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研究

杨宜勇　赵玉峰

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今后继续完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未来人口发展不仅需要贯彻长期均衡的新发展理念，而且要深入挖掘人口发展新动能，努力构建人口发展新格局。文章从人口理论的演变出发指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质是动态均衡，人口通过媒介与外部因素互动，应侧重人口自身均衡。面对生育率低位徘徊、人口负增长，需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实现代际传递均衡;面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需要提高经济活动人口的素质，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面对局部地区人口塌陷，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必须关注空间均衡。为聚集均衡力量，应将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关键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战略;生育友好型社会;人口素质;空间均衡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3-0005-007

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从系统观念、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意识出发，必须未雨绸缪。长期以来，生育政策都纳入中国的基本国策，因为生育政策涉及民众生活也是社会舆论较为关注的政策。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主线”，这标志着人口均衡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人口发展战略，同时也是重要的人口发展目标。近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1]，这说明要通过何种途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和2035年前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中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主导政策，虽然学界在2010年就开始研究人口均衡发展，但相关研究成果还较为宽泛，和人口政策结合不够紧密。新时代如何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转化为政策，并使政策落地生根值得思考。本文坚持问题导向，在梳理马克思人口观及人口学史的基础上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内涵进行探讨，结合我国人口面临的老龄化、低生育、人口红利消退、局部人口塌陷等问题，提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着力点。未来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仅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而且要深入挖掘人口发展新动能，努力构建人口发展新格局。

一、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人口观

中国化的成果

（一）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新时代人口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仅体现了新发展理念中协调发展的要求，而且体现了系统观念在人口发展规划中的灵魂作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基于我国人口发展趋势提出的，伴随近些年我国人口面临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在新时代需要准备把握未来人口变化趋势，深化对人口及其与外部因素互动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更好地谋划国家人口战略。综合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及其他相关研究，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的一般趋势是：人口增长趋势放缓，大概率在2030年前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2];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规模下降提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050年下降到50%左右[3]，而且劳动年龄人口年龄中位数增大，结构老化;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在2050年前不断增长，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4];出生人口规模进一步缩减，抚养比增大;流动人口规模有所下降，城城流动占比增大，人口进一步集聚和集中[5];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回归到102—107的合理区间，家庭形态更加多样化;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但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不均衡。从现在起一直到第二个百年目标时期（2050年），我国人口仍然会维持在一个较大规模，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张力，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因此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从相对短期的五年规划入手，通过各种措施的完善逐步达到长期均衡发展的理想状态。

（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对人口研究不断加深的理论成果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对人口研究不断加深的理论成果。早在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中便蕴含着“均衡”的思想，再生产的本质就是要在一段时期内达至均衡。[6]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中，人口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人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口规律是不同的，人口与经济社会的互动方式也是不同的。但马克思同时指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只能承载合适数量的人口，人口再生产和生产资料再生产要满足一种均衡的关系，如果两者不均衡则会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危机。[7]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均衡人口观，并就如何进行人口调节来达到均衡进行了研究。[8]在人口学发展史上，如何看待人口发展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和变化。人口客观上作为赋税和兵源的供给主体，进而作为綜合国力的象征，工业革命前的学者普遍持增加人口的态度[9]，工业革命后，城市贫民窟大量出现，当意识到生活资料的增长无法追赶人口增长的速度，控制人口的理论开始占据主流。[10]面对增加人口和控制人口的弊端，有学者进而提出适度人口理论[11]，而且强调技术进步对于适度人口的规模影响较大，由于科学技术是动态发展的，所有适度人口也是动态的，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和马克思从历史角度看待人口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面对适度人口理论的局限，我国学者在2010年正式提出人口均衡概念，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12-13]

（三）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质是动态均衡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在适应我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基础上提出的，同时也汲取了中外人口学理论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人口观中国化的一种先进理念。人口大国和人口小国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显然迥异，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在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条件下，长期均衡发展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尽管目前学界对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我们认为均衡并不是物理学中两种力相互抵消的均衡，而是相互促动发展的多维动态的均衡。首先，在人口内部需要达到一定的均衡，这种均衡可能相对比较固定，比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合理区间是102—107，总和生育率2.1是世代更替水平，这些均衡点或区间是经过人口学家的大量研究而形成的共识。其次，人口与外部因素还需要达到一种均衡，这种均衡是动态的，均衡点或区间会依据各因素的变化而改变。再次，人口往往不是直接与外部因素互动，而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或媒介，正如人口政策往往是国家制定的。因此，我们认为人口均衡发展是人口内部遵循相对固定的人口规律达至协调，并通过媒介与外部因素相适应的动态调整过程。

