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村文学的疼痛叙事
张羽华
新世纪文学叙事的乡村，不再是被启蒙的基地，也不是被政治教化的场所，而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与守卫之地。这个时期作家已由过度关注乡村伦理秩序和乡村地方文化等精神层面转移到乡村的现实生活和生存的根本问题，由刻画人物外在形象转移到挖掘人物内在生存欲望和心理世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真正地把握住了乡村农民生存的精神特质。“我们的真实生活经历不仅仅是对乡村和城市的最独特形式的经历，而且还包括对二者之间的许多中间形式以及对新的社会、自然组织的经历。”a这也可以说是对新世纪乡村农民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乡村，以及往返城乡之间的地带始终成为乡村文学书写的有效空间，生存的游移、心理的渴求到精神和生命的双重疼痛是作家对乡村文学深刻的社会体验和生命感受，而人文关怀和理解疼痛又是作家至上的一种情感表达和理性思考。
一、城市异乡者：在流动的空间承受精神的疼痛
社会转型会给传统乡村带来一系列的变化。传统宁静的乡村被现代文明打破，消费文化刺激了人们传统的消费观念，乡村固有的生存方式遭到根本的改变。城市空间为广大乡村农民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出路，同时也给他们带来心灵的精神创伤。这个时期，作家并没有写出农民背离土地后生存的绝望心理，而是写出“他们逃离土地的强烈愿望以及开拓土地以外新的生存空间的主动姿态;离土农民也不再是在城市寻找类似土地以外新的稳定可靠的生产资料，以维持其乡民式的生存原则和价值观念的‘祥子们，他们以尝试与传统农民人格抵触的商业活动的方式，体验与土地没有直接依附关系的人生”。b他们在新的生活空间呈现出新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精神的痛苦。与传统乡村写作相比，新世纪作家更倾向于把农民的生存和精神作为人物描述的核心和焦点，“揭示生活中的苦难，往往能給人以直接和强烈的痛感，它能激起人们对弱者的同情和怜悯，还能引发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思考，因此，书写现实生存之‘疼自有其意义”。c
付秀莹近十年的乡村写作很有代表性。她与乡村有着某种割不断的血肉情结。写乡村，几乎成为她创作的直觉和本能。全球化语境下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乡村走出去的付秀莹现今栖居于京城，似乎在内心深处强烈地感受到文化的断裂，于是，她以个人的记忆和人生体验穿越时空，重新对乡村进行编码，自觉地构建一个“芳村”世界。但付秀莹的精神还乡，并不是去刻意建构一个浪漫的乡村世界，让心灵有一个安全的栖居之地，也不是以城市的眼光去批判乡村的愚昧与落后，肯定城市生活，而是借助乡村文化来医治在城市生存过程所遭遇的精神创伤，消除其内心的疼痛。这在长篇小说《他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小说典型地写出了乡村女孩翟小梨通过考大学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不断追求、超越自我的疼痛故事。留在省城求职的痛苦经历，面对丈夫家庭的冷漠态度，来到首都爱上有妇之夫的消沉与堕落，遭遇上司骚扰的被动与无奈，陷入官司的繁杂与困顿，成为小说叙述的主线。翟小梨遭遇这些疼痛的经历，不仅是她个体性的精神直接表现，而且无意中验证了我们普遍具有的人生感受和体验。
新世纪的乡村不再是封闭自足的空间，已突破了既定的领域，延伸到了城市的边缘地带。“作家们的思考由那些空灵的形式技巧问题，转向对进城农民的生存现实和悲剧命运的关注。”d荆永鸣《大声呼吸》主要叙述了王留栓与妻子，刘民与秀萍在城市遭受身份歧视带来精神疼痛的尴尬局面。他们虽然置身于城市，但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仍然是乡村式的。秀萍到北京打工四五年，还不能和城里人的观念接轨。他们身在城市，心却在乡村。他们在城市不仅遭受物质窘迫的痛苦，还要遭受精神的折磨，乃至性的侵犯。城市不仅掠夺了他们生存的物质空间，而且也占据了他们的精神世界。王留栓的妻子被老板玩弄，备受精神刺激，深受羞耻和屈辱，让他失去了理智，准备从刘民那里拿着菜刀与老板拼命，最后被阻止，悲剧才没有发生。农村女性为了在城市立足，她们必须承受巨大的精神疼痛，付出更多的代价。在荆永鸣大多数小说中，他几乎“用血和泪来控诉城市文明给这群候鸟带来的肉体与灵魂的双重痛苦”。