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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的独白

|来源:网友投稿

冯祉史

在房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他似乎习惯于以一种系列化的模式来使得故事情节在几个故事间加以勾连,无论是消防系列还是高校系列,房伟所讲述的故事大多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窥探世界,与之同时,多个不同的性格和命运也共同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他统一且全知的视角下,种种意志铺陈开来,结合统一事件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展现了作者的思想立场。

事实上,作为一个擅长文学批评的作家,房伟在写作时抛却了一定的小说诉求,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的刻画性格和展开情节的实际功能,而是在不相混合的独立意识中构建单纯探索的客体。一方面,他十分强调主人公独立的自我意识,并且把这种典型思考看作是社会的完整立场;另一方面,他也追求纯粹的声音,建立了更加确切的思考。很显然,就短篇小说而言,其主人公的意识和关系是难以界定的。他们并没有专门的身世介绍,大部分时候只在紧张的事件中出现,他们的立场摇摇欲坠却又隐秘痛苦,就连作者也难以探入,只有依靠主人公们彼此的对话才能加以展现。

一.创作者的主人公立场叙述

从房伟的中短篇小说来看,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大部分都擅长对于细小的现象进行分解和洞察,他笔下的主人公大多呈现出一种脆弱感,当他们处于阶级社会中时,被物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被剥夺与压抑的过程,因此,房伟时常会站在主人公立场下体察自我内心,并透视真实的他人内心,以求接近对生活本质的认识。

事实上,生活的对话性、人与人自我意识的双重性,乃至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人物结构关系,都会形成颇具艺术感染力的小说奇观。在房伟的小说创作中,这种对主人公立场的强调尤为具体生动。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或多或少都卷入了生活的漩涡之中,甚至是被迫跌入罪恶的深渊。他们不断地在挣扎中竭力展示着自己的惶恐、绝望和探索,小说的叙述语言借此形成了一种情绪化的流动感,插入了艺术的视觉特征。

首先从房伟的小说《果奠》…来谈,这部短篇的视觉呈现乃至主人公立场塑造就是多重的,一方面,从作者本人出发,小说几乎全程都在以母亲王美兰的目光来追忆回溯儿子孟凯的事迹。作者在此用了某种超现实的观感,试图在隐而不露的状态下不由自主地反应静态的主体价值观。

很显然,孟凯早已去世,他不可能做到在母亲王美兰每一个悲痛的时刻都出现甚至与她对话,但小说仍然赋予了他对话的可能,令这一艺术形象具有了活的生命力。而很显然,尽管他的一切生动都是来自作家的塑造,但在創作过程中,孟凯已经进入了艺术创作逻辑,成为了相对自由的性格主体;而在此前提之下,他也同样具备作者本人的审美理想。甚至我们可以将孟凯就看作房伟的审美取向,因为他代表着人类对于普遍的善和美的追求,他的死亡乃至死后存在于王美兰身边被她看到的这一系列描绘,都令这个人物在死亡中也栩栩如生。显然,这种对艺术视觉的转变建立了作者在叙述中的全新形式。

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以歌颂烈士、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章有时失却了对真实人物情感的追溯,但房伟毫无疑问地挣脱了这种桎梏。在他的创作中,创作并不等于杜撰,他以一个完全真实的状况出发,借由主人公的超现实艺术形态,实现了积极而单纯的人生表达。他甚至不需要借助主人公去显示所谓的真理,只需要令他出现,就可以在一个类似全知全能的视角下展示人性最为温暖的曙光。

如果说《果奠》是在伟光正的外壳下书写人性,那么小说《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则是在复杂的生活气氛中去摸索极度紧张的情绪状态。从房伟的“高校系列”小说中,我们从未有过地意识到了当前文科知识分子生活的艰难处境,《银河》中苦于两地分居生活的温子铭,和《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中扭曲而不择手段的超级文科博士格陵兰,既相似又不同,但却都带有强烈的被橘色餐,折射出了文科学术环境下的残酷生存现状。