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理论中，人口内生变量作为核心因素始终居于中心位置，其中人口内部又可分为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均衡需要遵循相对稳定的人口学规律，从而实现人口的发展和延续。从这个中心向外扩展，最外围是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可以分为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及其他因素。人口和外部的因素不是直接互动的关系，而是通过媒介进行（这些媒介可能是国家、社会组织、市场，甚至社区或者家庭），媒介会影响人口与外部因素的互动。但是，归根到底人口均衡发展还需要从人口内部出发，因为人口均衡发展强调的是人口的发展，而非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发展。与此同时，人口均衡发展也是从人口内部通过媒介向外部发散的过程，虽然三者存在着互动关系，但是人口依然是绝对性的主导变量。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体现了鲜明的历史唯物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向前的，但并不是直线向前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各种不确定性，并且通过各种有效应对的方案，努力把这种不确定性降到最低程度。我国将人口战略定为长期均衡，就是意识到在达至均衡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全世界几乎没有学者可以预测准，目前看新冠疫情对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影响不大，但对于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甚至全球人口发展都存在不可忽略的影响。长期均衡是建立在承认现有物质水平下人口发展局限的基础上，但是又考虑人民群众是历史进程的推动者，对于人口发展我们也有积极作为的空间。所以，应充分利用国家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系统中最重要的媒介，让人口内外部因素良性互动，努力达至均衡。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是一种被人口历史包袱所压抑的发展，而是一种主动熨平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历史过程。

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构建

生育友好型社会

（一）快速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客观上要求我国要保持在适度的人口规模水平，人口规模的下降虽然有助于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紧张的状态，但是如果人口下降过快，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加深，而快速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较为明显。第一，未来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造成老年抚养比的增大。据《世界人口展望2019》预测分析，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从2020年的17.0%上涨到2025年的20.3%、2035年的33.0%、2050年的43.6%，这不仅将给养老金带来巨大的压力，也会给社会性养老服务带来巨大的压力，确保基础养老金按时支付可能给国家及地方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如若基础养老金穿底，不能及时支付，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第二，老龄化加剧会降低储蓄和抑制投资。老年阶段是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下降，相应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将会增加，根据生命历程理论，老年人将会经历由净储蓄者向净消费者转变，储蓄率会有显著下降;而储蓄率下降将会导致投资下滑，不利于经济发展。第三，老龄化加剧可能影响创新、创业。一般来说，创新思维较为活跃的阶段是中青年阶段，研究表明，发挥重大转折作用的科学研究往往是由青年科学家完成的，而具有颠覆意义的高科技企业也往往是年轻人创立的，老龄化加剧往往拖累创新和创业。[14]第四，老龄化加剧会冲击生产和消费。随着延迟退休，一部分老年人也将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相对于中青年来说，年长的劳动者劳动生产率要低，年长劳动力的增多会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下降;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和其他年龄段不同，老龄化加剧将会导致全国消费市场结构性调整，而目前我国老龄产业还不发达，供给侧改革必然会经历波动期。

（二）我国存在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風险

只有人口规模变动平缓，人口年龄结构问题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由于我国死亡水平比较稳定，死亡人口近些年基本维持在1000万人左右，目前影响我国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是生育水平，而近些年生育水平却出现了连年走低的状况。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1786万，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到1523万，2019年进一步下降到1465万人。众所周知，如果生育水平继续下降，我国将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所谓低生育率陷阱指的是当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后，低生育率会自我强化，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15]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极低生育率陷阱是总和生育率在1.3的水平。[16-17]按照现有趋势，我国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是大概率事件，希望在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推动下，我国总和生育率能维持在1.8的“适度低生育”水平。[18]

（三）保持适度生育水平需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保持适度生育水平，是“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维持适度人口规模、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工具，因此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积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实现代际传递均衡。生育不仅保障家庭家族的延续，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世界上主要国家都十分重视生育问题，如韩国成立了总统直属机构来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我国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目的是进一步引导民众在政策范围内提升生育水平，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老龄化程度，另一方面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未来一段时期应着力完善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一是完善生育相关公共服务体系。切实增加托育服务有效供给，满足双职工家庭的托育需求。支持城乡普惠学前教育资源扩容，减轻家庭教育负担。二是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在继续加强产科、儿科服务能力建设的基础上，着力推动生殖健康服务能力提升。我国不孕不育呈现高发趋势，应把不孕不育症纳入疑难病症重点攻关工程，进一步提高生殖健康辅助诊疗技术并扩大应用服务，通过扩大医保目录或实施专项工程等方式，探索为特定人群提供免费或低费用的生殖健康辅助技术服务。三是制定适度的女性就业支持政策。制定专门的女性就业保障文件，对依法合规为女员工提供生育保障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奖励政策，对无故拒绝雇佣甚至歧视、限制女性生育的企业，适当增加税收或罚款，纳入信用体系实施联合惩戒。四是探索实施带薪或无薪育儿假。新增带薪育儿假的成本可考虑由社会保险支出或者纳入财政支出范围。适当提高父亲的育儿假津贴，鼓励男性更多地承担养育和陪伴子女的责任。鼓励实行弹性工作制，允许员工灵活自主选择上下班时间或在家远程办公，保障父母能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子女。进一步扩大生育险的参保率，将包括新就业形态、个体工商户等非正规就业人员纳入生育假期政策的覆盖范围。此外，考虑婚龄和生育的关系，可在未来适时降低法定婚龄。

