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概念舶来”到“初步内化”：“公共关系”见于《人民日报》的考证（1946-1996）
张鹏
一、语言学关于外来词借入的基础研究
“公共关系”是一个典型的汉语外来词，是英语“public relations”的汉译。1从语言学角度而言，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总是在不断地变化、扩充、发展，以满足社会发展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需要。语言在词汇上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扩充自己的词汇：通过语言自身的材料与手段构成新词或形成新意;借用其他语言的词汇。2汉语外来词（也作借词）是汉语词汇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3
对于外来词借入，语言学者进行过系统分类，一般分为“外语词语以其原有读音、书写及语法形式被借入及夹杂使用于某语言的阶段”、“被借入的外语词语失却其外语词语的外部特征并适应某语言体系的阶段”和“被借入的外来词语的语义形成阶段”等。以致更进一步的观点认为“纯意译词宜看做是本民族词”。4或者通过传播学与接受学视角，将外来词的引进和生存看做外来词的传播（communication）和接受（reception），将外来词借入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外语词-译借者-译借词-渠道/媒介-受众-受用”。5亦有学者提出“语言竞争说”，并从语言结构、社会功能、使用者年龄、地理分布四个角度观察一定空间的语言竞争“景观”，从而理解外来词借入过程。6
简要而言，语言学研究认同外来词是汉语词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外来词借入程度形成了一些分类标准。在此基础上，我们得以充分展开对“公共关系”一词见于《人民日报》的考证。本研究将主要着力于梳理“公共关系”到底是如何从一个纯粹的“翻译腔”，到真正为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内主流媒体接受、使用的过程，并对“公共关系”从概念舶来、学术吸收和内化受用这三个语言学意义上的使用阶段进行情境分析。
二、“公共关系”见于《人民日报》的考证（1946-1996）
《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是中国第一大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政治生活和中国主流媒体中的地位毋庸赘言。本文对于“公共关系”见于《人民日报》的考证始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时期。
（一）《人民日报》简史
《人民日报》前身之一是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年5月15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1946年7月1日，毛主席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亲笔题写了“人民日报”四字报头。1948年6月15日新的《人民日报》在河北省邯郸市创刊，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同时担负党中央机关报职能。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随中央机关迁入北平。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并沿用1948年6月15日的期号。
1992年，《人民日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报纸之一。2010年10月，世界报业与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巴黎发布了“2010年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人民日报》列第10位。
（二）“公共关系”一词首见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公共关系”一词首见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情况，还要追溯到1947年5月30日。当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刊载了“美共总书记 但尼斯”（英文名：Eugene Dennis）的文章《统一行动以争取人民纲领之实现（续完）》 7，并在文末标明“转载自三月二日解放日报”。文中出现“公共关系”一词的段落是文章结尾部分：
“因此，有如我们上面所着重说过的，在当前和今后，猛烈的工资斗争中，工人必须全心全力去完满实现产业工会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和铁路工会工人联谊会之间地方性和全国性的联合行动。有组织的劳工必须同样以强毅的努力去加强增资运动，使之扩展影响到劳动农民和各城镇的中产阶级方面去。他们必须从事于阻力最小的公共关系和活动去进行这件工作，而最为重要的是适时而主动的去保卫中产阶级下层最迫切的经济要求，特别是要代表私人和政府机关中所用的自由职业者与职员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劳工群众经济斗争与最广泛统一战线政权——立法活动两者的密切配合;再加上一个反对反共、反黑人、反犹太人以及巩固全体工人与法西斯主义者（黑人和白人）行动一致的坚决斗争——这样就有可能阻止并反击大资本的攻势，同时逐渐影响目前正在进行着的政治力量重新结合的进程和方向。”
关于“阻力最小的公共关系和活动”，反复读来，因为有一个“和”字，似不通顺，不知原文是不是“阻力最小的公共关系活动”的意思。由于没能找到英文原文，笔者试译这里提到的“阻力最小的公共关系和活动”为：“public relations activities with minimum resistance”。
