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存在与不存在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生离死别”这句成语。汉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乃以“死别”形容“生离”，然而这也只是形容而已，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我在父亲去世后写过下面这段话：父亲去世给我的真实感觉并不是我送走了他，而是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他送我到一个地方——那也就是他在这世界上的最后时刻——然后他站住了，而我越走越远，渐渐看不见他了。
我的母亲也去世了。
父亲90岁冥诞那天，我住在日本高野山一处“宿坊”里。夜晚寂寥，浮想联翩：父亲若活到现在刚满90岁，而他去世已经18年了。18年是多么漫长，这18年里发生了多少事情，18年前去世的父亲离我多么遥远——遥远到我已经接受了他去世的这个事实。父亲在我心中，已经与笼统的、一般的“死”联系起来。这也就意味着，对我来说父亲真的是一位故人了。虽然回忆起他，音容笑貌仍然浮现眼前。相比之下，母亲的死给我的感觉仍然是单独的“死”，是“这个人”的“死”，我仍然在体会已经不存在了的她的感受、想法和心境，我还没有离开“她的世界”。回过头去，我还看得见她。
有一次去看话剧，忽然悟到：父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一幕结束了;母亲去世，我的人生第二幕结束了;那么现在是第三幕，也就是最后一幕了。父母都不在了，对我来说，我出生之前的岁月好像尽皆归诸虚无，很多历史的、背景的、亲缘的关系随之消失。当父母之一活着时，我还感觉不到这一点。
这念头使我悲哀——为父母，也为自己。
那个夜里，接着大哥报告母亲病危的电话，我和两个姐姐赶到医院。走进病房，看见母亲在病床上大声捯气，我想到《庄子》讲的“涸辙之鱼”：“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可是母亲得不到那个“相与”者了，她独自抵抗不了死亡。呼吸、血压、心跳相继衰竭。我一直握着她的手，她的体温倏忽丧失，手变凉了。我再也没有母亲了。
母亲死在2010年11月22日3点44分。11-22-3-44像是一首素朴极了的曲子，飘逝而去。
两天之后，我们护送母亲的遗体去殡仪馆火化。
遗体火化之后有个“拣骨”仪式，每位亲属用夹子将一块骨灰放进骨灰盒的丝袋里。我的外甥没夹住，骨灰掉在不锈钢盘子里了，啪嗒一声。在白色的骨灰里，有一大块黑色的东西，那是个人工股骨头，是母亲一年前骨折做手术时植入的。不知道它原来就是这种颜色，还是被烧焦了。看见它，比看见母亲的骨灰更让我受到震撼。原本这是不可能看到的，看到它只能是在母亲死后，甚至是从这世界上消失之后。没有比这更让我确认母亲的死了。看见这个东西，还让人感到是暴露了死者非常隐讳的秘密。殡葬工边用铝勺将骨灰压碎，边说，这人工股骨头不要了罢，我们会深埋处理的。
葬礼——向死者告别。实际上所告别的那个对象已经走了。只要活着，就还是“我们”;死则是死者一个人的事。
世上什么事情都没有结论，唯独死亡是结论。然而死亡本身也许还需要一个结论。
母亲去世不久，圣诞节到了。家里收着一封寄给她的贺卡。信封带点淡淡的黄色，很温馨，上面写了寄信人的地址姓名，是她小时候的一位朋友。我把信封放在母亲的遗像前没有拆开。几回想到应该去信通知一下，但一直没有写。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很失礼的。
此时我想到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好像多少能理解主人公默尔索了。大家对他的印象总说是“冷漠无情”，也许并没有注意到，这是一篇默尔索的第一人称小说。作为不得不面对陌生听众的叙述者，也许他压根儿不愿意讲“今天，妈妈死了”这类事情。我是你们的“局外人”，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局内人”。强使之言，也只能如此。
伊壁鸠鲁那句著名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我知道很多年了，但如今才真正有所体会。死是不是死者的不幸姑置勿论，但它并不一概是生者的不幸，而只是生者之中很少一部分，甚至是极个别人的不幸。
……
常常看到这类报道：或天灾，或人祸，致若干人无辜罹难。看过也就看过了，顶多引为谈资，发点无关痛痒的感慨议论而已。记得宫部美雪所著《无名之毒》有云：“人真是冷漠啊。一旦事情和自己无关，就会立刻忘记。”谁能真正体会世上什么地方，死者的亲人哀恸不已，生活就此改变，不复回头。假如罹难的仅止一人，遗属的这份悲痛就更增加一重了。
还是那封贺卡。收到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新的一年即将到来，而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了。她再也没有以后的日子了。