在这种极端的氛围下,小说借由了一个“我”的视角去窥探文科博士格陵兰的生活状况,惶惶不安、极度焦虑、敏感脆弱、扭曲变态,而他在大众眼中的角色和“我”眼中是全然不同的,如果没有那个师妹近乎以身殉道的悲壮惨烈,格陵兰博士将会成为一个高校的体制内精英,爬上高层的道路令人鄙夷却也令人艳羡。但当“我”了解到他在“超级文科博士”表象下的变态,了解到他是如何发表了一部又一部学术论文时,“我”是分裂且恍惚的。当“我”目睹格陵兰博士登上学术报告厅时,“我”的内心惊涛骇浪,却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疏解。“放眼学术圈,哪个成功的青年学者背后,没有些肮脏东西?我为什么要对格陵兰如此苛刻?或许,只是因为我把他想得太完美?我虚弱的内心,需要一个完美偶像来支撑?”

很显然,主人公作为客体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我”也因为更多的客体所组成的统一世界来原谅和理解这一主人公,这种艺术人物从一开始就建立了非一般情节线索所能够铺陈的庞大黑暗世界。小说中多次出现“我”与主人公格陵兰博士的交谈,也不止一次地展现了“我”在面对窥探到格陵兰博士真实生活后的惶恐,“我”的惶恐显然不仅是对格陵兰博士,更是对于“为什么会把这些告诉我”,从这一点来看,作者似乎也期待通过“我”的表述来完成对格陵兰博士更为深刻的注解。

无论是辩证关系还是情感关系,小说始终都在支配不同意识之间的联系,房伟试图把每一种意识都建立为一个主体,并借助这种思想主体来构建一个完整却抽象的具体世界。因此,在《果奠》和《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中,即便是次要的出场人物,也都参与了所描述的同一时间同一情节,具备了感情的思想,成就了客观艺术世界所需要的悲剧性裂变。

二.抽象的理想主义以及幻灭的浪漫主义在小说中的尝试

在现实主义所主导的小说世界中,作家往往会试图展现世界的孤寂以及由此造成的内心世界的不和谐。一般来说,这种主人公内心状况的困境会有多重表现形式,我们认为它能够呈现为抽象的理想主义或是幻灭的浪漫主义,这也就是所谓理想和理念、心理和心灵之间的距离。而理想主义中,这种信念往往会以最真诚和坚定的信仰把自我理念加以传到,主人公甚至会成为某种英雄类型,在结构化的探索中获得拯救。

就客观世界而言,主人公往往会感受到外部多重的打压和尖锐的探索,但在内心深处的强大之下,他们仍然会在最终获得胜利。世界作为心灵行为的基础,在这种困境中实际上是较内心行为更加狭隘的。在小说《一个人的归途》中,实际上作者就借用了这种对行为的分解和碰撞,来设置情节内容的紧张,借此把心灵提升到真正庄严的高度,事实上,这种怪诞能够令小说的情节提升到从未有過的加强之中,心灵也能够通过积极纯粹的建设而投身于改变世界的活动。

和小说《果奠》相似,小说《一个人的归途》所讲述的故事同样也是在现实主义中展示某种超现实的生存世相。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了武汉疫情的最严重时期,并且不断地借助如怡的视角窥探和回溯着疫情前后的生活剧变。年轻的女医生如怡,被人笑称是“胖白甜”,单纯可爱,真诚柔软。面对疫情的重压,已经身处于安全区的她却毅然决然地逆行,甚至采取了自行车骑行这样一种在现实中看来颇不可能的冒险行为,来回到武汉。

小说在此展现了某种平凡生活下的非日常冲击,而普通人身处其中,只能选择聚精会神地进入冒险行动。在这一冒险之中,他们的内心深处没有了难题的聚精会神,而是选择以一种繁多的理念在心灵中反馈更加纯粹的生活,同时,也因为这种冒险的浪漫主义而显示出生机勃勃的热望。无论是守在一线的胡主任、杜宾,还是一路奔赴向最前线的如怡,代表的都是一种绝对理想主义的生气,它所显示的实际上是英雄的本质,这种冒险不仅仅将自己的狂热封锁在自身,而是把心灵同心灵之间的庄严变成了能够撬动外部现实的真切情感。