如果以现代读者的眼光通篇看《统一行动以争取人民纲领之实现（续完）》一文，会感到翻译较为生硬，但“公共关系”在劳工运动中可以去广泛运用，在文章中被明确体现，至少可见当时的“公共关系”概念已被美国社会各界所接受。
（三）“公共关系”一词首见于1948年6月15日之后的《人民日报》
“公共关系”一词首见于1948年6月15日之后的《人民日报》，则要到1954年9月10日，当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刊载了两则电讯：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达雅尔表示 联合国没有中国參加不能认真讨论亚洲问题 加拿大发动“争取和平、争取立即承认中国”运动
【新华社九日讯】纽约消息：即将去职返国的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达雅尔，八日在联合国记者协会为他举行的午餐会上说，过去三、四届联合国大会是“不太令人鼓舞的”，“其原因之一就是：联合国的许多问题是同亚洲有关的，而没有亚洲最大的国家参加，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达雅尔说，如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虽然不是一切问题都将得到解决，至少会议的讨论将会更现实一些。
【新华社柏林九日电】加拿大“论坛报”六日报道：加拿大和平大会正在发动“争取和平、争取立即承认中国”的运动。
据“论坛报”报道，加拿大和平大会执行委员会最近在多伦多举行扩大会议，由文幼章博士任会议主席。会上通过了致加拿大政府书，要求加拿大政府“正式在外交上承认六亿中国人民的政府”。大会公共关系部长布鲁斯·密克尔堡在会上说：加拿大各地的和平委员会“将主持公共集会，散发传单与宣传品，并举行无线电广播。我们要求所有主张承认中国、主张和平的人拿出力量来使这个运动胜利”。8
这位“大会公共关系部长”密克尔堡似已不可考，但大会主席文幼章（英文名：James Gareth Endicott，音译詹姆士·艾迪科特;1899年-1993年）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25年，文幼章来华在华西协合大学及华西协中任教，曾任大学英语和伦理学教授。1948年当选多伦多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1949年当选加拿大全国和平大会主席。
如做继续考证，1956年，“公共关系”一词，在《人民日报》出现了7次，都是以外国“公共关系官员”的方式出现的，词义中性。50、60、70年代出现的“公共关系”一词，多是如此。1958年，“公共关系”一词则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以负面形象示人，文章批评了一位美国商人“以美金四万八千元的报酬聘请了州长的两位密友作他的‘公共关系代表”9，而且，这里的“公共关系代表”在原文中就被加上了引号。不过，这些“公共关系”的使用，都非常明确的属于外国概念，不存在本土涵义。
以上对“公共关系”一词的使用，与1947年《统一行动以争取人民纲领之实现（续完）》一文中出现的“公共关系”不同，“公共关系”一词首见于新的《人民日报》，是以外国人职务名称的方式呈现的。“公共关系”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人民日报》中，是一种常态，究其原因，主要是“公共关系”一词对于国内语文环境而言，尚处于概念舶来期的早期，使用范围极为狭窄。
另外，有一定参照意义的是，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第3版在《香港的旅游事业》10一文中出现了“负责公共关系的经理郑秉泽先生”这一表述，能够从侧面说明公共关系职业概念在香港的普及。
（四）对“公共关系”一词的自主使用
《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中国大陆作者主动使用的“公共关系”，是1982年8月24日第5版，夏书章先生发表的《论领导班子专业化》11一文。在此之前，《人民日报》中出现“公共关系”一词的文章共计有74篇文章，共出现了81次。通过对文稿的逐个审看，绝大部分（70篇/ 74次）表述都用于人物头衔或机构名称。
熟悉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史的学人都知道，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这样一段讲话：“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2到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要讲话，将党和国家重大领导制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13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夏书章先生作为行政学专家，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在1982年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四篇文章（1月、3月、6月、8月），此举被称为在国内恢复行政学科（今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科）的“第一声”呼吁：“行政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又分出市政学、人事行政学等等。要搞好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包括行政立法）。这样，我们就需要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所以，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14
