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好莱坞遇到罗马

曹怡平

在《罗马假日》中，出访的压力压垮了公主。随从认为那不过是公主日常生活中的又一天，他们的确不知道，公主想要的只是逃离非如此不可的这一切，仅此而已。即便被注射了镇静剂，自由的美好还是如同水妖的魅人歌声，驱使公主化身为夜巡的水手。至少，暂时抛开身为公主的沉重身份，避开不停闪耀的镁光灯，无休止追问的记者，到罗马街道上走一走、逛一逛，享受无人注视的、静默的、仅属于自己的完美一夜。

镇静剂像曼琳菲森的沉睡魔咒，在某个毫无准备的时刻给公主钝器般的重击。和童话故事中的睡美人一样，行走途中的公主衣着光鲜地躺在街道的长椅上睡着了。在童话故事中，王子吻醒了睡美人;到了现代版的童话故事里，穷困潦倒的美国新闻社记者乔·布莱德里搭救了公主，并由此开启了公主为期一天的罗马自由行。作为现代版的白马王子，乔虽然始终陪伴公主左右，却有着动机不纯的小算盘——记录公主罗马自由行的各种疯狂行径后卖给报社换钱。可和所有浪漫爱情故事的剧情一样，经过一天的短暂相处后，穷记者的心理阴暗面逐渐转变为带有爱意的保护欲——公主罗马之行的美好回忆得以保存。

如果熟悉美国电影史，就知道《罗马假日》的原创性并没有那么无懈可击，这类被托马斯·沙兹归类为“瘋癫喜剧”的类型电影的鼻祖是《一夜风流》。在故事的构架上，《一夜风流》和《罗马假日》非常相似。它们有双胞胎似的女主角，前者为富家女，后者是公主;女主角对现有的生活感到不满，前者不满父亲对婚约的否定，后者不满王室对出访任务的紧密安排;女主角开始落跑，前者携盛怒纵身跳入河里，后者落跑的利索程度丝毫不亚于一个熟练罪犯;女主角邂逅了男主角，前者遇到了一个放荡不羁、一路不停拌嘴的新闻记者;后者遇到了嗜赌、一文不名的新闻记者;在和男主角相处的过程中，两个漂亮女人都从浑身长满缺点的男主角身上发现了闪光点，并陷入了美妙的爱恋。

尽管有很多相似点，但这两个故事在结局还是出现了不同的走向。《一夜风流》的结局经典得不能再经典，千金小姐任性撕毁了订婚契约，和男主角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罗马假日》里的公主不能任性，国家责任重于儿女私情，她选择回归王室，乔为她创造出来的完美一日将永恒地留在她的记忆中。

《罗马假日》拍摄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仅拍摄时代这一点，就和拍摄于经典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一夜风流》存在天壤之别。在《一夜风流》中，千金小姐落跑了，但制片没有落跑，电影完成于加州，并大量运用摄影棚。在《罗马假日》里，公主落跑了，她跑到罗马，在许愿池、西班牙阶梯、斗兽场……游走、打闹、嬉戏、玩乐。公主的落跑不仅牵动了电影世界中皇室成员的焦虑和不安，同时牵扯出的是好莱坞制片厂真实地“走出去”：派拉蒙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加州得天独厚的制片环境、摄影棚，以及好莱坞所能提供的一切便利设施，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进永恒之都——罗马。

《罗马假日》拍摄完成于1952年，它非常比邻于1945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二战以同盟国的惨胜收场，英、法是名义上的胜利者，实际获利的却是美国。这个成功躲过二战炮火大面积侵袭的幸运国度，仅靠出卖军用物资就能帮助国民经济从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巨大冲击中恢复过来。同期获得长足发展的，还有美国的电影产业。炮火不断的二战期间，经典好莱坞得以发展和壮大，并迎来了黄金时期。此时的好莱坞电影仅靠国内市场便能盈利。国外市场不是没有，而是受到各种限制。法国的不堪一击让所有的观察家、政客大跌眼镜，英国也很快受到纳粹进攻。在成为德国占领区的法国市场、遭受轰炸的英国市场上，好莱坞的电影出口贸易近乎全盘停滞。而在德国、意大利市场上，好莱坞电影受到严格限制。二战还未开始，好莱坞就需要按照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要求来发行影片。