e再比如，杨豪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社会现实，怀着对这类群体真情的流露，愤怒的呐喊，沉重地直逼进城打工青年群体悲惨生活处境，对某些不合理的因素进行评判。《中国农民大迁徙》叙述了社会转型期农民工进城谋生而体验到疼痛的生活故事。该报告文学一方面写了进城打工妹的屈辱受难的疼痛历程，另一方面又写了打工仔在不同行业诸如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和人格尊严等方面所遭遇不公的问题。这部报告文学几乎以全景式俯瞰了乡村弱势群体在大都市生活的艰难处境，以及经历疼痛的生命历程。另外，黄传会报告文学《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也反映了农民工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案。这些作品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乡村文学普遍叙述了农村年青一代进城的生活轨迹，精细地捕捉到了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心理动态，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普遍存在的生存遭遇和挫折，有效地揭开了他们精神疼痛的伤疤。打工诗人罗德远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了一系列诗歌，反映打工诗人生存的游移和精神疼痛的现实图景。“我写诗的手指因此疼痛不止/你不会流泪吧 蚯蚓兄弟/为乡音飘渺 为命运多舛/透过土壤深处 我分明看到/你没有了脚 便试着匍匐前行/失去了手 干脆用头颅去耕耘” （《蚯蚓兄弟》，《诗刊》2005年第10期）。这首诗歌以“我”与蚯蚓对话，并对蚯蚓的那种精神加以赞叹，而“我”同样处于生活在社会中的底层，也深受“蚯蚓精神”的启发。“我”并不因为地位卑微而放弃人生的追求，相反，即使在很简陋的居住环境里，遭遇精神的痛苦，也不会向命运低头。“陌生的城市和徒劳的奔走/让我选择 孤灯下用文字/换取我们生存的权利/蚊子让我相信/为一个人活着是幸福的/与我同室而居的蚊子/温暖了我寂寞的心灵/让我在黑暗中坚持如一/如果一生的等待/只是一种适应/我还会在岁月里奔走/我相信我还有别样的魅力/即使躺在出租屋的床上/也会令一只蚊子耳目一新”（《与一匹蚊子同室而居》，《北京文学》2003年第11期）。游移于城市的打工仔在遭遇精神疼痛同时，还通过内在的生命力消除自身的精神疼痛。
打工诗人的诗歌透视出富有质感的时代特色，直抵生存个体精神领域。他们来到陌生的城市，尽管遭遇到肉体上的伤痛和精神上的“工伤”，但是依然要以廉价的身份去获取劳动的报酬，以此来维持生存。彝族诗人吉克阿优在饱受乡村落后生产条件的体验后，只有高中学历的他，只身闯荡城市，寻求生存的空间，但是艰苦的劳动环境激发了他的诗意才华，写作了诗集《打工的彝人》，其中《一个彝族农民工的烦恼》 《逃婚的彝族打工妹》 《在平湖放牧乡愁的彝人》 《在城市，我是一只羊》 《农民工与城市的距离》等诗歌最能体现诗人的文化身份和血缘关系，并绘制了城市与农村的物理距离，当两者拉近时，又与城市因心理距离产生了阻隔。打工诗人遭遇到的这种情绪与烦恼，正是对当代进城打工仔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心理回应，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改革与进步。
王祥夫的短篇小说《疼痛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篇幅虽然不长，但是文本叙述却很有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作者以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思想哲理穿透社会现象的表层，深入到个体肌理的内驱，把脉内心的疼痛感，预示着一种社会整体性的存在状态、文化秩序重建和社会发展格局的个体精神表现形态。小说故事很简单，紧紧围绕李小奇的个体生活，以及由此产生性病的精神痛苦来推动故事情节。他与赵丽的结合完全没有实质性的婚姻前途可言，而大学毕业三年都没有找到工作的赵丽却依靠李小奇找工作，宁愿委身于李小奇也不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问题是赵丽大学毕业后三年，完全依靠自己的身体，出卖自己的灵魂，才导致身体传染了病毒。赵丽为了在大城市生存，不得不忍受着精神的疼痛，继续与有着稳定经济收入的李小奇同居，心甘情愿做他的情人。“这种选择的写作，就是写作者心灵滴血的疼痛，是疼痛中的文学救护。”f作者写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类似于这类群体普遍的生活经验、心灵历史，以及隐秘在内心的疼痛感，以此寻找一种精神力量，实现最基本的人生理想。即使在奋斗过程中有过失败，他们也不甘心于现实的困境与艰难，而是忍受着内心难以启齿的疼痛感执著地生存下去。