这样一来,小说在计划周密的英雄探险中将抽象化的理想主义完全清晰地显现,先验存在的形式实际上被规定为了创造对象的力量,一方面,它受到存在的被救赎性,另一方面,它也失去了其对象的现实性距离,从而使得英雄浪漫主义变为了纯粹的寻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人的归途》带有浅显的童话气质,公路上一路逆行的年轻女孩、不断地通过手机那头的消息支撑着自己往下走,这一路的旅程变成了某种神秘且危险的积极世界,主人公不断地为了等待救赎的童话现实中现存的天堂所斗争。公路对面的那个世界是可怖的、几乎不可穿越的、绝望的,但奔赴向武汉的如怡却带有强烈的天真和纯粹,在坚定的信念中保持永恒的态度来进行对自身的斗争乃至得到庄严的胜利。

如果说《一个人的归途》所阐释的是抽象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的胜利回望,那么小说《银河》讲述的更多是浪漫主义的幻灭。同样作为“高校系列”,小说《银河》讲述的是在生活平淡之下人性的讽刺与荒诞。事实上,小说所展示的是浪漫理想与生活的准确勾连,在全然纯粹的思考中不断地消除理想庄严,借此瓦解了应有的浪漫主义,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不和谐的关系被进一步的扩建,心灵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形式使得主人公一面将自己视为外部世界的本源,另一面也产生内心与世界的分裂,不断地逃避某种陌生现实下的斗争。

小说显然放大了高校教师的一部分苦闷生活,这些困难和苦闷或出于真实的艰难,或表达为个体的模糊情绪以及对情绪的反思。外部的世界是无定形的,是漠然的,它是一个全然被习俗、目光、视野所控制的世界,作为事物的必然场所,它带有极为强烈的内在命运感伤,所有人的狂热和压抑都存在于高校这一场域之中,其非本质的洞察和拒绝都显得尤为尖锐。小说对于温子铭的书写始终是疏离而荒谬的,温子铭这一角色带有悲壮的浪漫主义,尽管他在高校和家庭中都遭受了被迫的修正和消除,但是,心灵的乌托邦渴望却始终存在,它使得温子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外部命运的折磨,小说也将情绪和反思、伦理与自身犹豫都共同杂糅进规范叙事的纯粹再现中,实现了幻灭的浪漫主义的表达。这种幻灭并不再像抽象的理想主义那样具有深远意义,而是存在于先天乌托邦的承载重,被粗暴的现实力量所压倒打垮,而身处其中的主人公,则被献身于外部世界,被现实的残酷所击败。

三.小说基本抽象特征下塑造结构审美

与传统的中短篇小说写作不同,房伟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呈现出一种概念化的总体性特征,无论是以消防真实故事为小说元素,还是在武汉疫情的现实状况下展现超现实的实体性,房伟的短篇小说无一例外地展露出了某种系统性的抽象概念,在已有的和所塑造的现实中提出与具体生活的距离,并且摒弃了一定程度的客观世界,来塑造主观世界中的抽象与纯粹。

不难看出,在房伟的短篇小说总体来看,他的许多人物是互相勾连乃至彼此影响塑造的。小说《果奠》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在消防员儿子去世后仍然苦苦挣扎的母亲,一面幻想儿子还活着,默默地与儿子对话,一面又在现实的苦痛中浮沉。而到小说《一个人的归途》中,“胖白甜”女孩如怡在她的正能量举动背后,也暗藏着消防员的背景:“十五岁那年,她父亲去世了。父亲是消防员,救火牺牲的。母亲改嫁后,她跟着奶奶过。她那会儿上初中,发誓长大当消防员。上高中后,她听说女生去消防,也难得上前线,就转向投考医学院。”

在这种蛛丝马迹式的勾连中,小说明确地显露出世界的破碎与统一,同时也将艺术与生活本身加以揭示。对艺术形式的创造是对生活思考过后的明确证明,然而,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之中,生活都成为了被伦理细节所塑造的显而易见的真理性诗作。小说的基本抽象特征所显露的是形式,或者说是过程,而非事件的结尾。