战后本应是美国电影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但几个因素的接踵出现，让美国电影产业很快滑出了黄金时期。先是派拉蒙案打破了主要制片厂的垄断，拥有院线的五大制片厂被迫剥离院线。最高法院废止了经典好莱坞时期盛行的包租——制片厂以一部重要的A级影片为火车头，拉动十几部B级影片的销售——每部影片必须根据自身的质量参与竞争。这让后派拉蒙时代的制片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主要制片厂开始缩减制片规模，将资金集中于少数大片（这也成为B级影片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电视的迅速普及使得看电影成了一件昂贵的事，因为电视免费，且不用走出家门。二战后，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居住开始郊区化，重回市中心看电影，对中产阶级来说过于费心费力，且不好停车。为了让观众心甘情愿且付费重归影院，主要制片厂必须为变革时代的“内容为王”进行重新定义。它们的解决方案有二，一是让内容变得更香艳火辣，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良好运行的《海斯法典》，代表性影片包括《月亮是蓝色的》《野小子》《无因的反叛》等;二是让内容显得更为宏大、更显异域风情。史诗片让影片变得更加气势磅礴，比如《宾虚》。在落跑制片中，摄影机成了人眼的延伸，让很多美国观众有机会透过银幕看到未曾亲历的欧洲经典景观。

除了适应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配合美国电影贸易的现实需求成为落跑制片得以成型的另外一个原因。二战结束后，美国电影产业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电影的出口贸易上，好莱坞实现了前所未见的超高顺差。二战的结束释放了战时被禁锢的需求，尤其是对美国电影的需求。毕竟，两次世界大战没有影响美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和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竞争对手相比，美国影片的竞争力更强。此外，美国成立的电影出口协会得到美国政府的强力支持。美国政府自二战后便开始对西欧进行援助，这一战略在1948年演变为马歇尔计划，该计划成为美国电影在出口贸易谈判上的一个重要砝码。历史学家托马斯·古柏克这样评价马歇尔计划：“其目的在于增强欧洲各国经济，以防止左翼的崛起……和外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你如果拿走我们的美元，也请拿走我们的电影。”由于接受了美国的援助，作为战胜国的英国、法国在配额制上节节败退。根据1946年5月签订的《布鲁姆-巴恩内斯条约》，法国政府不情愿地降低了配额：把国产片每年百分之五十五的占比减少到百分之三十。一年后，法国国产片产量减少了一半。同样，英国工党政府也未能抵挡住美国的进口片。

作为战败国的意大利，同盟国打破了意大利的国家电影垄断，配额制被废除，外国电影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意大利市场。这一规则首先由意大利政府设置，后来于1945年变成了法律。在战后三年，意大利变成了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每年进口超过八百部的电影。在1946年发行的八百五十部电影中，美国电影占了六百部，国产电影仅有六十五部。1948年，美国进口的电影增加至六百六十八部，意大利电影则降至五十四部;美国电影攫取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收入，而意大利电影则仅占百分之十三。美国电影在意大利市场累积了大量外汇，却无法通过兑换汇出，因为意大利政府面临严重的美元短缺。为了将美元用于国计民生的物资进口，意大利政府冻结了货币的兑换，这让好莱坞赚取的里拉滞留在了意大利。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好莱坞赚取的法郎、英镑、马克也无法兑换。主要制片厂的因应策略是“走出去”，直接到这些国家，用当地货币拍电影，再把电影传播到全球，从而间接提取被冻结的利润。当冻结在意大利的收入用尽后，米高梅用克朗在瑞典购买木质纸浆（冻结在瑞典的收入），出口到意大利赚取里拉，以此维持《暴君焚城录》（1951年）的制作。当米高梅需要更多资金用于该片制作时，美国电影出口协会出面协调，用其他制片厂冻结的里拉来完成电影。显然，米高梅落跑制片的经验启发了派拉蒙。外汇限制给好莱坞的落跑硬生生地劈开了一道门，提取利润成为落跑制片的主要驱动力。

尽管如此，主要制片厂“走出去”考虑的因素绝非如此单纯。二战后的西欧有廉价的劳动力、给制片商提供的避税港，以及给艺术家提供的避风港。为了逃离非美调查委员会的监视和调查，《罗马假日》的导演威廉·惠勒非常希望逃离美国本土严酷的意识形态审查环境，因为他本人就在非美调查委员会调查的名单中。不仅如此，该片的著名编剧达尔顿·特朗勃在此之前卷入了好莱坞十人案，被判入狱十个月，并处罚金一千美元。出狱后，为解决生计问题，他不得不以化名的方式工作。

以上的因素配合以提取利润的需求，共同在欧洲上空构筑起一个巨型“黑洞”，好莱坞主要制片厂受到这股巨大吸引力的牵引，纷纷逃离舒适、安全的本土制片厂环境。由于长期的合作、市场的连接、语言的共通，英国是好莱坞主要制片厂落跑制片的首选之地;而由于天气、光线条件和加州相仿，罗马则成为好莱坞落跑制片的理想城市。