1982年夏书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四篇文章，就是《论领导班子专业化》一文，出现“公共关系”一词的段落为：
“外行是可以变成内行的，这要通过有计划地培养。对专业性明显的工作，一般容易理解。被忽视或误解了的专业，却需要加以说明。例如前面提到过的行政管理，就不是某些人所认为的‘万金油式的工种，而是有其专业内容的。象行政程序、方法、公共关系和决策问题等，都需要作专门研究。应用系统工程学科的原理于行政管理，以形成最优行政管理系统或订出最佳工作方案，则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对专业性很强的行政工作，过去被掉以轻心，难怪行政效率不高。”（《论领导班子专业化》，《人民日报》1982年8月24日第5版）
应当指出，对“公共关系”一词的自主使用，在这一时期属于学术探讨和学术吸收的阶段，无独有偶，根据上海公共关系协会首任会长毛经权教授回忆，他因工作原因，在1985年结识了耶鲁大学华人教授、新闻评论家趙浩生先生，赵教授认为“统战即公关”——“赢得党外朋友的认可”。为理解公共关系原理，毛经权教授还曾托人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借阅了一本英文版《有效的公共关系》。在胡百精教授著《中国公共关系史》中，毛经权教授曾这样口述：“我觉得这确实是一门学问，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非常需要发展公共关系这样一门学科。”到1986年，毛经权教授先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用半个版面介绍了公共关系的定义、功能和由来，之后又在《文汇报》头版撰写了《发展公共关系》。在这篇文章中，毛经权教授特别指出“每个部门，包括各级政府和各种单位，都有一个如何协调与公众的关系问题，以求得公众的谅解和支持”，“公共关系是当代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15
（五）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日报》中的“公共关系”
夏书章先生发表《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三年之后，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张铭清先生采访了华侨大学副校长雷霆先生，文中出现了这样的表述：“华大设有董事会，实行校长负责制。除正副校长外，干部一律由学校任免。为强化行政系统，提高办事效率，设立了公共关系处，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打破了原来存在的系、专业、甚至教研室所有制。”16（《办好这所面向海外的学府——访华侨大学副校长雷霆》，《人民日报》1985年12月18日第3版）这是继夏书章先生后，《人民日报》中第二次出现国内人员使用“公共关系”一词，也是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出现国内组织设置的公共关系机构。从这段表述来看，当时华侨大学公共关系处的设置，也是出于“强化行政系统”的需要。
不过，即使是同一时期《人民日报》中出现的“公共关系”一词，其含义也并不固定在行政学意义上。例如《“成熟”的标志》一文中，作者的观点是“‘人情，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际关系，香港流行的‘公关（公共关系）学，实际是人情的问题。俗语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就包括人际方面的得失与升降程度。”17（《“成熟”的标志》，《人民日报》1986年1月10日第6版）。当然，现在的公共关系学人，都会对公共关系与人情关系作出辨析，而不是混用。
在《人民日报》的一篇评介性文章里，还出现了“人的社会公共关系行为的习惯化，将使管理自动有序;但在人的创造性思维领域里，一切习惯的模式都是有害的。人的行为需要习惯，人的思维需要非习惯。”18（《新意生奇气——<现代人报>一年社论评介》，《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7日第5版）这种表述，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人们似乎在重新发现和习惯改革开放初期的“公共空间”。
《华盛顿的“旋转门”》一文，则是这样表述的：“所谓‘旋转门，是指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离任后转入公共关系行业，成为说客，他们受雇于本国公司或外国政府，向政府或议员进行游说。由于过去的政治经历和种种‘关系，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关系人员，被称为‘贩卖影响的人。”19这篇文章还认为，这样的旋转门，应该“关闭”。（《华盛顿的“旋转门”》，1986年5月18日第6版）关于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好理解的，因为即使是现在，“游说”在公共关系学意义中的位置，也还是不甚清楚的。另外，需要作出特别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当属《人民日报》首次出现以评介“公共关系行业本身”为主的文章。此文中也第一次出现了“美国最大的公共关系公司博雅公司”的表述，具体点了博雅公司的名。
（六）《人民日报》见证下的多个“公共关系”第一
同样是1986年，《人民日报》见证了博雅公司进入中国，首先是1986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第4版刊载的一则电文：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国务委员张劲夫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博雅公共关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夏博新和夫人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张劲夫会见美国博雅公共关系公司董事长》，《人民日报》1986年5月29日第4版）
