4或同时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值都大于0.4[68];（3）题项的总分相关小于0.4且删除后Cronbachs α系数值会增加的[69]。

首先，对初始问卷进行因素分析，数据结果显示，KMO值为0.910，Bartletts球形检验Chi-Square值为3513.61（p=0.000<0.001），自由度df值为630，表明回收的调查问卷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具体的维度因素，采用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后，经过4次因子萃取分析，删除了18个不合适的问项，剩余22个问项被归并为5个公因子（删除“融入生活方式”的二级维度），分别为适应自然环境、获取经济资源、发展社会关系、接纳地方文化和建立地方情感，累计方差的贡献率为71.619%，超过了60%的提取标准，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公因子的解释效果较为理想[70]。5个公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均在0.7以上，分别为0.780、0.890、0.875、0.751和0.929，表明数据质量可靠，整体Cronbachs α系数值达到0.936，表明净化后的量表信度良好[71]（表3）。

此外，有两个问项（ZR3和WH5）尽管在因素分析过程中由于载荷低而被剔除，但是研究者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发现该问项的影响程度较大，因而继续加入正式测试问卷中。最终，得出正式的地方融入测量量表，包括5个基本维度24个问项（表4）。

3 维度检验

3.1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正式问卷发放于2019年5月17-24日，问卷发放区域主要集中在丽江古城大研古镇商户密集的街巷，主要包括官门口、七一街、大水车、五一街等附近区域，问卷发放对象的选择原则与预调研保持一致，尽量保证全面涵盖不同类型的旅游移民群体。问卷调查过程中以逐户走访为主，随机进行发放。在进行问卷发放之前，首先询问被试者是否为丽江古城本地居民（丽江市以外的云南籍旅游移民符合该条件），在得到否定答案之后，对其发放问卷。调研期间共发放問卷435份，回收有效问卷398份，剔除无效问卷37份，有效率达91.49%，达到了样本数量高于测项数据10倍的要求[72]。

统计调查问卷数据发现，调研对象的男女比例基本适宜，女性人数的占比较大，达234人，占58.79%;男性为164人，占41.21%。年龄分布呈现年轻化的状态，集中分布于21～30岁的区间范围，达213人，占比为53.52%;其次是31～40岁之间的移民群体，共105人，占比为26.38%。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旅游移民普遍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且高中学历最多，占总数的29.65%。从在地停留时间来看，旅游移民群体的总体停留时间较长，3年及以上的群体达227人，占样本总量的57.04%，在地时间为1～3年的群体为84人，占比为21.10%。从旅游移民来源地来说，主要集中于除丽江以外的云南其他地区、福建、四川和广东，人数为320人，总占比为80.40%。从旅游移民的类型分布来看，旅游劳工移民的占比最高，达48.49%;旅游企业主移民的占比次之，为32.16%，两类旅游移民的占比超过了80%（表5）。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根据预调研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构建一阶验证测量模型，对398份正式问卷使用Amos 22.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预调研结果保持一致，维度因子可以分为5大类。在模型的基本适配指标方面，已有的研究发现，若检验标准t值的绝对值大于2.58，则参数估计值达到1%显著水平[73]。本研究构建的测量模型的估计参数值中未发现负的误差方差，所有误差变异均达到1%的显著水平，标准化参数系数小于1，同时，标准误估计值很小，说明模型的基本适配情况良好[74]（表6）。

在模型的内在结构适配度方面，潜变量与其题项之间的因子载荷在0.630～0.850之间（处于0.500～0.950的范围之内[75]，表7），达到了显著水平。并且，本研究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929，各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27、0.876、0.865、0.814和0.921（表7），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表明本研究设计的量表具有较好信度。效度检验则主要通过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进行判别。收敛效度的判断指标是AVE和CR，测量标准如下：AVE的值要大于0.5，CR的值要大于0.6[76]，数值越大表明观测变量对潜在变量的解释程度则越高。由表7可知，除适应自然环境之外，每个维度的平均变异抽取量均大于0.5，自然融入维度的平均变异抽取量为0.491，非常接近0.5，可以认为数据达标;CR均在0.8以上，表明各维度之间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区分效度的检验标准为：各维度平均变异抽取量的平方根是否大于其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77]。经验证，本研究各个维度AVE的平方根均高于其与其他相关维度的相关系数（表8），表明各维度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总之，假设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合进行后续分析。