根据历史上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国家的经验，在生育支持政策实施较好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有可能在十多年的时间内走出陷阱。低生育率可以说是现代化的产物，避孕方式的普及、生养观念的变化等等也助推了生育率的进一步走低。我们要清楚生育友好型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需要五年甚至十五年持续不断做下去才会有效果，因此国家作为人口与外部因素互动的主要媒介要加强引导，围绕生育友好构建一套符合国情的政策体系，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

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重在提高经济活动

人口的素质

（一）劳动力减少短期负效应和长期正效应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有适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充分保持社会活力，这是人口新发展的动能所在。2013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逐渐减少，2019年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约为9亿。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将给经济社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从短期来看，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经济发展。随着劳动力总量供给不足，而且城镇化率会逐步提高，劳动力短缺叠加用工成本较低的农民工数量减少，将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大幅增加。近年来，以前在我国设厂的跨国企业纷纷将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尼等地，劳动力价格是重要原因。产业转移必然影响经济发展。同时劳动力人口减少将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传统工业需要大量的蓝领工人，而劳动力在减少，刚毕业的新增劳动力在劳动力选择性更大，更愿意从事服务行业。例如，90后更愿意去送快递和外卖，不愿意去工厂。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会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和管理创新，中国产业体系将会迎来人力资本依赖型到自动化产品依赖型的转变，机器替代人的现象在沿海发达省份已经开始出现。长远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可以倒逼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加速步入新的自动化智能化发展阶段。

（二）人口素质提升有助于高质量发展需要

尽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仍维持在较大规模。居安必须思危，人口数量红利的减少必须由人口质量的红利来弥补。预计2035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亿，2050年减少到6.5亿，这一规模仍然是欧洲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但我国劳动生产率和欧洲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新征程上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高质量发展，这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基础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主要依赖于巨大的人口红利，一方面年轻劳动力规模巨大，另一方面农民工等劳动力成本较低。但伴随中国人口红利消退[19]，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通过提高人口素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来实现转型升级。“十三五”时期中国教育事业取得很大进步，2019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8%;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3031.53万人，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8年的9.6年。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达到10340所。显而易见，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有效提升了人口素质，为“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提高经济活动人口的素质发挥人才红利

伴随我国生育水平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缩减，目前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和结构性短缺并存，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粗放式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必然要激发人才红利，走劳动力素质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根据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动态均衡原则，随着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传统的劳动年龄人口界限将会被打破，经济活动人口的概念应该受到重视。经济活动人口是指所有年龄在16岁及以上，在一定时期内为各种经济生产和服务活动提供劳动力供给的人口。由于经济活动人口没有年龄上限，可以体现老年人对经济所做的贡献。因此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重在提高经济活动人口的素质，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均衡。一是继续加强各级教育，可以考虑在适当时间实现12年义务教育，适当压减本科、硕士学习年限，目前在英国、澳大利亚实行本科3年，硕士1年的学制。二是建立终身学习机制，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学校教育可能难以与时俱进，因此需要国家层面构筑终身学习体制，例如兴建面向高技能人才的非全日制学院，加强网络课程的开发。三是发展面向全体人口的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一方面加强社会保障，让劳动力有较好的生活条件，有助于提高身体素质，使个人健康;另一方面只有社会保障达到一定程度，劳动力无后顾之忧，创新创业的氛围才越浓厚，使社会健康。