这是《人民日报》上，第一次在标题中出现 “公共关系”一词。
紧接着，1986年7月8日，《环球公共关系公司成立》出现在人民日报第2版。全文如下：
光明日报报道：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公共关系业务的企业——中国环球公共关系公司，7月3日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它得到经贸部的批准，并已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环球公共关系公司是新华社下属中国新闻发展公司的专业性公司之一。它将通过各种媒介手段，帮助社会团体、企业公司乃至个人沟通横向联系、传递信息、收集反馈。目前，它已相继接受国外二十多家大公司、大企业的委托，为它们在中国提供各种公共关系服务。（《环球公共关系公司成立》，《人民日报》1986年7月8日第2版）
熟悉公共关系研究的学人都知道，“公共关系”和“公共关系学”的内涵和外延并不完全重合。“公共关系学”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文章的标题上，也是1986年。一篇《建立广泛网络 搜集八方信息 讲公共关系学 广东企业更具活力》的短文，不仅聚焦“公共关系学在广东企业界已成为热门学问之一”，还介绍了“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已引起广东理论界、教育界的浓厚兴趣。中山大学成立了公共关系研究会和公共关系教研室，并开办了一所公共关系夜大学。学制三年，已招收了五十名学生。广州大学和深圳大学也在今年新开了公共关系专业。”20（《建立广泛网络 搜集八方信息 讲公共关系学广东企业更具活力》，《人民日报》1986年11月2日第2版）是年底，中科院委托系统内机构开办的“高技术企业管理培训研讨班”在京开办，“该班共分三个专业：企业高级秘书与公共关系、西方财会、高技术企业管理。”21（《高技术企业管理培训研讨班开学》，《人民日报》1986年12月31日第3版）与这两篇文章相呼应，《人民日报》一篇署名雨晴的文章以《取代庸俗关系学》为标题，介绍了“怎样做公共关系”，而且，其中的一些做法至今仍被推崇：
对于公共关系学同庸俗关系学的区别，笔者曾有过切身的感受。不久前，在京的一家国际公共关系公司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专门介绍某电脑公司的一项新技术。席间，“公關经理”既不送礼，也不塞“红包”，而是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新技术的原理和实用价值。时而旁征博引，妙趣横生;时而开启投影幻灯，显示理论依据。谈笑间，记者们知识渐增。会后，经理送来了打印得清清爽爽的新闻稿，写法很是规范，且无夸大之辞。很快，好几家报纸发了消息。22（《取代庸俗关系学》，《人民日报》1986年11月2日第2版）
是年，公共关系学的一件大事也被《人民日报》明确记载，那就是《<公共关系学概论>出版》，这篇通讯的作者即明安香老师，全文如下：
本报讯 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专著《公共关系学概论》，已由中国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公共关系课题组编写。在编写过程中，课题组考察并总结了近年来我国北京、广州、浙江、湖北等地开展公共关系工作的新鲜经验，系统地阐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关系的理论与方法;同时，介绍了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开展公共关系的成功实例与经验。23 （《<公共关系学概论>出版》，《人民日报》1986年12月3日第3版）
（七）《人民日报》见证国家级公共关系行业协会的出现
继1982年，夏书章先生自主使用的“公共关系”一词出现在《人民日报》，到1986年博雅公司进入中国和中国环球公共关系公司成立，以及境内第一本《公共关系学》概论出版。“公共关系”作为当时的“新概念”、“新办法”，没有多少争议地被普及、使用开来。
1987年的《人民日报》上，有过这样一个招生数字：“闸北区业余大学的公共关系专业有146人报名，只招40人。”24（《上海成人高校生源不足，工学矛盾尖锐企业无力承受 成人高等教育需面向实际适当调整》，《人民日报》1987年5月10日第3版）也有过这样一个企业经营的案例：问“上面那么多‘线（指当时企业受到“上面条条”的要求，设立各种对应的科室），怎么对付？”答“设公共关系科，两三个人，由他们去办。”25（《“肿”——企业发展一大害——五省采访札记》，《人民日报》1987年6月17日第2版）这两个例子充分证明，当时的“公共关系”概念也是企业改革的抓手。
企業界需要、教育界需要，最终反映的是全社会需要。在当时中央“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引下，对于“公共关系共同体”建设的要求被提上议事日程。继1986年11月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率先在国内正式成立后，1987年6月22日，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人民日报》6月23日以《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为标题，报道如下：
“本报北京6月22日讯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肖克、雷洁琼等参加了会议。宋健写来贺信。
公共关系活动近年来在我国广泛展开，它不仅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取得较好的社会整体效益。目前各地已成立了一批公共关系团体，全国400多家企业成立了公共关系部门。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是由我国新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界人士发起成立的。它将以研究社会主义公共关系学为基础，组织、协调、引导各地的公共关系活动。著名新闻工作者安岗任今天会议的主席团执行主席。”26（《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人民日报》1987年6月23日第3版）