当罗马开始风靡后，为何人工成本同样低廉、利润同样冻结的西班牙、德国没有挤进好莱坞落跑的名单里？1949年后，某些欧洲政府开始对院线票房收入征税，以此补贴国产制片商。好莱坞主要制片厂通过持股等方式，实质性地控制当地制片厂，名不副实地争取到各国政府提供的补贴计划。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提供制片补贴计划的先后顺序为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制片成本更便宜，但1965年前好莱坞很少涉足该国，因为它没有补贴计划。西德直到1968年才有电影补贴政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非没有吸引力，但托马斯·古柏克却认为：“有效的补贴和足够大的市场，这两个要素指挥着美国电影产业的海外投资。”

《罗马假日》没有获得来自政府的补贴，而意大利也并非好莱坞最大的海外市场。在战后的好几年中，英国才是好莱坞最大的欧洲市场。这可以解释，当威廉·惠勒从弗兰克·卡普拉手中获得这一项目时，派拉蒙根本就没有按照落跑制片的规格对待此片。在威廉·惠勒的坚持下，派拉蒙妥协了：威廉·惠勒可以带着第二摄影组到羅马取景，但主体的拍摄工作仍需在加州的摄影棚完成。威廉·惠勒的美学雄心，让他有勇气全面抵制派拉蒙的“梯队”拍摄制。对于如何运用许愿池、斗兽场、西班牙阶梯的场景，威廉·惠勒早已有了自己的规划，他还想运用街边的咖啡馆来拍戏。派拉蒙再度让步，条件是威廉必须用派拉蒙冻结在意大利的资金拍戏。

的确是威廉·惠勒在美学上的坚持，成就了万世流芳的《罗马假日》。为了让观众产生不同的视觉体验，惠勒认为应该将观众带到罗马。演员的实景表演以及摄影机的忠实记录，会让观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惠勒想要实现的，是观众和银幕影像关系颠覆性的改变。

派拉蒙同期还批准了《尘海遗珠》的落跑制片，该片由乔治·西顿导演，平·克劳斯贝主演。乔治·西顿没有威廉·惠勒这么坚持，当然他也没有威廉·惠勒那么大牌，所以《尘海遗珠》采取了巴黎取景、好莱坞完成拍摄的方案。这让《罗马假日》成为派拉蒙真正“走出去”、让演员走到罗马实景中拍摄的第一部影片。

一旦《罗马假日》的工作得以启动，它还肩负了一个全新的、带有实验性质的使命——实现后制的外包化。剪辑和配音的工作，将和拍摄工作一并在罗马完成。无论是后制还是前制，都紧密围绕如何提取提取冻结利润展开。在制片团队奔赴罗马之前数月，制片厂行政管理团队开始奔赴英国，用英镑在英国市场上购买制片设备。这可以解释，为何《罗马假日》是一部黑白影片。因为英国市场上只买得到黑白胶片，彩色胶片只有美国才有。

尽管前期准备比较充分，但到制片阶段还是陆续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状况。惠勒就曾抱怨，罗马警察的控制力很糟糕。罗马市民自由散漫，不太接受警察指挥。他们生来就在大街上，整个城市基本上属于罗马人。在负片冲洗过程中机器又出现了故障，毁掉了好几天的工作。根据奥黛丽·赫本的回忆：“西班牙阶梯的工作很复杂，这主要是因为背景的问题，为了拍好那个镜头，花了两天时间。结果冲洗还是出了问题。”

在经历超期、重拍、成本增加后，惠勒声称预算得到了控制：“预算和我离开好莱坞时估算得差不多，到罗马来工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在电影的后制阶段，惠勒还发了一份电报给派拉蒙，他认为《罗马假日》拍得不错，并建议派拉蒙应该立即启动其他的制片项目，在罗马拍片可以极大节约成本。

1953年8月20日，《罗马假日》在伦敦首映，紧接着参加威尼斯电影节，最终在全世界获得巨大成功。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该片票房累计达一千万美元。该片不仅让派拉蒙的落跑制片实验完美收官，奥黛丽·赫本也借势成为好莱坞新宠。《罗马假日》不仅成就了赫本无可限量的星途，还重塑了电影界的时尚风向标。五十年代的类似影片纷纷把该片奉为圭臬。