迟子建中篇小说《踏着月光的行板》叙述了一對夫妻在两个城市打工，为了生存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们不仅在物质层面感受到了生活的疼痛，还要受到精神的折磨。迟子建以女性细腻的笔法，敏锐的眼光，独到的心理判断，捕捉到了女性隐秘的心灵世界，以及描绘出男性对女性时刻提防的复杂心理。相比而言，《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情感基调显得格外沉重而残酷。不过，尽管主人公们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但是他们骨子里仍然散发出温暖的清香和爱意，因为，他们有一种更为内在的力量战胜精神的疼痛和苦难。
二、留守乡村者：在孤独的时间暗流忍受生命的疼痛
伴随着乡村大量青年劳动者转移到城市打工和生活，乡村剩下了妇女、儿童和老年人，这不仅给乡村发展带来了致命的内伤，还给这批乡村留守者造成生命的疼痛。这种疼痛是孤独而无助的，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的关键是，现代文明正在以强劲的势力渗透到乡村，与传统乡村文化元素发生撕裂和搏斗，乡村逐渐失去它强大的文化优势，这样，乡村生命的个体不但没有减轻心理的疼痛感，反而加重了生命的疼痛。因此，在乡村文学创作中，作家往往凭借乡村社会生活的体验和想象，深入地进入农民的心灵世界，并通过多种文体形式、以悲悯的情怀来审视乡村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渴求，以及表现出的疼痛心理，继而作出对生命的体悟和哲理性思考。
阮梅长篇报告文学《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多层面、多方位地审视了社会、家庭与个体之间的内在关系，既有饱满情感的疼痛陈述，也有有理有据的事实分析，充溢着作家对农民的亲切感情。作家不仅把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作为关注对象，而且以此为契机，激发全社会都来关注这类弱势群体，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生活充满阳光，心灵得到健康发展。这部报告文学对当前乡村具体问题进行理性的审视和价值判断，不仅具有文学性的意义，而且还有社会学的现实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牛车的长篇报告文学《空巢》可以说是深入到基层生活一线，真切地感受了隐藏在留守儿童心中的成长秘密，体验到了心灵成长的疼痛。在社会经济大潮来临、基础教育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作家竭力展示不同层面人物的成长和生存命运，这成为这部报告文学叙述的重心。同时，作家尤其意识到那群留守青少年心理和精神成长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正经受严峻的现实考验。
农村留守老人也是作家关注的话题，潘灵中篇小说《一个人和村庄》具有穿透力和时代感。小说以一种内在式体验和悲悯的情调直抵个体心灵的空间，把生活的方式、生存的姿态，以及精神的苦难与肉体的疼痛打捞出来，还原现实的乡村生活面貌。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篇荒诞而富有寓言性的故事，而我认为这恰恰写出了现实生活中乡村生存的本质。“乡村现实的问题既是广大乡村的问题，也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直接相关。” g可以说，丫口村是中国广大乡村的一个社会缩影。在城乡结构化转型过程中，留守老人包伍明面对村民们陆续离开乡村进城生活，而自己独守丫口村这片荒凉的土地。地方政府善意地请他到镇上居住，即便断了他的电源，也没有阻断他的乡村情结，他始终默默地坚守着荒凉的丫口村，每天与羊群为伴。实际上，包伍明对现实的生活处境是十分清楚的，他也明白在丫口村“一个人怎么样活着本身就是问题，怎么样死掉就更是问题”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包伍明的疼痛一方面来自胃病带来肉体的疼痛，另一方面是村民们一个个离去，而留下他一个人独守荒凉的乡村，以此带来心理的疼痛。他也试图尽最大的力量减轻疼痛来实现生命的价值，比如他对陈老汉的帮助、对陈光宗的抚慰、对挖“神树”的肖三儿责骂，给尹小贵的启发;还比如他做梦都在种庄稼;再比如他坚守乡村文化，过春节时，用羊来代替离开乡村的一个个人，把这些羊群组织起来，自办联欢晚会。尽管包伍明凭借个人的力量难以阻挡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但是包伍明在精神上得到了升华。
