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角下农民建房观念的变迁研究——基于豫南Y村的实地调查

杨思洁 张红

摘要 通过对40年来豫南Y村的农民建房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其变化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建房标准由能够“遮风避雨”向追求“舒适美观”转变;建房动机由“内部需求型”向“内外混合型”转变;建房意愿由“安土重迁”向“被动建房”转变，这些是现代性因素对农村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不断作用的结果，但其中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农民在不断建房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所遵循的生活逻辑。

关键词 现代性;农民;建房观念;生活逻辑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1）12-0220-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12.05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of Farmers Concept of Building Hou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Based on the Survey on Y Village in the South Regions of Henan Province

YANG Si jie，  ZHANG 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status of farmers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Y Village in the southern regions of Henan Province in the past 40 years， it was found that the changes we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he change of housing standards from being able to “shelter from the wind and rain” to the pursuit of “comfort and beauty”;the change of motivation from “internal demand”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mixed demand”;and the change of willingness to build houses from “immobility” to “passive building”. These were the results of the continuous effect of modernity factors on rural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but some of the traditional ideas still existed， farmers gradually formed their own life logic in the building practice.

Key words Modernity;Farmers;Housing concept;Life logic

1 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房子本身作为一个建筑空间，具有居住、储藏的基本功能，经过人类生活的演变，因其以血亲关系为纽带，承载了家庭观念、社会关系等，并不断被赋予财富、脸面等内涵，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尤其是农村地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建房一直被农民认为是维系长期生存和家庭代际传递的人生大事[1-2]，由此形成了对于建房的热衷和追求。此外，房屋由农民自行建造居住，是农民生活状况和文化观念的重要反映，也是关乎农村发展的重要民生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对农民建房热潮的产生及原因分析，董占锁等[3]发现农村建房热潮具有普遍性、升级性和不可阻挡性。张勇昌[4]指出“建房热”在农村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经济发展、传统观念和行为间的感染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对农民建房行为动机的研究，姜长云[5]通过住房的象征意义认为改善家庭居住条件和住房消费攀比是农村建房的两大推动力。杨国永等[6]发现农民工回乡建房的动机主要有改善居住条件、保值增值规避风险、为未来返乡做准备、娶亲结婚、展现身份实力、维护成员权利。三是农民建房产生的问题及思考，较为突出的是建房过度消费，挤压了家庭其他消费并带来家庭阶段性贫困问题[7]以及建房管理较为混乱，缺乏规划，存在空闲与紧张并存的局面，并指出要加强建房管理，引导农民树立科学的建房观念等[8]。

从研究视角来看，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出发，胡建坤[9]指出农村住房建设与国家制度政策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戰略调整及农村政策转变对应改革开放后的多次建房热潮。王任等[10]认为宅基地制度改革、农民增收、劳动力转移和惠农政策是农民住房改善的重要影响因素。还有学者从更微观的角度研究，考虑农民个人及家庭因素对于建房的影响。张莉莉[11]对全国3 362个农户的建房意愿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结婚生子是最主要原因，农民的支付能力并不是制约农民建新房的最主要因素。汪永涛[12]从农民自身价值观念入手，着重分析了家庭观念影响下炫富攀比心理、面子观对农民建房的动力作用。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认识到社会环境等对农民建房的影响，也看到农民在建房中的主体作用，其自身在不断建造实践中形成了特定的建房观念。观念具有历史性、发展性的特点，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处于不断变革中，农民住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关于农民建房观念的变化研究较少。笔者以豫南地区Y村为调研地点，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收集资料，期望深入了解农民建房观念的变化，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在“人与房”的动态互构关系中透析农民建房所蕴含的生活逻辑。

2 调查点概况

Y村位于河南省上蔡县，地处豫东南平原地区，县域总面积1 529 km2，耕地11.03万hm2，总人口153万，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家粮食生产强县，劳务输出大县。该村由3个自然村组成，总面积约1.2 km2，耕地面积约200 hm2，宅基地总面积15 hm2，农房950余所。共分为10个村民组，有803户3 214人，主要姓氏为杨、朱、张、刘，村内小亲族多聚集居住。Y村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一年两熟，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和芝麻，乡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2019年全村外出务工1 500余人，村内多为妇女、老人和孩子，除了过年期间外，整体氛围较为冷清，农房闲置率较高。