就小说的本质而言,这种艺术形式是虚无的存在着的,由于其内容的激动和感人,即便针对小说真正的艺术本性,也将面对真实的历史哲学所存在,排除了封闭性,但却也塑造了波动的半艺术形式,纯粹的生活领域之下,小说由此获得了重要的主观性浪漫意义。从这种结构上来说,房伟在小说中所展示的对于生活的修正实际上是一种对世界孤立的讽刺,正是在这些脆弱的创造主体之下,他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彼此联系着的价值的承载者,他们身上带有强烈的对于自我价值观的阐释。

与之类似的是小说《一九九七年“海妖”事件》中的“落魄作家”,不难看出,房伟在小说中有意识地致敬了王小波的笔墨:“人过四十不值得,那之后的生活,就是被慢慢锤击至死。他郁闷地想着,他已过了这个年龄。”小说虽然全程以第三人称“他”作为阐释核心,但却也以完全第一人称的视角和心理描写,把诸部分的独立和无情抽象的结构差异加以勾连展示,而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展示的是隐蔽的、人物离散的征兆,这种过分明确的编排使得艺术的编排结构达到了一种内在乌托邦的精致客观状态化。

而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在《果奠》和《一个人的归途》中所隐秘展现的主人公人物关系,在《一九九七年“海妖”事件》中也同样有所讲述:“他还见过从高楼跳下,身体折叠,只剩行李箱大小的老教授,他的脑浆溅在脚边。”这实际完全可以看作对小说《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和《银河》的隐秘观照。事实上,这些外在形式共同地将有几关系客观化,有效地将人物所处的世界内化为了整体的价值承担者,不断地在孤立状态中實现生活领域的平衡。

在房伟的小说世界中,这些或主观或客观的结构都显示出一种被指明的主体效用,个体和世界在回忆中逐渐被体察为统一的建构,主体在自身中回归到人性本身,并在小说形式中加以展现,因为情绪的抒情性,他们不断地在事后把这些开始了而又中断的情感和被抛弃了的东西变为真实的洞见,由于其与主体结构的超越性,小说的主人公能够在瓦解性中得到升华,这也可以看作房伟对于其笔下人物所造的核心。

除却这种结构的统一,我们还需要确认的是,当前许多的小说容易在情感教育的范本中试图塑造艺术中心,但这其实违背了真实的小说要义,以至于从结尾来看,他们失去了真实的对于主人公生活的表达。因此,他们需要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来勾连理想与生活的道路,这种目标的价值即便空洞,也代表了强烈的价值承载,因此,作为事件的演变,它才能够在孤立的历史事件中超越时间的洪流,尝试多重冒险。

房伟正是理解了这一层,才能够在平庸琐碎的生活表象下挖掘出对历史成长源头的痕迹,他的作品中,无论是《一个人的归途》这样承载了巨大的正能量,或者说是关于人类至高无上的爱的短篇小说,还是《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这类,每一个人物身上都不知所措且带有苦涩的罪恶感。他的作品都表明了一种形式的综合体,他不期待与具体的社会现实形成和解,同时也能够在艰难的斗争中不受制于形式的必然,将真实的人物类型书写到最佳。很显然,无论是消防系列还是高校系列,房伟都在这种由主体给出的、在社会现实中得到了强行动效力的基础下,完成了对人物本质的结构和磨合,这是一种自由任性的理解,可以被肯定成为人类共同体的英雄行为和浪漫主义。

四.社会共同体下的自我意识流失与过剩

从小说的人物塑造上来看,作家所书写的主人公核心大多具备类似的行动效力,作家将他们从多种多样的人物类型中所挑选出来,将理想人格或者说浪漫主义的思潮投放到他们身上,试图利用理想目标来规定他们的行动,这实际上是在假定的意义下将人物与外部世界相对立,只有在对立的状况中,才能使得主人公怀有对尘世家园的渴望,也在更加具体的理想主义下,扩展人物心灵,不断地尝试和克服双方的现实目标。

在这种由主题给出的可能性中,我们的社会共同体既不是完全地根源于社会联系,也不能够看作是神秘的僵化体验,而应该被认作是自由人性中的严格产物,被允许作为一种内在的情感在消失,在既定的中心结构中清晰地揭示理想主义。