《人民日报》还记录了1991年4月26日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在京成立的情况：
“本报讯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4月26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届理事会和成立大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出席了大会。首届理事会选举柴泽民任会长。该协会是中国国内的民间性、外向型社会团体，它将在对外联络、咨询服务、学术交流和人才培训等方面向海内外提供服务。”27（《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在京成立》，《人民日报》1991年4月28日第2版）结合上世纪90年代初的国内外环境，现在来看，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的成立，也有打开当时对外交往局面的意味。
两大国家级公共关系行业协会的出现和发展，使国内“公共关系界”的面貌焕然一新。在两大协会和全国公共关系学界、业界的共同推动下，从“全国公关理论研讨会在沪举行”（1991年11月22日召开，隔日见报）到“中国国际公关大会在京召开”（1996年10月15日召开，隔日见报）;从“我国公关市场开始形成”（1993年9月26日文章标题）到“我国公关产业初具规模”（2002年1月1日文章标题）等等。依此，我们给予中国的“公共关系行业”以“从无到有”的评价，应该是恰当的。
（八）《人民日报》中记载的早期国内公共关系学术探讨
公共关系学人，对于公共关系的学术研究大概都有些“执着”。在“公共关系”一词见于《人民日报》的考证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人民日报》中记载的公共关系学术探讨线索。
继《人民日报》报道1986年明安香老师的《公共关系学概论》最为“境内第一本”公共关系学著作出版后，《人民日报》1987年9月16日的“教科文零讯”介绍了“现在新加坡执教的香港学者韦伯乐教授9月15日起在北京主讲为期10天的公共关系讲座。这是近年公共关系学引入内地后首次邀请海外学者前来讲学。”
紧接着，《人民日报》1987年9月30日的“教科文零讯”中提及：“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和中华社会大学联合举办的公共关系专业培训班，9月28日开学。该专业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单位的教师主讲公共关系学概论、公共关系实务、公共关系案例、广告学等九门课程，学制半年。”这是《人民日报》中首次提到的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举办的学术活动。
1987年浙江教育出版社第一批《软科学丛书》出版。《人民日报》报道了1988年初浙江教育出版社在京举行的编辑出版座谈会，介绍第一批丛书“共12种，包括领导战略、管理决策、现代咨询、组织管理、技术经济、科技人才、人类工程、社会生态、公共关系以及潜科学等内容。”28（《<软科学丛书>问世受好评》，《人民日报》1988年1月21日第3版）而这本《公共关系学》的作者，就是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的首任会长毛经权教授。
1989年1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一篇很重要的公共关系学理论探讨，那就是《费孝通纠正对公关的一种误解 公共关系学不是拉关系学》，费孝通先生认为“公共关系是现代社会一个必要的工作，我国进行现代化生产的分工合作需要发展真正的公共关系。”
“他针对当前我国开展公共关系业务的一些偏差指出：现在人们对公关的意义有不完全的理解，许多人把它当作是‘拉关系的学问。其实它的内容很深。费孝通说，‘公关的对立面是‘私交。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人认识人是靠私人间的接触。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是在这样的‘私交当中发生、活动的，譬如去买肉也常常要靠私人关系才买到好的。
但是现代化社会却不能靠私人的认识进行分工合作，譬如大工业生产大规模招工，认的是甲乙丙丁，不认哪一个人。公共关系就是在不相识的人当中进行分工合作，完成共同的事业。费孝通说，我们现在正在由一个乡土社会变成为现代社会，自己在变，也接触到现代社会来的人，怎么搞好合作？怎么沟通？因此进行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已是当前的现实需要。”29（《费孝通纠正对公关的一种误解 公共关系学不是拉关系学》，《人民日报》1989年1月28日第3版）
应当承认，费孝通先生所言“当前我国开展公共关系业务的一些偏差”，恐怕至今还存在。纵观上世纪八十年代，业界认识公共关系工作的最高水平，还基本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搞公关不是嘴甜、腿勤就可以打满分了，必须具备外交家的风度，企业家的眼光，旅行家的素质，文学家的知识面。”（《穿军装的公关小姐》，《人民日报》1988年7月31日第4版）或者是：“有人形象地比喻说，一个合格的公关人员必须具备企业家的头脑，宣传家的技巧和外交家的风度。”（《“公关”在国际上日益时兴》，《人民日报》1989年12月29日第7版）这样的立意，和费老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观察相比，高下立判。
（九）《人民日报》视角下的20世纪90年代“公关热”