进一步地，在测量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评判中，本研究主要使用χ2、CMIN/DF、GFI、AGFI、RMSEA、NFI、RFI、IFI、TLI（NNFI）、CFI、PGFI、PNFI共12个指标对模型进行测量与评价。在表9的拟合指数结果中，旅游移民地方融入五因子测量模型的绝对拟合指数χ2=588.118，CMIN/DF=2.461，处于1～3的拟合标准范围之内;根据Robert和Sharma的研究[78-79]，GFI=0.894、AGFI=0.867，虽未达到最优拟合标准0.9以上，但已经远超过0.8的可接受拟合水平，并且非常接近0.9的最优拟合标准;RMSEA则小于0.1，符合拟合标准。所以，绝对拟合指数结果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是可以接受的。相对拟合指数NFI、RFI、IFI、TLI、CFI分别为0.900、0.885、0.938、0.928和0.938，其中，RFI=0.885，虽未达到最优拟合标准0.9以上，但已经非常接近最优拟合标准，故认为该模型的拟合程度是可以接受的。精简拟合指数PGFI与PNFI都大于0.5，分别为0.712和0.780，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综上所述，虽然RFI的拟合结果略低于既有的拟合标准，但是该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是可以接受的[80]。并且，本研究还进行了竞争模型的比较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的五维度结构较优。

此外，在一阶五因子模型中，5个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75以下，统计结果见表8，显示这5个因子之间不会存在另一个更高阶的共同因素[74]。所以，本研究认为一阶五因子模型能够很好地验证实证调研数据的合理性。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得出，测量模型的基本适配度、内在结构适配度和整体拟合度良好，地方融入维度结构的探索性研究结果比较理想，所得到的一阶五因子模型能较好拟合调研数据，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对文献的深入分析是建构维度结构的基础保证，开展有依据的深度访谈是检验和补充维度结构的重要环节，两种方法的有效结合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本研究在文献梳理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对旅游移民的地方融入进行了内涵挖掘和结构测度，开发并验证了基于丽江古城旅游移民的地方融入测量量表，实现了质性和量化分析的有机统一。具体得出以下结论。

（1）旅游移民的地方融入构成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地方融入既是动态的持续性互动过程，也是旅游移民融入地方的状态呈现。在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本研究界定了旅游移民地方融入的概念内涵和组成结构，并依此建构了地方融入测量量表。具体而言，丽江古城旅游移民的地方融入是由适应自然环境、获取经济资源、发展社会关系、接纳地方文化和建立地方情感5个维度构成的。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确定的旅游移民地方融入量表结构与内容，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较高，展现了一定的适应性和解释力。地方融入量表的开发，能够为后续开展本土化的“地方”和“融入”研究提供实证参考。

（2）在衡量旅游移民地方融入的5个维度中，建立地方情感是影响旅游移民地方融入程度最高的维度构成，其影響因子为0.869，之后依次为获取经济资源、适应自然环境、接纳地方文化和发展社会 关系，影响因子分别为0.806，0.760，0.742和0.735（图1）。首先，建立地方情感是个体与地方联结的心理纽带，其建立与演变需要经过复杂的心路历程，最终在旅游移民内心深处选择接受和热爱生活的土地，这种“恋地情结”的形成会对地方融入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其次，能够融入一个地方，需要获得在地生活的资本，经济基础的保证是决定能否长期停留在某一地方的关键因素，获取经济资源是衡量地方融入的次级因素。所以，如何能够让旅游移民在日常经营方面获得更好的支持，在生活方面得到更大的便利条件，是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进一步支持外来人口在地融入的重要举措。

