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对明清文学金陵文化地标的再激发与塑造

谈青怡

关键词：金陵 明清文学 历史文化地标 《桃花扇》 《儒林外史》

作为历史文化之都，南京的文化价值在不断发展中增长。繁华与战火并存的六朝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生命的延续。南京不像京都、西安这些古都的建都时间悠久——吴、东晋、宋齐梁陈，无一不是历史夜空中的昙花一现。但也正是其短暂的建都历史给金陵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化定位。正因其山清水秀，才唤起遐想;江南水乡吸引文人唱和，成为名士荟萃之地;因为地理位置优越，才引发战争，导致覆灭。唯有如此，其极尽奢华之后再毁灭便引发了人们心中的无限惋惜。

六朝，是金陵登上历史舞台之时，繁华至极;而明清时期，作为仅次于京都北京的第二大都城，金陵第二次在世人面前焕发光彩。六朝与明清，正是南京崛起和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在文学作品中，明清小说中的“金陵”文学形象也将源头指向了六朝时期的发展和变迁。这一时期，是金陵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又一大高潮阶段（另一个是唐宋时期的金陵怀古诗），表现出依托性和承继性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以来，金陵这座古城就从历史的硝烟中升华，成为了文人笔下的佳丽地或是怀古伤今之地，具有历史文化地标的意味。在一代代文人墨客的笔下，它们的内涵逐渐固定，意象也形成体系。这种历史文化地标（historic and cultural landmark）是指同时具有特定历史和文化性内涵的地理位置。六朝沉浮的历史给予了金陵多面性的文化内涵，几度繁华又衰落，王谢堂前门庭寥落，山水佳丽地的江南犹在，但歌舞升平的朝代却已轮回了几度。历史与现实的落差成为了咏叹的题材，金陵的清丽山水、繁华奢靡与俗世生活成为了其在明清文学作品中体现的特定形象。而这些形象都是基于六朝古都的歷史兴衰，经过了金陵怀古诗的加工发展而来。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历史文化地标的作用就是将这一内涵不断延续下去。金陵所蕴含的地标文化通过“乌衣巷”、“桃叶渡”“秦淮河”“台城”这些标志性的名胜古迹得以流传千年。历史的变化改变不了自然的地理，一代代后人们在祖先曾经感叹过的地方再度感慨，回想往昔。“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而就在这些吟咏中，金陵的历史文化地标得以一遍遍地被确认、发展和继承。

从整体意义上，“金陵”这个词语蕴含的意味是怀旧和伤感的。六朝的建都，每一朝都避免不了短暂亡国的命运，平均每朝只有60年，而时间最长的东晋也不过短短103年。郑板桥的《六朝》诗仍在叹说：“一国兴来一国亡，六朝兴废太匆忙。南人爱说长江水，此水从来不见长。”后人们想到金陵短暂的兴衰变换，顿感今非昔比的凄凉。他们看到金陵或是想到金陵，便不由自主地感慨，由现实的动荡或是稳定而回想起当年金陵的繁华，无论是哪一种都避免不了哀伤的基调，随无言的长江滚滚流去。

六朝统治的频繁更替是南京城大起大落的盛衰变换的代表。历史上，这座城的地位波动起伏不定——太平时降，而战乱中升。这种奇妙的局势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钟山龙盘，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的评价给石头城笼上了“金陵王气”，东有紫金山，中有秦淮河，外有长江天险的地理优势使得南京城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但由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的边境骚扰，中国古代帝王不得不将都城定在北方以抵御外敌，北京、西安、洛阳便成为了大一统时期最常被选的三座都城。南京，就成了南北分裂时期偏安江南的温柔之乡。梁启超先生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探析了南北国都的建制问题：“建都北方者，其规模常弘远，其局势常壮阔。建都南方者，其规模常清隐，其局势常文弱。”富庶的江南让统治集团陷入了醉生梦死的陷阱，梁武帝穷奢极欲，兴建佛寺七百余座;陈后主大兴土木并饰以金玉珠翠，日夜与宠妃荒淫游乐。“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这样的历史循环中，中国的南北分裂局面通常以北方势力的胜出收场，春秋战国如此，魏晋南北朝如此，五代十国亦是如此。于是金陵城上空永远笼罩在一种被遗弃和恋旧的哀感氛围中。“潮打空城寂寞回”，唐宋时大规模的金陵怀古诗即是文人和城市心脏共鸣的回音。