从前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癌病房》，译后记写道：“索尔仁尼琴本人在流放地患过癌症，可是他申请到外地就医的报告隔了好几个月才获批准。当他勉强来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时，几乎已经奄奄一息。经过3个月的激素与深度X光治疗后，他才病愈出院。这次住院积累了《癌病房》的素材。”索爾仁尼琴后来又活了五十多年，假如他因癌症就此死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红轮》等等作品根本就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索尔仁尼琴”根本就不存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缪。1960年1月4日加缪死于车祸，终年47岁。在他的皮包里发现了未完成的《第一个人》手稿。该书中译本序说，加缪44岁时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怕自己被过早地盖棺论定，怕别人误以为自己的创作生涯已到此结束，而实际上他的创作高峰还远未到来。他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即被他自己称之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式的巨著，为此他已酝酿了二十多年，他深知那才是自己真正的作品。然而历史偏偏显得如此冷酷，不论作者也好，还是读者也好，不管你愿不愿意，没有结束的也不得不结束了，他只留下这部144页的残稿，题目叫‘第一个人。”我读《第一个人》时感到正如译者所指出的那样，“书中有不少疏漏之处，小说的结构不完整，故事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也显得松散”，而这些可以归结为一个词：“不幸”。
在此提到这两件事未免扯得远了。我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死与不死，死期的提前与推后，所导致人生内容的减少与增多，所有后果，最终完全由这个人自己来承担，犹云“活该”是也。天地间之大不公平，恐怕莫逾于此。
《庄子》称之为“命”。“命”未必是先验的，而是对于存在中的某一部分的认识。如：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德充符》）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
也就是说，人对此既不能预知，亦无从左右，那么只好作为前提接受下来。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至少是得道的初步了。是以《德充符》云：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天运》更云：
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
我曾在《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里看到一段古代的祈祷文：
主啊，请赐给我力量去改变能够改变的事物。主啊，请赐给我力量去忍受不能够改变的事物。主啊，请赐给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差别。
说来与《庄子》是同样意思，尽管表面看来，略有积极与消极之别。肖氏说：“对这段祈祷文，我有时候喜欢，有时候憎恨。虽然我的生活已临近结束，可是我既没有这种力量，又没有这种智慧。”我觉得那祈祷文始终只能心中默诵，及至开口，就是承认自己无法做到。孟德斯鸠临终说“帝力之大，正如吾力之为微”亦系此意，然止是陈述事实而已。我把这意思写进了我的《云集》的序，那是在母亲刚刚生病之际。
人无不死，所活的年岁却有长有短，这似乎影响着对于“死”的评估。有个“夭”字，与“寿”相对。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刘备遗嘱云：
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
这番话略经修改写进《三国演义》，我小时候读书就留意了，至今一直记得。高寿甚至可以抵消死的意义。向有“喜丧”一说，也就是“活够本了”。平常谈及某人死亡，每说“享年”多少，仿佛是一种占有，一笔财富。细细想来，也的确如此。
母亲去世后的第二个圣诞节，她那位朋友没有再寄贺卡来。第三个圣诞节，也是如此。
又有一扇人间之门对已经不存在的母亲关上了。
（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惜别》 作者：止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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