改革开放后，Y村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住房的变化直观易见。自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对住房不断翻修重建，呈现出由小变大、由旧变新、由土变洋的趋势。此次调查以户为单位，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回收193份，并选取20户进行了访谈，对所得资料整理发现，在特定阶段内农民建房具有较高的同质性，由此将40多年来所建房屋分为以下类型：①砖瓦房（1978—1998年）。即用砖砌墙、青瓦为顶，利用木材作为“房梁”和“屋棱”。在调查的193户中，砖瓦房的数量为42所，约占总数的21.8%。②平房（1998—2008年）。平房同样只有一层，为砖混结构，屋顶不采用木梁、瓦片，而是用楼板等做成平顶。在调查的193户中平房74例，占总数的38.3%。③楼房（2008年至今）。与前二者相比，楼房最大的特点就是房屋面积大幅度扩大，除了邻近公路开设商店的村民建有3层外，其他均为2层。据村内老泥瓦匠（冯某，68岁）介绍，村内最早的楼房建于1998年，但在调查的77例住房（约占总数的39.9%），85.9%的住房建设集中在2008年以后，且多为精心设计的小洋房。总体来看，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Y村并不像一些山区的村庄那样凋敝，还具有一定的生命活力，农民建房经历了由砖瓦房到平房再到楼房的转变，目前在建房屋数量为14所。

3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农民建房观念的变迁

在研究社会的发展变迁时，现代性是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是指资本主义产生及其发展，涂尔干认为现代性是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韦伯则从制度层面着手将其视作科层制[13]。安东尼·吉登斯[14]指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简略表述……它是这样一种社会或者说是一种复杂的组织，与先前的文化生活形态不同……”。尽管这些表述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与传统不同的社会特征（开放、理性、市场化、异质性等），涵盖技术、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转型发展阶段，现代性因素渗入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的建房观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3.1 建房标准由“遮风避雨”向“舒适美观”转变 Y村农民住房处于不断建造升级中，短短数十年就经历几次更新换代。农民建新房，这种“新”不仅体现在建造时间上，而且要跟得上新的潮流。

一般来说，农民在建房前已有所构思，包括建什么样的房、采用什么样的材料、怎样的结构布局等。

改革开放前，因经济和资源条件限制，农民居住的是土坯房，即利用地下黏土混合小麦秸秆砌成，较为简陋，不经风吹雨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同时，县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在各村镇进行了宅基地调整。在资金和制度保障下，农民改善住房的意愿日益强烈，陆续建起砖瓦房。砖瓦房为砖木结构，整体构造较为简单，主房是传统的三间样式，分别为堂屋、东屋和西屋，庭院内是厨房、卫生间、水井等，房屋内外基本上未作装修装饰。20世纪9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农民到乡村外的世界谋生，受到城市生活的熏陶，引领房屋建筑向“城市化”转型。自一些平房开始，就改变了传统的“三间”样式，而类似于城市房间的构造，并根据农户需要和喜好进行设计。尤其是近些年纷纷建起小洋楼，室内增设卫生间、餐厅等，各功能进行分区，并注重整体的装修，呈现出现代化风格。此外，还会在显眼的“门头”位置用美观的琉璃瓦和印有吉祥语的瓷片进行装饰，如“家和万事兴”“鸿福吉祥居”等，象征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新式房子一经出现，在村内起到示范作用，农民建房的参照标准不断提高，由能够遮风避雨、维系基本生存的需要到追求高大宽敞、舒适美观，目前新式楼房已成为标配。