《罗马假日》带起了落跑制片的罗马风潮，主要制片厂蜂拥至罗马，好莱坞和罗马的浪漫关系似乎变得坚不可摧。对于这段浪漫史，意大利的情绪是复杂的。罗西里尼对好莱坞颇有敌意，他抱怨道：“好莱坞对罗马的发现，引起了劳动力、院线租金、胶片价格的上涨，本土电影人想要获得融资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与之相反，当时主管电影的吉里奥·安德烈奥蒂（后来成为意大利总理）并不喜欢新现实主义电影，他对电影产业的期望是“少演乞丐，多演大腿”。

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相比，《罗马假日》这种展现罗马优雅、深沉、迷人面貌的好莱坞电影，受到意大利政府的热烈欢迎。尽管当时还没有出现文化软实力的提法，但政府的文化官员还是本能地知晓，讲什么故事，怎么讲，讲给谁看，首要关切不在于美学上会不会成功，而在于政治上是否会遭遇失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意大利积贫积弱，新现实主义电影对意大利人民日常生活悲惨面的直面记录，极有可能激起民众集体心理潜意识深处的焦虑和不满。

身处“铁幕”这一头的意大利政府，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守夜人的角色。在安德烈奥蒂多的强势主导之下，政府很快改变了意大利电影基金的资助方式，辅助金转而支持主流电影和平民主义电影的制作。托托便是这一策略的受益者，他是一位极受欢迎的喜剧演员，一年可以推出多达六部的喜剧电影。安德烈奥蒂和好莱坞制片厂的思路一致，这成为意大利政府和好莱坞合作的思想基础。政府和好莱坞的合作因而日趋紧密，这为六十年代好莱坞在意大利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从这个意义来看，好莱坞和罗马的浪漫关系既门当户对，又互惠互利。这种在思想上有共识、在物质上有需要的联姻关系，长长久久是情理之中的推断。可惜的是，世界变化太快，而好莱坞又过于精明务实。自一战后便攀上全球电影产业排行榜第一名后，为保持多年不败的战绩，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罗马之外，好莱坞还有很大的生意要经营。

面对好莱坞这一无法专情的情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罗马可谓风华正茂，其吸引力的源泉来自无与伦比的取景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可取景地再怎么美轮美奂，其魅力也无法持久永恒。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铁律之下，观众无法对反复展现罗马城市景观的电影保持永不衰竭的热情。随着意大利经济的逐渐恢复，罗马的劳工成本也开始日渐提升，这进一步败坏了好莱坞落跑罗马的兴趣。东京、香港、里约热内卢、上海……单就异域风情这一创意元素的满足而言，罗马也并非不可取代。

《罗马假日》如此成功，其閃耀的光环效应遮蔽了一个让人高兴不起来的事实：罗马的重要性对好莱坞一直有限。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品质优良、负责展现罗马光荣与美好的电影，却将全球首映地选在了伦敦。有趣的是，在罗马失宠后没多久，英国也逐渐沦为弃妇。八十年代的日本，取代英国成为好莱坞专宠。到了2014年，变形金刚的首映地不再考虑东京，而改选香港。香港七百多万的常住人口很难形成庞大市场。好莱坞这次扮演醉翁，其意不在中国香港，而在中国内地市场。

中国的重要性，和罗马一样，在于取景地？

科技早已日新月异，二十一世纪初，梦工厂在推出《角斗士》（又一部展现古罗马帝国光荣的电影）时，导演已经不需要重走威廉·惠勒的落跑之路。围绕斗兽场展开的场景，通过搭景和电脑技术配合完成。十多年之后的《地心引力》，这部讲述女科学奖太空历险的电影，运用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电脑合成技术。

大半个世纪之后，取景地已经不再是好莱坞诉求的重中之重。而能否获得制片补贴，以及巨大的潜在观影市场，仍是悬在好莱坞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任何提供制片补贴，或者涌现出巨大利润可能性的区域或国家，依然可以得到好莱坞暗送的秋波，或者大胆热烈的追求。

被好莱坞抛弃的罗马在若干年之后，城市依旧隽永、美好，本国电影产业却始终没有透露出繁荣的蛛丝马迹。在《罗马假日》中，公主坚定地回答，是罗马给她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现实中的好莱坞，在不断换手的爱情故事中与时俱进地追逐着利润。不管技术、美学和工业环境怎么变化，电影工业的“力比多”始终能不断诱导好莱坞工业基因的演化方向。

《罗马假日》牵扯出来的，是一段始乱终弃的爱情故事，说的是“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的道理。如果发展不出强旺的电影工业，又想吸引好莱坞注视的目光，对罗马而言，可操作的选项仅剩下电影激励机制的适时推出。庞大的电影市场呢？对不起，意大利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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