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和何香凝之女：周总理教我对付特务盯梢
我们初到时，所住之地已受特务监视。总理叮嘱我：“发现有人盯梢的话，不要紧张，不要看他，可以若无其事去商店买点儿东西。如果店里有另一个门，就从另一个门出去。不要仓皇失措，否则他会更注意你。”我亲聆教诲，对于特务盯梢总是泰然处之。
廖梦醒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和何香凝的长女。1924年加入国民党，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任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的秘书兼办公厅主任。此外，她还负责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工作。周恩来对她的关怀与教诲，让她感慨万千。晚年，廖梦醒在作家徐迟的鼓励下，写下了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以下节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总理教我如何对付特务盯梢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日寇搜捕甚严。少石（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和我（廖梦醒）不得不偷渡离港，于1942年春节前夕到了澳门。不久后，我的婆婆和女儿李湄也来了。周总理从重庆发来电报，嘱咐我和女儿陪同叶挺夫人及其女儿叶扬眉到重庆去，少石留港澳工作。
来到重庆后，总理派车把我们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此时，总理在歌乐山中央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很快就出院了。但不幸的是，总理的父亲刚刚去世了。
当天下午天快黑时，总理回来了。叶夫人叫了他一声“大哥”，我还是叫他“阿哥”。还记得1924年第一次见总理时，他让我叫他“阿哥”，我的父亲廖仲恺也同意了。总理看见了扬眉和李湄特别高兴，便一手挽着一个。
大家坐下后，我哀伤地对总理说：“听说老太爷不在了，我们向您致唁。”总理听后，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非常悲痛。我心里难过极了，眼眶含着泪水。
到了晚餐时，总理已恢复常态。他告诉我，这次调我来是因为孙夫人（宋庆龄）要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我需要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担任秘书兼办公厅主任。
我们初到时，住在周公馆。当时，这座楼已被特务监视。总理叮嘱我：“发现有人盯梢的话，不要紧张，不要看他，可以若无其事去商店买点儿东西。店里如果有另一个门，就从另一个门出去。不要仓皇失措，否则他会更注意你。反正你的户口是公开的，就是跟到家门口也不要紧。”我亲聆教诲，对于特务盯梢总是泰然处之。
总理送别我的父亲，又送走我的丈夫
邓大姐（邓颖超）到重庆后，有一天，总理和大姐请我到都邮街的冠生园去吃寿面。原来，那天是总理的生日。当时，同去的一个朋友刚好与总理同年同月同日生，而我恰好和大姐同年同月同日生，我们两对“老同庚”各占方桌一边。我们吃得很简朴却很合口味，那是我在重庆最高兴的一天。
1945年10月8日，少石来到周公馆。那天，龚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章文晋（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也在，我们一起吃了午饭。饭后，我和少石说好，要他回家吃晚饭。因为有客要来，他答应了。他挥手向我告别时，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儿恋恋不舍，但谁能想到这天会出事。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总理正在参加张治中宴请毛主席的酒会。酒会前，柳亚子（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抗日战争时期，他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活动）到办事处找总理。总理没有空，让徐冰（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接见，徐冰让少石陪他。他们谈诗谈得高兴，分手时依依不舍。当用总理的车送柳亚子回沙坪坝时，柳亚子要少石也上车。结果车回来时，遇到了几个国民党伤兵。一个士兵举枪射击，子弹从背后击中了少石。
总理赶到医院沉痛地对少石说：“20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这时，总理发现我不在身旁，立刻派车去接我。然而少石没有等到我来，便溘然长逝了。
1924年，总理从巴黎回国，我父亲亲自接他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1925年，父亲遇刺。总理参加了廖案检察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次，总理又安慰我，并让我考虑怎样装殓。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耐心地等着我，我只知道哭。总理问我用什么衣服装殓？我说：“少石20多岁就入党，一直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他一定希望以一个八路军战士的身份入土。”总理同意了，亲自到场，让人用八路军灰布军装把少石装殓好，才叫我们母女进去进行最后的告别。总理对我的爱护，我永世难忘。
总理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
1949年3月，我们全家来到北京。刚下火车，我一眼就看到总理和邓大姐在向我们招手。当时，很多黄埔军校出身的著名将领以及一些民主人士前来迎接我母亲，几乎把车站都挤满了。那时的欢喜简直无法形容。出车站时，大姐拉着我的手说：“你当了18年的秘密党员，现在北平都解放了，你可以公开你的党籍了。”我想了想回答：“公开党籍是我的光荣。但上海还未解放，孙夫人还在上海。还是等以后再说，好吗？”大姐同意了我的意见。
当晚，毛主席在怀仁堂请我母亲吃饭。我奉陪坐在末座，周总理、邓大姐也在席上。总理问我：“多少年没来北京了？”我说这还是第一次。总理笑我说起话来南腔北调，要我好好学习北京话。
对我来说，1976年的新年是过得最黯淡的。我因腿部骨折在北京醫院住院。那时，总理身体不好，每次有人来看我，我都会问总理的病情怎样了？但大家都不告诉我实情。1月9日早上6点，我听见某个病房里的病人号啕大哭，十分奇怪。
直到10日下午，我女儿推着我去向总理遗体告别，我才知道总理去世了。进入灵堂，我看见总理躺在灵床上。这时，我忽然想起我母亲去世前，总理曾数次同大姐去看她。
1972年9月1日凌晨3时，母亲去世了。那时，总理已在病中，却亲自到车站送灵，并派邓大姐亲自护灵到南京安葬。在母亲的告别仪式上，总理在我左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事后，我捶胸顿足，后悔没有戴助听器，总理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已经永远不能得知了。（《领导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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