另一个衡量建房标准的则是建房费用，一般来说高标准意味着高消费。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建房依靠长期生存的勤劳智慧，就地取材、自行建造，到村窑烧制砖头、利用自家树木加工为屋梁、门窗等;亲友帮助干和泥、砌墙等简单活，这种“亲帮亲，邻帮邻”的形式不需要支付工钱，买一些烟酒招待即可，自有材料和人工不计入其中，整体花费较低。随着房屋结构的变化，建房需要新型多样化的建材和较为专业的人工，新型建材都是大机器生产，只能通过市场购买，与此同时水泥、沙子、砖头等大幅度涨价，日均用工费用也从过去的几元钱到2005年的30元增至现在的120元，村民杨某（男，62岁）感慨道：“建房是一年比一年贵，早建两三年，房子样式变化不了多少，但能省下好几万”。  如图1所示，改革开放后农民对住房不断建造与升级，前20年农民建造的是磚瓦房，建房费用平缓上升，而21世纪以来房屋类型和结构均发生了较显著的变化，建房费用也快速攀升。建房作为农民最重要的消费活动，经济因素是其重要基础。

3.1.1 经济水平的提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粮食增收，通过卖粮逐步积累资金。根据调查并参照《上蔡县志》等资料，1985年农民年均纯收入由改革开放前的三四十元增长至232元[15]。但由于乡镇经济相对落后，缺少其他挣钱的门路，除去日常开销，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若要建房就要省吃俭用攒钱，亲友间互相借钱帮扶也很常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不再是农民唯一的经济来源，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打工、经商，发展种养殖业，乡镇企业也得到一定发展，农民的钱包逐渐鼓起来，为房屋的升级奠定了基础。尤其是21世纪后，农民经过近10年的外出打拼积累了财富，房屋作为重要资产形式以及财富的重要象征，有钱先建房也就成为他们的自然选择。据统计，2019年该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 020元[16]，建一座楼房则需35万～40万元，仍需数年的积累，但基本在一个可控可接受的范围内。

3.1.2 消费转型升级。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带动整体消费水平得到很大提升。过去农民节衣缩食，消费主要集中在吃穿、供孩子上学、看病等基本的生活需要上。当前农民消费项目日益增加，如家电消费、通讯费等，原先一些自给自足的蔬菜等也需要到市场上购买，农民最大的感受是“动一动就要花钱”“挣得多花得也多了”。同时，受到城市消费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一代注重及时消费，享受生活，消费层次不断升级，逐渐追求起商品和服务的品质，由简单的保障生存向适度享受转变，衣食住行等均得到很大改善，并追求建楼房、洋房，不仅要“舒适卫生”，还要“美观有档次”，建房标准不断提高。

3.2 建房动机由“内部需求型”向“内外混合型”转变

对农民来说，建房是与结婚生子并称的人生大事，也是家庭的重大事件。杨国永等[6]在研究农民工建房的动机时发现主要受家庭内部需求和外部诱因的影响，并将建房动机划分为内部需求型、外部诱因型和内外混合型，对于Y村农民建房同样具有一定的适用性。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不同阶段农民的建房动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据调查，1978—1998年建房农民的主要动机是“为儿子结婚准备”与“改善家庭居住条件”，分别占47.2%和44.4%，“受到其他村民影响，盲目跟风”和“与他人攀比”分别占5.56%和2.78%，由此可见建房在农民家庭中的重要地位。Y村家庭观念较为浓厚，具有明显的“家本位”特征，认为“房”即是“家”，是代代传承的家业。一方面，大多数农民有着强烈的一体感和家庭责任感，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改善家庭居住条件的愿望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农民注重嗣续繁衍、代际传递，建房与分家、结婚生子密切相连，房子的建成往往预示着新家庭的出现，是家庭再生产的关键，这些都是出于家庭的考虑，更多的是满足家庭内部的需要。

1998年以后，农民建房动机逐渐多样化，“为儿子结婚准备”与“改善家庭居住条件”仍是最主要的动机，但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分别为38.22%和31.85%。此外，“盲目跟风”和“进行攀比”的情况逐渐增多，还出现“为养老准备”“作为经济投资”等动机。此外，经访谈得知，当前即使建房是出于家庭内部的考虑，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为儿子结婚建房”虽是最主要的出发点，但不仅是为满足家庭内部的安排，还受到外部婚姻市场的影响。由于当前农村男青年面临婚配难的问题， 媒人介绍仍是农村婚嫁的重要手段，并形成了本地的婚姻市场，建房在婚姻缔结中起着重要作用[17]。在婚姻市场中，女方比较重视男方的经济条件，不仅要求有房，而且要求是楼房，这已经被默认为一般性要求，房子已成为婚姻市场中的重要筹码，没有建房的男青年会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导致家庭再生产难以完成。