（3）丽江古城旅游移民的地方融入集中展现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情感层面三大层面（图1）。物质层面主要是指旅游移民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经济资源的获取;精神层面主要指旅游移民能否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和接纳当地的文化;情感层面则是旅游移民对地方产生的认同或归属感。具体而言，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是旅游移民初到丽江的必需环节，不论是当地的阳光、空气、蓝天还是建筑风格、街巷分布都是全新的刺激，会使得旅游移民在潜意识中形成对丽江古城的直观感受与认知。随之，在融入的过程中，旅游移民开始在旅游活动中谋求生计、与人交往、对在地文化做出反应，部分群体逐渐建立了独特的地方感知，尝试着让自己慢慢融入当地的生活，实现身份的转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日常生活实践并不是单独割裂进行的，而是互相嵌套和影响的，在地经验的不断强化促使这一群体不断地融入陌生地方，真正成为地方的一份子，开始营造自己想要的生活，同时也勾勒出属于自己的生活场域，在变与不变中选择了不变与安稳。因此，“外来人”真正地融入地方，成为“当地人”，是一个螺旋上升、从积累到质变的过程，而不是线性或重复和可预测的循环过程。

4.2 讨论与展望

不同群体或个体对地方的解读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与价值。本研究从“外来人”的视角出发，探究“他者”如何通过自身行动与当地生活实践的结合融入在地生活，实现在地身份转变的动态变化过程，希望进一步拓展旅游与其他学科交叉关联的研究议题。据此，在对地方融入实证案例分析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延伸关注与思考，以表现“旅游移民”与“地方融入”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1）促进“地方感”二元结构的历时性发展

近年来，在旅游与地理的交叉研究领域，关于“地方感”的探讨备受关注[83-84]。已有研究认为，地方感是基于“地方”概念延伸而来的，是指通过个人经验与地方的重复互动，形成或存在某种意义而延伸的情感表达[85]。具体而言，当地方可以满足个体特定的情感需求时，个体对地方就会产生情感依附，表现为地方归属、地方认同和地方融入;反之，当地方特质不能满足个体特定的情感需求时，个体便会形成消极的地方情感，表现为地方隔离、思家，没有地方归属感。由此可见，在个人情感体验与地方特质的互动联结过程中，地方感会形成二元结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正负二元地方感会发生结构转换和层级递进，地方融入为判断和预测“正向”地方感的层级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值得思考的是，对地方感的探讨不应该仅仅包含对“正向”地方情感的描述，也应该包含对“负向”地方松脱或地方背离的阐释，尤其，要用历时性的动态思维分析地方感的具体变化过程。所以，关于“地方感”研究的深挖与拓展，需要从反思个体与地方的互动过程入手，重点关注个体难以融入地方的独特心理与行为表现，厘清负向地方感的形成动因、演化过程和结果呈现，深入剖析地方感二元结构的历时性演变与发展，丰富与完善地方感的理论内涵。

（2）明确在地情感体验线索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已有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对流动人口的总体融入状态进行了一般化描述[31，86]，认为社会融入主要会受家庭结构、户籍制度、文化差异、社会阶级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87-88]，相对忽略了微观层面个体情感体验与社会融入的互动逻辑。而地方融入则重点关注了个体与地方互动过程中的情感问题，为分析微观个体社会融入动态过程中的情感变化，明确在地情感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参照。

首先，个体融入新地方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持续动态的，会伴随着情感体验变迁与发展。具体地，在融入全新环境的过程中，流动人口会通过主动与他人分享文化、记忆和经历，逐渐在情感上产生“本地人”的归属感。因此，密切关注微观个体的心理感知与情感体验，着重分析社会融入过程中流动人口的在地情感认知变化，必然会成为社会融入研究重点关注的话题。其次，建构在地情感是影响旅游移民实现地方融入的重要因素。同样地，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情感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个体主观态度体验[89]，与个人的社会性需要与活动密切相关。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融入必然是建立在流动人口对迁入地高度的情感认同之上的[30]。基于此，在社会融入的实证研究中，要进一步厘清在地情感体验和社会融入的互动关系，深入探究在地情感体验对社会融入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和发展路径，促进社会融入理论的结构化发展。