四、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必须关注空间均衡

（一）社会融合不畅成为城乡流动的阻碍

未来我国人口布局最重要的变化仍然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但是也酝酿着北部向南部迁徙和边境向内陆迁徙的潜流。一般说来，结构决定功能，城镇化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潜力与动力。据测算，“十四五”时期中国还有6000万人口要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落户，2035年前有近2亿人口将要落户城镇。农业转移人口来到城市会进一步刺激城市的住房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而且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成，城市将是消费新的增长点。由于城市的集聚效应，人口集聚带来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带来资本积累的速度加快，资本投资增强，会进一步增加就业和收入，从而助推经济发展。但人口在城市集聚也会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现在进城落戶进入因城施策阶段，部分城市面临的人口压力过大，采取了疏解人口的政策，但是更多的城市采取各种措施吸引人才人口流入。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融合中依然面临高房价、低水平就业和消费不足三大现实困境。与此同时，子女教育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也是农业转移人口焦虑的根源。推动外来人口落户仅仅是城市化的第一步，如何确保农业转移人口与当地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尽快实现社会融合才是彻底化解城市社会治理风险的关键所在。

（二）局部地区人口塌陷和边境人口问题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布局也会发生变化，局部地区人口塌陷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众所周知，由于人口生育的队列效应和流动惯性，未来局部地区人口塌陷将会愈演愈烈，这将进一步加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有专题研究成果表明：2007—2016年间，中国有80多座城市出现了“收缩”，上述这些城市都经历了连续3年或者3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减少。[20]东北地区是中国人口塌陷的代表性地区。以黑龙江省为例，2000年以来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一直在10‰以下，全民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2018年下降到6.0‰。按照队列效应，这将导致在十五年后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育龄人口减少，将进一步导致出生人口减少。考虑人口流动的推拉效应，黑龙江省人口可能继续流出。与此相对应的是，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情况来看，黑龙江省的人均GDP从第5名下降到第25名。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中国边境地区也存在人口塌陷的情况，由于生育率下降，一些省份对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家庭适度放开了生育限制，但实际上生育三孩的情形很少见，而且由于外迁导致的人口减少和边境地区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严重影响了中国边境地区经济发展。

（三）多措并举促进人口空间均衡

人口地理分布是人口发展的重要部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必须关注空间均衡，这既是协调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安全发展的需要。为此，应积极实施组合拳计划：一是促进城市带和城市群的发展，使城市之间发挥互相带动的作用，通过网络化联系进一步放大人口集聚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二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覆盖所有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相比城市的常住人口为城市发展也做了相应的贡献，理应享有城市户籍人口享有的就学、就医、就业等公共服务。三是人口塌陷地区转变城市发展方式，适应人口减少的趋势进行规划和产业转型，发展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四是保障边境地区人口安全，通过提高边境人口生活居住条件，给予政策优惠，兴边富民从而稳边固边。

五、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人口长期均衡需要上升为国家战略来推进

国家战略是国家意志的重要体现，作为实现国家总目标而采用的方略，可以运用国家各方面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来积极推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系统观念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人口长期均衡本身属于复杂系统，系统观对于优化中国人口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众所周知，系统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着重强调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组织有机体，我们要从事物的总体与全局上、从要素的联系与结合上、从主体—介体—客体的传导链条上研究事物的运动与发展，找出规律、建立秩序，进而实现整个系统的迭代和优化。人口经济社会系统也毫不例外。从人口系统理论演进出发，本文提出了新时代人口均衡发展定义，并指出人口均衡发展实质是动态均衡，人口通过媒介与外部因素互动，应侧重人口自身均衡。作为人口大国，我国尤其应该重视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把握人口规律，将囊括积极应对老龄化、生育友好和儿童友好社会建设等全龄人口发展，进而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要加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考和运用

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来说，未来我们要从四个维度强化战略思考：一要遵循人口内部各要素均衡的规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指引下推动我国人口转向优化结构和提升素质为主的人口高质量发展之路。二要认识到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动态性，不能一味地认为资源环境是人口的绝对上限，要认识到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会随着科技进步而提升的。三要注意人口对经济发展互动性，人口结构变化往往对经济产生影响，而经济发展往往通过影响生育观念来影响人口变化，要把握住主要矛盾，在互动中趋利避害。四要发挥人口与社会发展协调性，完善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有助于使人口保持合理结构，而人口合理结构有助于保持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

在“十四五”规划及其他中长期规划中要重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理念的实际运用。一是规划中要进一步强化人口的基础变量地位，根据人口发展趋势确定规划的相关内容，从而达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二是进一步强化战略导向，规划中应对未来人口趋势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关系进行说明，明晰规划的战略方向。三是规划要关切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对不同人口面临的问题要提出针对性应对措施。四是切实加强科技手段的运用，进一步健全人口监测预测数据库，利用大数据、手机信令等方式对人口流动进行动态跟踪，加强人口出生、死亡、迁移的监测分析，制定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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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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