动机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受到外部诱因和内部需求的共同作用[18]。农民在建房时对外部因素作出的反应有所增强，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由同质到异质的转变，农民与村庄内外的联系也发生了变化。

3.2.1 社会交往的扩展。农民以血缘关系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熟人社会，主要是与家庭、乡村范围内的互动，交流十分有限，情感满足、信息获取基本都依赖村落共同体，以血缘、姻亲为纽带的家族宗族网络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农民的家庭观念[19]。在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下，农民建房更多是出于家庭成员及其需要的考虑。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的生产生活不再局限于以村为单位的小范围内，封闭落后的生活逐渐向开放型生活转化，与外部的交往逐渐增多，社会关系网络不断扩展，农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更容易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在社会交往时逐渐强调功利性和工具性，使得住房的符号性凸显。同时，受到城市生活的熏陶和消费主义的渗透，农民逐渐开始追求优越的居住环境，引领农房建筑不断改善更新，向“城市化”转型。

3.2.2 村内交往的变化。改革开放前，尤其是在大集体时代，全村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农民形成了较强的平均主义心态[20]。大集体解散初期，农民仍保持着较为相似的生活狀态，房屋整体差异也不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加剧，农民的异质性大大增强，住房的差异也逐渐显现出来。房子不仅是生活居住的场所，而且是农村社会交往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主要象征[21]，在社会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农民对建房有着更多的考虑。对于常年居住在村内的农民来说，房子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即使是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民，房子是维系自己与村庄、亲人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显示其“在场”和“富裕”的重要工具。没有建房的农民就会被识别出来，在社会分层和社会交往中处于边缘位置，因而无论是出于获得优势地位还是拒绝边缘化的考虑，都催生了农民建房的热情，农民建房逐渐呈现炫耀型、从众型的特点。

安徽农业科学2021年

3.3 建房意愿由“安土重迁”到“被动建房”

在转型时期，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常年在外打工，农村空心化现象也较为严重，房屋闲置率较高，在此情况下农民的建房意愿也发生了变化，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表1）。

调查发现，村内已建、正在建房的大多是40岁以上的农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落叶归根、安土重迁一直为他们所信奉的，即使是在外打工，年老时还是要回到村内生活，即使儿孙在城镇买房，村内的住房仍是他们最终的归属。房子被他们视为自己的“老业、老根”，是家庭的根脉所在，未来仍倾向于在农村建房生活。

然而，年轻一代的乡土感情已经发生变化，他们对农村并没有很强的“依恋感”，而是积极外出，到物质与文化水平相对高的城市寻求谋生的机会，希望能够在城镇开始新的生活。由表1可知，67.7%的80后、90后未来更倾向于在城镇买房，一些有条件的已经在城镇买房，村里的房子多是父母在住，他们没有把家乡作为永久性居住地，也没有再建房的意愿。对于建房则更多体现出一种被动和无奈，他们常年在城市打工，却又难立足于城市，只能往返于城乡之间，将农村作为后方的蓄水池。只有少数农民认为农村政策好，具有发展前景，房屋和宅基地也是一种财富，希望在农村留有根基，从而主动建房。

此外，还有27.5%的农民对未来建房持不确定的态度，他们对城镇生活较为向往，希望自己或后代能夠跳出农门。但大多数家庭在城镇买房只能付起首付，给家庭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且相对保守的心态让他们更担心之后怎样在城镇中生活下去，生活成本的增加以及城镇环境的不适应，使其生活质量不一定会比在农村更高，因此对于建房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心态。

农村作为农民的生活家园，房屋是其最基本的生存、生活资料。在宅基地及相关制度的保障下，农民对建房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农民建房意愿的降低离不开农民自身价值观念的变化。