“公共关系”业务进入中国，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是正相关的。个人认为，这里还是应当承认存在公共关系学中国化的问题。因为从思想史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后，公共关系学被引介到国内，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是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这个过程的开端，要追溯到中国近代史的肇源。新中国成立后，这个“现代转型”只完成了一半。之后的继续革命理论以致“文革”式的转型实践（即前三十年），显然不能完成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这一任务。文革后从“拨乱反正”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起，中国重新回到探索国家现代转型的道路上来。“公共关系”从理论到实践，恰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引入，有帮助当时的中国改革探索新路之功。
但是，公共关系学的中国化，不可能在短短十年内就能完成。加上“公共关系”概念很快被舆论热炒，一些“公共关系手段”成为“公共关系学科”本身，使“公共关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产生了与其学术积淀极为不相称的巨大影响。果然，还没有迎来90年代，就在公共关系实践中出现了“公关”与“私交”的严重混淆，甚至在实质上以一种新的形式倒退到文革中常见的“拉关系，走后门”式的老路上去。而这，当然是有违公共关系学初衷的。
《人民日报》1989年5月7日的一篇文章，忠实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本报讯 公关热正在大陆掀起，许多人还未及弄清它的东南西北，就身不由己地被它征服了。
据中新社透露，目前，我国大陆专事公关业的人数已近万人，公关的专门机构上千个，受过正式培训和函授教育者达2、3万人。若加上或多或少接受过公关普及教育的人数，至少已有四五十万之众，而在公关业历经了八十年历程的美国，至今公关从业人员不过二十五万。”
“尽管公关热在大陆方兴未艾，然而，对‘公关一词的理解不尽相同，因而毁誉不一。大部分人认为公关小姐就是那些一天到晚乘高级轿车出入于豪华饭店，应酬于觥筹交错之中的‘交际花。‘公关小姐精英选拔赛等活动亦离不开‘选美这一实质内容。某厂公关小姐招聘广告竟出现了‘胸围、腰围……这类标准。
专家们指出，这是曲解。人际关系仅为公关中的最低层次，高层次的公关应该是为一个社会组织塑造一个整体形象，做高级主管部门的智囊。但是，事实上，能胜任者并不很多，更多的是‘漂亮姐儿。”30（《公关热方兴未艾 专事公关业的人数已近万人》，《人民日报》1989年5月7日第4版）
1989年的风波，对于中国的公共关系界来说，也是不能回避的，同时也促成了公共关系学人探索公共关系的中国化问题。199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刊载的《首届 “玉环杯”公关优秀论文颁奖大会在京举行》一文，就明确说明：“这次获奖的优秀论文围绕‘公共关系与社会发展的主题，探讨了我国公共关系事业的发展过程、治理整顿的新形势下如何开展企业公关策劃等有关专题。”与之相联系，两本编著《中国公共关系特色初探》于1992年出版，《中国公共关系教程》于1994年出版（没有再版）。《中国公共关系大辞典》于1993年问世。《中国公关之路》于1997年印行。这些作品都被《人民日报》“点名”。
然而，同样是90年代，《希望工程打假海南“现代公关中心”》（1994），《莫使“公关”变“攻官”》（1995），《公关莫入误区》（1995），《滥发“王牌”吃红牌》（1996），《十项乱评比活动被曝光》（1998），《庸俗关系要不得》（2000）等文章如影随行，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端。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当时几乎整整一代公共关系学人的努力，似乎是被个别人的私心吞噬了。公共关系学在“讲关系”的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真公关”和“伪公关”的争论，由此可见。
从“上”至“下”，自“下”而“上”。改革开放初期，“公共关系”概念可谓通过了国内高校、企业、政府、社会四方的快速检验，度过短暂的学术吸收期，而被各界接受并应用到实际生产生活中去了。公共关系实务，在当时被称为“新鲜经验”。公共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也开始起步。然而，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日报》中的“公共关系”，又有如此多的面向。客观而言，作为外来的词汇和学问，“公共关系”的学理、内涵和外延实际上尚未在中国环境内廓清边界、净化沉淀，其应用就已经全面铺开。这就致使国内学术界和实业界对“公关”、“公共关系”、“公共关系学”等概念内化使用上的多重冲突感。这种失序，我们仍然可以从《人民日报》中看出端倪。例如，仅从数量上而言，1986年《人民日报》包含“公共关系”一词的文章，就有17篇，到1988年则达到80年代空前的32篇，再到1993年绝后90年代的37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公关热”，是褒是贬，已自有公论。
很快，《公共关系学概论》出版10年后的1996年，“公共关系”这个关键词的数量在《人民日报》上又回到了17篇。内容从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主办“96中国国际公关大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与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中国广告协会联合主办“第七届中外企业家洽谈会”到进行“中国王牌产品”虚假评选的“俞利厚事件”，不一而足。“公共关系”在那些年代，恐怕给世人留下的是“亦正亦邪”的形象，从语言学角度而言，属于出现了外来该内在内化受用上出现了语义紊乱现象。甚或学术界对“公关热”的反思，从公共关系被作为“新鲜经验”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