到了明清，荒废的南京再次崛起，成为六朝之后的另一个高峰。朱元璋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南京从全国中心变成了第二中心的“陪都”，清朝延续这一政治格局。再度繁荣的金陵城不禁让文人回想起当初的秦淮风月和南朝旧事，六朝历史又激起了生命。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了大量以金陵为背景的小说和传奇，隔着历史的伤疤，往往呈现出一种美丽的哀伤。《红楼梦》中的金陵是一幅远远出现的背景，见证着金陵十二钗的命运沉浮;《儒林外史》以金陵为描写的圆心，始于此也终于此;《桃花扇》中的金陵地名多达四十余处，渲染出南明的兴亡的点滴;吴伟业的《秣陵春》将南京的别名写进了书名中，讲述南唐旧事。他们无一不是明末清初或是清朝的文人，面对南明王朝的腐朽和清朝统治者的侵入，六朝尘封的兴衰故事引发了撞击心灵的感慨，再次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的激情。金陵，成为了历史、地理和民族的意象集合体。

由明入清的文人遗民们在不自觉中流露出对于金陵隐含的流连。这种微妙的情结在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水天云一色，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两三粒而已”的空阔寂寥环境之下，张岱遇见了“痴似相公”的另一位知己。“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这里的金陵人是似淡实浓的一笔，它的潜在意义使人雪互赏的意境蒙上了遗民情结的沧桑与怀念。《陶庵梦忆·自序》亦对此印证，“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明清文学中的金陵有着雅与俗的双重特性，雅是他的山水和风情，俗是他的市民世界。二者均可以追溯到六朝。重心南移带来了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大量迁徙形成了新的市民聚集地。同时，大批文人名士荟萃在此，竹林七贤，王导谢安等人的唱和又促进了六朝山水诗的繁荣。南京是市民与山水的结合，在不同的作品中有着不同的倾向性，有时也会表现出复杂的二重性，这便是金陵文化符号的独特之处。

金陵怀古诗中的意象自身便带着一种风流和多情，从六朝发展而来，古色古香的韵味更深了一层。那些“台城柳”“朱雀桥”“秦淮河”旁再次上演一出出悲欢离合的故事。《桃花扇》中的李香君便生于秦淮河边的媚香楼，一把扇子，血染桃花，互诉衷肠。一曲《琐窗寒》道“破瓜碧玉佳期，唱娇歌，细马骑。缠头掷锦，携手倾杯;催妆艳句，迎婚油壁。配他公子千金体，年年不放阮郎归，买宅桃叶春水。”桃叶渡口因东晋王献之迎接小妾桃叶的风流韵事而深情无限。秦淮为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提供了一份风流和旖旎，后者成了秦淮八艳之一。“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秣陵春》中徐次乐黄展娘的离奇爱情也在这里重逢团圆，“门前不改旧山河，惆怅兴亡系绮罗，百岁婚姻天上合，宫槐摇落夕阳多。”

这里的雅还是金陵人的风雅，是一种由六朝流传下来的名仕之风。魏晋的清谈使这里的人们高洁而可爱，文人辈出。南京还是南方的文化中心，设有国子监，在明代时称“南监”，《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娄太爷临终对杜少卿说：“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曹雪芹笔下的十二钗唯独选择金陵作为她们生活的背景，这些个儿女们是用秦淮河的水做成的，个个玲珑剔透，堪称人间尤物。第五回中宝玉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怎么只十二个女子？”她们结海棠诗社，会琴棋书画，这些文人雅趣，非是金陵，其他地方也孕育不出。张岱《陶庵梦忆》中的雪与人的诗意境界中，苍茫的天色里独酌的金陵人士，孤寂的心境和高雅的情趣合一。金陵似是无意实则是巧妙的安排，寂寂中韵味全出。

金陵的雅并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她的雅是可以被大众欣赏的。那些六朝金粉，秦淮风月亦是来自于民间，是一种淡淡的“六朝烟水气”，蒙蒙地笼罩在金陵上空，这又与俗文化的兴起兼容。夫子庙一代最是市井喧嚣，卖糖葫芦的，小玩意儿的，豆腐脑儿的，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贴得那么近。至于打情骂俏的，粗俗俚语之人，妓女风流人物层出不穷。南京的方言听上去很是粗俗，多骂人之语，几乎很难与糜弱的六朝联系起来，但却构成了风俗画的一部分。“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南京着一座文化大邦里容纳了各色各样的人，《儒林外史》中的的郭铁笔本是芜湖镌书的，三牌楼的倪老爹是修补乐器的。他们身份卑微却淳朴可爱，使南京热闹之气始终不减。其中有一段关于地藏圣会的描写颇能反映市民阶层俗文化的盛况，“到晚，做的极精致的莲花灯点起来浮在水面上。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南京人各家门户，都搭起两张桌子来，两枝通宵风烛，一座香斗，从大中桥到清凉山，一条街有七八里路点得像一条银龙，一夜的亮，香烟不绝，大风也吹不熄。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