3.3.1 传统乡土意识的弱化。传统社会自然经济牢牢地将农民吸附在土地上，造就了农民浓厚的乡土情结，对村庄和土地具有强烈的归属感。但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外出打工大潮，动摇了农民乡土意识的根基，使得农民既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又经受城市文化的熏陶。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体在农民群体中广泛传播，使其不再受传统空间的限制，又能“接触”到新的文化， 文化的冲突、认同等问题愈加凸显[22]。城市文化往往被视为先进、现代的代表，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仿佛更有吸引力，使农民有着强烈的城市主义倾向，逐渐削弱了传统的乡土意识，也动摇着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基础。

3.3.2 农民自我身份认同的降低。年轻一代农民尤其是90后，他们常年在外打工，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劳动，乡村生活记忆逐渐淡化，与乡村社会和乡土文化渐行渐远，而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上的表现更接近于“现代性”，或者正在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他们急于去除自身的乡土化标签并想要快速融入现代城市文化之中，然而仍面临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困境， 使得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模糊不清，很多年轻人认为农民身份仅仅停留在户籍制度上，自己就是个打工的，同样也影响着对未来归属的选择。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城市生活压力大、融入难，使他们更可能选择“候鸟式”的生活方式，逐渐习惯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流动，仍旧在农村建有住房。

4 农民建房观念变迁的现代性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建房观念确实发生了变化， 一些现代性因素渐渐表现出来，比如建房标准不断提高，房子呈现出的符号性凸显，在建房消费时表现出市场化和商品经济特征;建房动机由出于家庭内部需求逐渐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建房意愿有所弱化，对未来建房持不确定态度，尤其是年轻人呈现出在城镇定居的愿望，体现出自主性、开放性的特征。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的发展变迁带来的自然结果，但尽管城镇化在快速扩张，仍有上亿农民在农村中生活和延续着，农民建房的需要还会存在，应正确认识农民对建房的看法及其转变。

4.1 农民建房的生活逻辑

房子不单单是一个建筑实体，也是农民重要的文化寓所。在“人”与“房”的互动过程中，农民将房子作为生产生活、定居繁衍的重要场所，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房子不断建造升级，赋予了房子财富、能力、脸面等内涵，“建什么样的房子”无形中就成为社会地位的识别机制，在农村人际交往和婚姻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农民将房子作为人生的任务和美好生活的象征，房子的建成也预示着个人理想和价值的实现，对农民的幸福感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

房子不仅能够满足居住的需要，而且能满足人们的心理和文化需求，与农民的价值世界密切相关。

一方面，建房能够改善家庭居住条件，为完成家庭再生产提供保障，实现其本体性价值;另一方面，建房又能展现家庭实力，提高家庭在村内的地位和声誉，实现其社会性价值[23]。因此，农民建房并非是完全不理性的行为，而是内外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它承载着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在家庭再生产和生活意义再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最终还是为了把日子过好，即当前农民建房的生活逻辑从“可以过日子”逐渐转变为“如何过好日子”[24]。

4.2 渐变过程中的合理选择

总体来看，Y村是自然渐变型村落，是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千千万万个农村的缩影。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产、生活状态不断变化，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转变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25]，但传统的农业生产并没有被抛弃，而表现为农业的老龄化;血缘、地缘关系仍然在村民间中发挥着重要纽带作用，村庄整体社会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基于眼下的现实生活来看，农民仍有建房的需要，但已不是一成不变的单纯为满足基本生存抑或完全受经济支配的无意识活动，而是在日常生活不断实践中的“设计”和“选择”，建房是人生大事，是否建房、建什么样的房都是不同农民群体反复衡量后的自主选择。