可以看出，社会转型也给留守乡村女性带来深刻的影响。物理上的距离阻隔了她们对亲人的思念，心理上的距离又造成了她们心灵的伤害。她们既要想念着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又要承载着乡村农忙季节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同时还要忍受着生理的需求。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疼痛不断袭击着她们弱小的身体，触动了她们孤独的魂灵，而作家凭借道德良知和悲悯情怀，执著地去展露她们的心灵世界，挖掘她们隐藏于内心的那份沉重的疼痛感，无疑给读者带来心灵的强烈震撼。比如孙惠芬《歇马山庄》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作家将这些留守在乡村的女性置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相互撕裂的漩涡中，忍受着心灵的苦闷，面临着精神价值的选择，不仅写出了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还写出了她们生命的疼痛。“把对人类心灵意义的叩问作为自己的使命，把对人的命运和生存的思索当作自己的本原性问题，它在叙事中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在对生命现实的深切反思中充满诗意光辉的憧憬。”h因此，新世纪乡村文学既把精神的疼痛推向并转化成生命的疼痛，使疼痛具有生命的现场感和使命感，又在表现精神疼痛过程中肯定了个体的存在意义，以及对生命价值永不停息的审问和追求。
在社会发展历程中，乡村留守女性无论在社会学层面，还是文学层面，都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注留守女性生存中的困境和孤独，关怀女性情感世界中的婚恋悲剧和离别情怀，剖析伦理视野中的人情与人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疼痛，成为作家叙述的隐含主题和艺术审美的内在表达。“从农民现代主体建构的角度来说，文学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不仅需要揭示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受到的苦难、伤害与不公，更应揭示其现代主体建构所面临的‘内在人格蜕变的艰难。”i这些留守在乡村的女性，既承担体力的负重，又遭受情感伦理的困惑。例如，迟子建写乡村女性的小说《花牤子的春天》，详细地描摹了留守女性在丈夫离开自己进入城市打工后，独自承担家里所有的劳动，写出了劳动的具体场景，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疼痛。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留守乡村的女性，还要面臨性的侵略和人格尊严的侵犯。比如，赵本夫《无土时代》中村长凭借手中的权力，可以对留守村庄的女性任意地偷袭和霸占。这无形中给留守女性带来了生存的威胁，也给她们心灵造成严重的伤害。
作家写出了乡村农民普遍生存的疼痛感，并对此进行有力地揭示和理性的批判。“写作是将体验过的人生再体验一遍，任何作品都是作家的自画像，因为人的一体性，越是自我得深切的作品就越有普泛性。”j曹永的乡村小说也是不能忽视的。他的大多数作品既沿袭黔西传统乡村文化的因子，又充满现代文化的气息。即便是写一件极小的乡村生活故事，都以绝妙的艺术手段把个体生活的微妙心理、苦难生活，以及朴素的人生追求表达出来，纯朴而自然，情真而意切，真正还原了乡村个体生活的原貌。《花牛》 《埋伏》 《暗夜》 《屠夫》 《世上到处都是山》 《香火》 《龙潭》 《愤怒的村庄》 《捕蛇师》 《我们的生命薄如蝉翼》 《两棵姓曹的树》等小说，对黔西乡村人性的深入探测，对人生命运疼痛的尽情吟唱，对人尊严的反复强调，对生存困境的不竭追思，对乡村生活经验的畅快而沉痛地书写，较全面地展现了乡村生存的命运，揭示了作家冷静、清新而独有抒情色彩的语言表达天赋和叙述的艺术才华。同时，曹永从乡村现实生活层面直抵乡村人性的深处，尽情地展现了乡村个体生命的疼痛，并把这种疼痛的感受无限地放大，在阴暗的角落寻找希望的心灵之光，以此获得一份内心的宁静。