前面我们提到过,房伟的短篇小说呈现出一种系列性,他擅长利用人物之间的勾连来构建他的客观主体世界,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房伟的理想主义也是在揭示着恶化的现实:在每一种注定失败或者说理想主义注定走向毁灭的必然中,每一个主人公的生活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插曲,他笔下的主人公们在这些插曲中分担共同的必然的毁灭,他们的世界观基础实际上就是不断地经历抽象的理想主义和幻灭的浪漫主义,个别人物会通过命运的共同性紧密连接,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共同性也就是增强了轨迹上的孤独感,令小说走向沉思的、逐渐衰萎的现实终点。

从房伟的“高校系列”来谈,不难发现,他的中心人物实际上都是带有强烈的错误倾向的,他们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幻灭的孤独感,他们的全部理想被破灭,或者说被玷污了。他们认识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心灵与世界的差距,他们曾经想过去积极地实现对距离的打破,但到最后,他们认识到这种二元性的不可调和,因此,最后都听天由命地走向孤独状态。

很显然,房伟在书写这些主人公时,并不是以一个批判的姿态,他并不批判这些人物,当然也不评判世界的差异,而是希望将世界的状况加以体察。尽管世界失去了部分的本质,但在最后,主观的危险也将成为了被讲述得私人命运,被压倒式地塑造成为个体的不幸。从这一角度上来谈,我们的总体反而是缺失的。另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人物和命运的结构决定了其社会环境的建构。可以看到,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受制于其所处环境的,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社会生活的既不是一种固定的世界映像,也不会是自身私人命运的清楚划分。社会环境实体化为目的本身,但也能够使得现实中的某些部分理想化和浪漫化。

在这种时刻,社会生活的客观是不存在的,小说的现实性质被抛弃了,它们其中的那些尖锐的、理想化的东西明确地被当作了狂热来进行处理,艺术所塑造的尘世独立的个体被显而易见地重建为了童话般的现实,这种带有浪漫童话气质的现实主义题材被敏锐地揭示为了真正的社会抒情论,而且由于小说摒弃了对社会产物的观照,在这种具有强烈内在联系的小说世界下,所谓的社会共同体被支撑为了纯潜在的本性,具有一种更为客观的实体性,从而更加真实地适用于基本的自我意识图谱之中。

作为作者而言,房伟与小说中的人物实际上都建立了强烈的共情因子,因此,他所表现的人物是精微且具象的行为范畴,他的长篇小说之后,他对于消防员有了极为深刻的情感,而又由于他身处高校,也就具备了对于周遭人物的悲悯。在这些纯粹的人性检视之下,房伟所讲述的实际上也是个人的人生经验,小说家知道隐藏在人物内心的所有活动与生活,提笔在手,他具备创造人物的表达,因此,他们的激情是共通的,无论是格陵兰博士在天台上望着远处的独白、还是温子铭在火车站前茫然的回首、抑或是女孩如怡一路逆行、王美兰亦真亦幻地同儿子孟凯的对话、落魄作家在女人面前的挣扎等等,都显现出慷慨与期望的混合,在未知的黑暗中不断地创造价值,感知某种无可纠缠的人物状态。

在此,我们必须就真实的表达和人物的独白作出理解说明,小说家们是了解他们笔下人物的,但与此同时,这些个体实际上在小说的环境中也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在这些固有的心灵行为之下,如何帮助他们进行最自由的展现,同时还能与环境本身契合无间,也是小说家们所能够展示的。因此,我们总能够意识到,人物是真实的,但并不是每一个点都被精确描述,正相反,我们得到的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独白。

这也成为了我们今天分析房伟的短篇小说总体时提出的思考:自我意识的强调、思想性格的创造、诸多社会学关系的开放,几乎都可以利用独白式的内心自省来加以呈现表达,在独白的构造中,主人公是封闭的,但对话的形式令这种自我意识能够在自我的理想世界中能够进行自我情绪的表达。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因此,即便是主人公的回忆也具备独立表象的机制。

在现实主义主导的创作下,瞬间的矛盾、瞬间的双重意识、真正存在的人性破碎与完整,都成为被深刻书写的主题要义,开放而纯粹地被移入创作,形成独立声音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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