（3）構建多元的旅游移民地方融入保障策略

后现代语境下，“流动”这一因素使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和意义[90]。移民群体在适应陌生环境的过程中，为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常常会被动地与地方产生联系，处于一种弱势和被边缘化的境地。而在旅游情境下，不同类型旅游移民在主动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会呈现出不同的融入选择与结果。其中，受经济实力的影响，旅游移民会有多样化的融入动机，融入地方的具体形式也存在明显区别。例如，旅游劳工移民以获取经济利益为核心追求，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更倾向于追求独特的生活方式，旅游企业主移民则会积极寻求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受文化积累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旅游移民对于接纳和学习地方文化的行为表现也不尽相同，与地方的情感联系则会存在程度和方向上的差异。此外，受社交圈子、迁入时间的影响，旅游移民在融入地方的过程中，会有明显的群体差异。迁入旅游目的地时间越长，交友群体越固定的旅游移民群体，融入地方的程度也会越高。

进一步地，旅游移民在融入地方的过程中，既需要个体积极的在地行动，也需要其他群体的支持与帮助。由于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利益需求的不同，旅游移民在与其他旅游移民、原住民、旅游者、当地管理人员等主体互动的过程中[61]，会持续面临内在和外在的融入阻力。对此，不同互动群体应秉持包容的态度，充分认识文化差异，加强沟通与协调，化解人际交往过程中的矛盾与分歧。更重要的是，相关地方管理部门要进一步规范与完善管理制度，为旅游移民群体融入地方提供强有力的外部制度保障与支持。例如，通过推行住房减免补贴政策、开通跨省市就医便民通道、提供多样化的教育资源等举措，解决旅游移民异地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问题，营造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旅游移民与目的地居民的良性、双赢互动，实现地方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虽然本文遵循了严格的量表设计程序，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由于实地调研所限，仅对丽江古城的旅游移民群体进行了访谈与问卷调研，对其他类似民族旅游社区，如西藏八廓街、西安回民街，有待后续推进。其次，本研究提出的地方融入内容结构，初步揭示了各维度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是旅游移民类型多样，尚有待于引入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作为前因变量，选取不同的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对旅游移民的地方融入问题进行解释性与预测性探讨。最后，是否能够根据已经建立的地方融入维度结构，建立地方融入评价指标体系及数学概念模型，是后续研究可取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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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 Construction and Test of Plac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Migration in Lijiang Ancient Town

WANG Xin1， BAI Kai1，2，3， BAO Junjun4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2. Shaanxi Tourism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Laboratory， Xian 710119， China; 3. Shaanxi Key Laboratory of Tourism Informatics， Xian 710119， China;

3. Tourism Colleg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plac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migration has become a key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s of tourism geography， cultural geography and destination management. Firstly， based on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place integration. Place integration is not only the processes of man-land interaction and  man-land connection in a specific space， but also the presentation of local con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individuals have  experienced state changes in physical，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levels. Their values， experiences， emotions and significances are frozen in the place context. Therefore， place integration is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Place integration provides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mprehensively describing and explaining the place needs of tourism migration， and also provides a multi-level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ourism migration to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new “place”.

Secondly， this paper  provides a clear dimension structure of place integr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s. The plac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migration includes five dimensions：
adapting to natural environment， accessing to economic resources， developing social relations， embracing local culture and building local affection. Among these five dimensions， building local affec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to measure the plac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migration.  Local affection is the psychological link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place. Its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go through a complex mental process. Ultimately tourism migration choose to accept and further love the land they live from the depths of their minds. The formation of such “topophilia”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lac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migration. Moreover， the real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 groups is a spiral and upwards process from quantitative change to qualitative change， rather than a linear， repetitive or predictable cycle process.

Finally， this paper develops a measurement scale of place integration，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The pre-investigation and formal investigation are carried out in Lijiang—Dayan from May 13 to 16， 2019 and May 17 to 24， 2019 respectively. Questionnaires about 435 are distributed during the formal investigation， 398 of which are valid， and the effective rate is 91.49%. The data shows that the scale developed in this research has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convergence validity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d the results of goodness fit test of model are good. Five dimensions are important bases to measure place integrati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enrich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plac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migration， promote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he dual structure of sense of place， clarify the influence of local emotional experience clues 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further construct diversified guarantee strategies for plac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migration.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important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Keywords：
tourism migration; place integration; dimension construction; scale development; Lijiang ancient town

[責任编辑：刘    鲁;责任校对：王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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