三、文本外的作家：在城乡的生存空间思考和理解疼痛
伴随着城乡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作家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感、时代的责任感，深入到乡村生存个体的底部，牢牢把握住生存个体的种种遭遇，深切地理解他们的生存和心灵的疼痛，在展露人性复杂心理的同时，使乡村文学真正回归到对人类生存的“乡村精神”的关注上来。无论是写乡村，还是写离开乡村到城市生活的农民工，作家应该通过对时代的感触和思考，写出他们自己与时代、与离别故土的心理疼痛，写出人格的尊严与人道情怀。人的疼痛不仅是指向肉体，也指向人的灵魂。人只有在经历了疼痛感之后，才会在人生的道路上获得幸福感。没有经历过疼痛生活的人，也不会理解生存、生活的内在含义。只有把握好人生的疼痛感，才会体悟到人生的滋味。同时，抓住人生的疼痛感，也能够捕捉到乡村社会发展的历史痕迹，在某种意义上感受和捕捉到广大乡村民众心灵跳动的脉搏。
在乡村写作层面，贾平凹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他的大多数乡村小说集中反映了198O年代乡村改革、199O年代市场经济全面开放、新世纪城镇化等乡村历史的变化历程。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主要有《浮躁》 《秦腔》 《古炉》 《高兴》 《带灯》 《老生》 《极花》 《山本》。贾平凹在对乡村农民进行批判的同时，更多的是给予他们深切的同情、关怀和理解，给他们的生活灌注了丰盈的血液，给他们生存的空间留下一丝亮光，从而凸显出农民坚韧的主体精神。尤其是《高兴》更能够体现贾平凹的这种情怀。刘高兴带着梦想离开乡村移入城市，以拾破烂为生，与城市生活的各种苦难抗争并获得精神上的胜利。作家“在城市文明与乡村传统文化价值的冲突上，更多的是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以及精神的痛楚和裂变”。k同样是写进城农民打工的题材，孙惠芬《吉宽的马车》与贾平凹《高兴》表达出迥然有别的艺术旨趣。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申吉宽在城市生活的遭遇就没有刘高兴那么幸运。吉宽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来回奔波和折腾，当城市无法接纳他时，他又返回乡村，而乡村又拒绝接纳他，他又不得不返回城市，再次体验城市生活，以此消除精神与肉体的疼痛。“土地的捆缚必然同时推动挣脱与走出，桎梏势必强化背叛冲动。”l“申吉宽的马车只能挂在墙上，作为一种远去的关于乡土与家园的记忆。” m
在邵丽的文本叙事中，她给予乡村农民更多的是理解和同情，并为这些农民疼痛的伤疤寻找救治的出路。比如《明惠的圣诞》中急于改变乡村身份的明惠经历了城市的伤痛，也没有实现改变城市身份的愿望，最后在绝望中消除了城市带来的疼痛。《小秋的玉米田》是一篇充满隐喻而富有诗意的小说。主人公小秋本来有着相对美好的城市生活环境，可以和父母在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奇怪的是小秋与两个弟弟不同，她对城市具有一种天生的反感情绪，与城市保持一种天然的距离。于是，她违背父母的意愿，从小回到乡下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她初中毕业就留守在奶奶的身边种玉米，也拒绝了父母去城里生活的邀请。在乡下，小秋的生活是幸福的，也是充满诗意的。但是这种充满诗意的乡村被以城镇为标志的现代文明吞噬。这场农村的城市化运动，让小秋们失去了种玉米的权利和机会。现代城市发展和文明理念造成了传统型乡下农民不仅是心灵的疼痛，还带来了肉体的伤害。最后小秋和丈夫郝晴天不得不去另一个地方承包土地继续耕种来治愈精神的疼痛与创伤。
近几年来，80后作家孙频在书写乡村生活的疼痛感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她的小说集《疼》 《盐》等，以诗意般的笔法深入地叙述了社会生活中各类人物生命的疼痛感受，以及在充满疼痛感的生活中那份执著和勇敢的精神。孙频以具有穿透力的眼光俯瞰社会世态人生，真实地捕捉到了生存在各种角落不同阶层人士的痛苦经历。孙频一味地写出了她笔下生活中不幸的人以及不同的人生命运，她把笔下的人物写得很阴暗，对日常生活充满痛苦和无奈，但是孙频并没有消极地写出她们的堕落与消沉，而是在感受人生疼痛的同时，尽情地挖掘出她们在疼痛生活过程中那份执著和坚强，并给予深深的理解。