不过，有积极意义的是，到1996年底，“公共关系”在《人民日报》中，是被这样使用的：“其实，公共关系是现代社会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活动。一个企业能否被社会接受？接受程度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公关能力和水平。在一定范围内说，公关决定企业的发展。”31
三、历经曲折：从《人民日报》看“公共关系”概念的初步内化
从50年间“公共关系”见于《人民日报》的考察判断，“公共关系”概念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概念舶来期”，大致涵盖《人民日报》创刊到20世纪70年代结束，长达近40年时间。而“公共关系”在国内的“学术吸收期”可谓极短，仅仅十数年间，在学界初步进行学术吸收或译介的同时，公共关系概念在国内就进入了“内化受用期”。几乎是刚刚引进了“公共关系”概念，各类公共关系组织就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华夏大地上。关于这一点，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各类公共关系组织的成立和活动进行考察，就可以明证。
到20世纪90年代，“公共关系”概念因“学术吸收”不足和“内化受用”失序，内部冲突很快凸显，甚至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从学术角度，公共关系学人对“公关”、“公共关系”、“公共关系学”这三个概念未能很好界定，而业界的数轮“公关热”及其中的乱象，更从实际上破坏了国内本就脆弱的公共关系行业生态。公共关系学界和业界“相互为害”的问题，从不同程度上折射到国内的公共关系教育上。“公关热”过程中，“公关”的污名化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以至于20世纪末和进入21世纪后，规范管理和专业“正名”，成为公共关系学界和业界的迫切需要。32
上述现象留给我们两个问题：从《人民日报》对“公共关系”的使用角度而言，为什么“公共关系”概念会经历较长的（近40年）的“概念舶来期”？为什么《人民日报》上体现出的“公共关系”概念“学术吸收期”和“内化受用期”几乎同步，仅仅十数年后，就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学术吸收”不足和“内化受用”失序的现象，以致迫切需要规范管理和专业“正名”？
回答这两个问题，仅从语言学研究外来词问题的三阶段论角度，无疑是缺乏解释力的，我们必须将这两个问题带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去。
《人民日报》创刊于战争环境，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中方在对外交流上有过主动“一边倒”的一面，也有被迫遭受封锁的一面。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抗美援朝;到60年代，还一度有“两个拳头打人”的革命外交阶段。这样的一种相对封闭的政治经济环境，无疑并不利于国家开展较为全面的对外交往。所以当港、台地区接受作为现代商业社会元素之一的“公共关系”理论和方法之时，中国内地对外来词“公共关系”的理解，仍然主要停留在一种外国人常用职务名称的阶段。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共关系学的诸多学科基础，皆被“取消”（如政治学、社会学），也就是不存在对“公共关系”进行学术探讨的环境。
而改革开放后的国内环境，以及中国对世界局势的研判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和国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之后，国内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事业全面铺开，缓解组织与人民、单位与群众以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迫切需要新的抓手。加上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在中央的要求下迅速恢复，“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在客观上创造了在发达市场上已较为成熟的各类概念、理论和方法被集体引进国内的空间。就是在这样的气候下，实用性较强的“公共关系”理论，特别是公共关系学提供的方法论，被快速引进和运用。甚至出现了“先有公共关系事业，后有公共关系学研究”的情形。作为中国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当然不会与时代脱节，即使是作为媒体本身，也在积极响应20世纪80年代的各种新生事物。然而，20世纪90年代公共关系行业内的乱象却证明，对外来概念进行“學术吸收”和“内化受用”的合并同类项，并不显得十分成功。直到今天，“公共关系”在国内仍然有“正名”的问题，也就是语言学上讲的外来词汇内化不充分状态。从笔者角度而言，这与欧美经济体内已出现的那种对“公共关系”进行升级改造，并不能同日而语。因为“public relations”或“pr”在那些经济体里，已是一个完全被“内化”的概念。而在中国情境中，“公共关系”或做“公关”的含义只是在高度成熟的部分区域市场中与之接近，对“公共关系”能有相对准确的认知，恐怕还没有覆盖到全部的二三线市场中的公众，更别说“下县”了。
四、结 论
从20世纪末起，中国公共关系界逐渐回归理性。公共关系学科不断与诸多的亲缘学科互动并寻求其中的平衡，且于2012年正式进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成为“目录内”专业;公共关系业界也不再像20世纪90年代初期般乱象丛生，以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为标志，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33。通过对《人民日报》中使用的“公共关系”概念进行考证，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线索：《人民日报》中出现的“公共关系”，从生硬的单纯外来词汇，到国人热情洋溢地自主使用，再到对“公关热”的“爱之深、责之切”和回归理性思考，如从文海中找到一幅工笔长卷，其中的故事、人物、臧否，历历在目。