南京的历史文化于寻常巷陌问隐藏流动，就是引车卖浆、菜佣酒保之流，也不免沾染一些雅气和名士风。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金陵是雅与俗的复合体。第二十九回写道，杜慎卿等人在雨花台顶上，“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这是一句有名的感慨，也是这座城市雅俗文化融合的最好的证明。

对于金陵，吴敬梓是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他爱南京的烟水气，却恨他的浮糜乃至堕落。也是第二十九回，杜慎卿道：“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信着建文帝软弱，久已弄成個齐梁世界了。”在他的眼里，杜慎卿虽然雅，却“还带着些姑娘气”。这种微妙的态度恐怕也只有在金陵才会发生吧。

“金陵”在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之际，作为明太祖建朝时的都城，因而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一种怀旧情绪的“金陵情结”。明朝的遗民将其作为内心的精神归属地，书写历史旧事的过程就是一次次精神还乡的确认。历史的兴衰使这座城染上了特有的民族和历史情绪，但最后却无法避免“六朝如梦鸟空啼”的空幻，扭转不了历史的局面，呈现出一种虚幻的美感。

“情结”（complex）最初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荣格认为“个人无意识有一种重要而有趣的特性，那就是一组一组的心理内容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簇心理丛。”这里的“金陵情结”是指由于历史和特定的文化内涵而形成对金陵的一种特殊的情感，金陵具有了一定的情感上的共鸣意义。

曹雪芹笔下的南京代表的是他的过去，“作为一种精神和心理氛围弥漫于整部《红楼梦》中，又似乎作为一种与现实隐然相对并可以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象征高悬于《红楼梦》的现实时空之上。有时你虽然未见‘金陵一词，但你却同样可以在‘金陵与‘金陵的间隙中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曹雪芹童年时期的金陵与繁华幸福相联系，是家道中落前的天堂，“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赠芹圃》）正如衰败前的六朝都城，隔着时空的距离而成为圣地。于是曹雪芹就在这一程度上与陪都金陵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

“金陵情结”往往笼罩着一种历史与人生观的幻灭之感，如《桃花扇》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般，落得一场空的结局。这种“六朝如梦鸟空啼”的悲情意境与南京城几次毁城不无关系。金陵从东晋到日本侵华战争前后共遭遇了六次毁城，每一次都惊心动魄，宫室焚毁，都城满目疮痍。公元548年北方侯景叛乱，攻城期间大肆放火焚烧建筑，又引玄武湖水灌入台城，繁华的梁朝都城被糟蹋得一片狼藉。当时百济国使臣出使南京这样描述，“见城邑丘墟，于端门外号泣。”随后，隋朝灭陈，下诏将南京“平荡耕垦”，这第三次毁城十分彻底，将六朝的宫殿台宇尽皆拆毁，六朝古都化为一片废墟。近代以来，太平天国拆明故宫，毁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曾国荃的湘军洗劫南京，纵火焚烧七日七夜。“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再加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金陵城历朝的文物古迹几乎消失殆尽，洗劫一空。一次次的毁城，使文人们提起金陵总带着历史的悲情，繁华无限却最终毁于一旦。六朝的风光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石辟邪，昭示这历史的大梦一场。

因而在明清文学中，与金陵相关的小说传奇总是以空幻意境收场，呈现一种“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历史情结。六朝往事随流水，王朝更替，沧海桑田，历史的风云变幻非人力能止。整个《红楼梦》笼罩在一片金陵家族兴衰的感怆氛围中，第一回中就借一僧一道点明：“究竟是到头一梦，万事皆空”。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于王熙凤所言，“泰极否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万不可忘了那盛宴必散的俗语”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第五回太虚幻境《红楼梦》十二只曲煞尾：“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金陵四大家族的兴衰史也与金陵六朝沉浮形成了一种潜在意义上的呼应关系，金陵的文化符号加强了这种轮回之感。

清初戏剧《桃花扇》也可以看出对追忆、伤逝主旨的承继。《余韵》中日，“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笔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筌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结尾的曲辞折射出了浓重的悲剧意义：“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柄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而在《儒林外史》中，历史的幻灭感演变成了一种人生感慨。名士老去，风物消失，这是与金陵情结共振的人生情绪。篇首词深刻传达了这种情怀，“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正是深刻理解了金陵文化符号后发出的感叹。

“金陵”历经文人吟咏，凝固为意蕴丰厚的历史文化地标，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艺术符号。“符号蕴含着一个概念并把它表现出来，供我们思考而不是供我们进行实际活动”。六朝烟云、南朝旧事、金陵春梦、秦淮风月等文学意象已经和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等地理环境结合，融合市民俗文化，形成一种富有感伤意味的雅俗抒情系统，体现在明清文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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