孙频的内心世界是沉稳而丰富的，诗意而富有哲理的。她对乡村人们的日常生活往往以异样的眼光去打量和审视，以此把脉各种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命感受。她的大多数中短篇小说几乎都穿透出个体生命的疼痛，并理解疼痛，以及在这种疼痛感中寻求出路。《色身》叙述了十八岁离开吕梁山乡村混进群众演员中的杨红蓉深受屈辱的悲惨奋斗人生。杨红蓉没有读过大学，经过两年的努力，依然还是一名群众演员。为了省钱，她和七八个女群众演员在城中村合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过着极端艰苦的生活。杨红蓉进城求生，与其他人选择的道路不同。她想在城市有自己的房子，立足于城市生活。她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优美的臀部，于是她大胆地去裸替，幻想挣足钱买房子，把母親接到城里来住。可是令杨红蓉没有想到的是，当挣足了钱后母亲检查出脑癌晚期。母亲经历了人生最后的疼痛和挣扎，最后趁女儿不在时割腕自尽了。杨红蓉在城市经历了一番打拼，房子和母亲都没有了。最后她在城里找了一个并不爱的人匆匆结婚，不仅没有消除精神的疼痛，反而加剧了生命的疼痛感。
探讨人的存在意识与当代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书写人生体验的疼痛感，挖掘人在疼痛的感受中隐藏的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迷茫，思考人生与生存欲望之间的同构，以及在这种命运铺排中形成的生命感受和命运认同，这是孙频的创作的原始动力，也是乡村小说叙述的主体。《柳僧》可以说是作者最喜欢的一篇中篇小说。小说叙述了下岗母亲与女儿之间隐秘的关系，以及女儿失去父亲以后，带着母亲回到离别四十多年的故乡交城县安放父亲骨灰的故事。回到乡村，作者以旁观者的视角叙述了舅舅以及两个表兄在乡村的凄惨生活境况，从细节处也写出了他们卑微而吝啬的性格特征。作家“直面底层，直面苦难，并不仅仅限于悲情苦境的平面描述和悲剧展览，而是要反思悲剧何以发生，挖掘苦难的根源”n。这种由生活的苦难造成乡村人性恶的一面，被作者生动地展现出来，有力地揭示了乡村农民生存的疼痛与命运的悲剧。《乩身》以悲悯的情怀写了乡村一个叫常勇的女孩与流浪汉杨德清共同生活所遭遇的凄惨故事。爷爷最疼痛的是自己离开世界后常勇如何独立生存的问题，于是教会她算命的生存本领。在遇到流浪汉杨德清以后，两颗卑微而善良的心相聚在一起。为了生存，他们只有靠用铁棍穿透脸颊自残的祭祀表演维持生活。常勇在自残后变成了“乩身”，开始进行神灵附体仪式的表演。可是杨德清以极端的挑战方式，严重伤害自己脸部等身体的代价赢得观众的认同，最终丧失了生命。常勇的命运悲剧并没有结束，她几乎被逼到了人的生命极限。当拆迁队来时，她失去了最后生存的阵地。她以自焚的方式结束了卑微的生命。从小说的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乩”本意就是占卜问疑。两位农民最后以乡村传统“乩身”的方式结束了生命。瞬间的疼痛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也是有效地实现他们的需求并将需求合理化的一种存在方式。
乡村是中国文学表达的起点，更是新世纪文学表达的重头戏。新世纪乡村文学注重对个体生存心理的叙事，着力于写出个体的疼痛经历和生命感受。作家生活体验的疼痛经历与作品中人物生存活动产生的疼痛心理形成某种同构关系。“他们的痛，不是单向度和单层面的，而是在社会的每一根神经上，在人心的每一个细胞里，来自生命的深处，来自灵魂的深处，来自心灵的深处，所以真实，悲切，有强大的灼热感和穿透力。”o同时，新世纪乡村文学的疼痛叙事，还写出了乡村的精神力度和生命厚度，这不仅表现在作家揭示出生存个体疼痛的伤疤，还在于对他们的伤疤给予理解和关怀，并挖掘出隐含在他们骨子里那股坚强的意志力和爆发力。
【注释】
a[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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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周哲、贺仲明：《“疼痛”的揭示与“温暖”的烛照——东紫小说论》，《创作与评论》2017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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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彭学明：《在疼痛中苏醒和超越——深圳打工文学初探》，《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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