作为一个外来词，“公共关系”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概念舶来期，短促的学术吸收期和至今仍未完成的内化受用期。因其“学术吸收”和“内化受用”因几乎并行，而呈现出一定的冲突性。究其原因，与“公共关系”尚未完成舶来到内化的全过程是不无关系的。《人民日报》与诸多媒体一道，是“公共关系”概念从舶来到内化的过程的一批重要见证者，公共关系学术和公共关系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注释：
1国内早期公共关系学著作（包括译著的说明或前言部分）一般都明列此观点，如明安香：《公共关系学概论》（1986年），毛经权：《公共关系学》（1987年），吴友富等译：《公共关系与实践》（1989年）。
2王德春：《语言学概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田宝新：《外来词借入俄语的过程研究》，载《外语学刊》1997年第4期，第32页。亦可参考N. Ostler， Empires of the World：
A Language History of the World， HarperCollins， NY， 2011.
3李艳、施春宏：《外来词语义的汉语化机制及深度汉语化问题》，载《汉语学习》2010年第6期，第59页。
4曹炜：《再论现代汉语外来词》，载《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71页。
5史有为：《从传播学和接受学视角看外来词》，载《语言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91-106页。亦可参考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6李宇明：《语言竞争试说》，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3期，第212-225页。
7但尼斯：《统一行动以争取人民纲领之实现（续完）》，载《人民日报》1947年5月30日第3版。
8参见《人民日报》1954年9月10日第4版。
9乐山：《亦官亦商》，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0日第5版。
10谢文清：《香港的旅游事业》，载《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3日第3版。
11夏书章：《论领导班子专业化》，载《人民日报》1982年8月24日第5版。
12《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1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转引自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69页。
14夏书章：《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载《人民日报》1982年1月29日第5版。
15参见吴友富主编：《上海公共关系三十年发展报告（1986-2016）》，第二章，未刊稿。
16張铭清：《办好这所面向海外的学府——访华侨大学副校长雷霆》，载《人民日报》1985年12月18日第3版。
17曾敏之：《“成熟”的标志》，《人民日报》1986年1月10日第6版。
18肖许、劳瑚：《新意生奇气——<现代人报>一年社论评介》，载《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7日第5版。
19张允文《华盛顿的“旋转门”》，1986年5月18日第6版。
20戚休、陈炳光：《建立广泛网络 搜集八方信息 讲公共关系学广东企业更具活力》，《人民日报》1986年11月2日第2版。
21刘用亚、周庆：《高技术企业管理培训研讨班开学》，《人民日报》1986年12月31日第3版。
22雨晴：《取代庸俗关系学》，《人民日报》1986年11月2日第2版。
23明安香：《<公共关系学概论>出版》，《人民日报》1986年12月3日第3版。
24萧关根：《上海成人高校生源不足，工学矛盾尖锐企业无力承受 成人高等教育需面向实际适当调整》，载《人民日报》1987年5月10日第3版。
25江绍高：《“肿”——企业发展一大害——五省采访札记》，载《人民日报》1987年6月17日第2版。
26李喜根：《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载《人民日报》1987年6月23日第3版。
27刘国胜：《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在京成立》，载《人民日报》1991年4月28日第2版。
28卢继传：《<软科学丛书>问世受好评》，载《人民日报》1988年1月21日第3版。
29吴锦才、袁晞：《费孝通纠正对公关的一种误解 公共关系学不是拉关系学》，载《人民日报》1989年1月28日第3版。
30《公关热方兴未艾 专事公关业的人数已近万人》，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7日第4版。
31何加正：《感受通用》，载《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6日第10版。
32闻文：《公关行业进入规范管理》，载《人民日报》1999年2月4日第5版。
331999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即有“公关员”职业，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公关员”编入“办事人员”类（编号3-0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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