就老年人来说，过去建房更多的是保障生活和实现家庭再生产的需要，而目前皆已完成，对待建房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但他们长期生活在村庄内，有着强烈的熟悉感和归属感，并承担少许农业生产劳动或孙辈的照顾，在现有住房中颐养天年就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而对于中年人来说，大多有着进城打工的经历，但他们乡土意识还较为浓厚，生活重心在村内，因此进城打工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增加收入，更好地在村内生活。他们经历多年的打工生涯，资金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且正处于对自我价值衡量的重要阶段，一方面有着为儿子建房的重任，另一方面，有着对未来返乡的考虑，成为建房的主力，“外出打工，攒钱建房”仍然是他们当前主要的生活模式;最后，对于年轻人来说，目前村内居住的房子多由父母建造，为他们在外打拼提供了后方保障，城乡生活的切换使其有了更广泛的生活选择空间，不一定要在村内安居乐业。其建房意愿的降低，是城镇化和非农化发展的结果，也是乐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表现，具有明显的现代化取向。

4.3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生活体系

现代性是一项强大而长期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现代化也是其自身现代性不断积累和成长的过程，而农民的现代性是指农民的价值观、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等方面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种特性，包括农民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26]。

在转型过程中，农民逐渐摆脱封闭保守的思维方式，褪去身上的“传统性”，但却又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社會，获得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性”，于是将其寄托于“物”之上，对房子不断建造升级。农民追求优越的居住条件无可厚非，与其提高生活质量的诉求有关，并选择适合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立足于乡土，又不局限于乡土，逐步建立起独立自主、开放进取的现代农民品格。但也应认识到建洋楼等物质上的转变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现代化的标志，过度追求房子的符号属性，而忽视自身精神文化的投资，容易造成现实的自我生产能力与消费世界的自我需求失衡，对于实现自我和家庭的发展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不仅影响农民自身的现代化，也将阻碍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因此要引导农民树立科学的建房观念，考虑自身的生活状况和实际需要，将住房建设与自身发展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等相结合。

参考文献

[1]

瑞雪·墨菲.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M].黄涛，王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99-110.

[2]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20（3）：6-15.

[3] 董占锁，师自明.关于农村建房热的调查与思考[J].经济问题，1989（11）：43-45.

[4] 张勇昌.农村“建房热”的社会学透视[J].社会，1991（4）：24-25.

[5] 姜长云.中国农村住房消费需求研究[J].调研世界，1999（10）：21-24.

[6] 杨国永，管曦，许文兴.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及其类型分析：基于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调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23（12）：232-248.

[7] 郑晓园.农村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机理与治理策略：以鄂东S镇农民建房为例[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4）：42-48.

[8] 胡贤辉，张霞.农户建房热的冷思考[J].农村经济，2006（7）：99-100.

[9] 胡建坤.农村“建房热”的制度解读与政策建议[J].城乡建设，2013（3）：64-66.

[10] 王任，冯开文.改革以来农民住房的改善及其原因探讨：基于返乡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7，22（3）：198-204.

[11] 张莉莉.农民建房意愿的因素分析：基于全国3362个农户的调查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1）：55-59.

[12] 汪永涛.农民建房行为的动力：基于江西宗族型村庄的调查[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3（6）：30-35.

[13] 毕天云.现代性的多元制度分析：论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6（1）：44-50.

[14]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3.

[15] 上蔡县地方史志编纂委.上蔡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421.

[16] 驻马店市统计局.2019年驻马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0-04-27）[2020-05-08].https：//www.zhumadian.gov.cn/html/site_gov/articles/202004/104972.html.

[17] 方丽，田传浩.筑好巢才能引好凤：农村住房投资与婚姻缔结[J].经济学，2016，15（2）：571-596.

[18] 周彩虹.他们的行为动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辽宁省Z村两位农村民间组织青年负责人的个案研究[J].学会，2008（10）：52-56.

[19] 保虎.冲突与协调：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反思[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10（1）：94-102.

[20] 卢晖临.集体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关于房屋的故事[J].社会学研究，2006，21（6）：147-164.

[21] 赵丙祥，童周炳.房子与骰子：财富交换之链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26（3）：106-135.

[22] 肖莉，王仕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双重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2）：57-64.

[23] 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J].开放时代，2008（3）：51-58.

[24] 杨君.现实伦理：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社会基础及趋势[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3）：74-80.

[25] 贺雪峰.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四十年：1978—2018[J].学习与探索，2018（11）：59-65.

[26] 陈明.农业现代化视角下农民的现代性困境解析：以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为切入点[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31（6）：66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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