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后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李周峰

摘 要：1949年前后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便是时代大潮与个人命运的真实反映。抗战胜利后，顾颉刚一度梦想做书业领袖和建立毕生的学问系统，却都被国事和家事打断了。面对时局，他在要不要“逃难”中纠结，最终留下来，向新社会看齐。1949年前后顾颉刚的个人经历是当时中国知识人的重要代表。

关键词：1949年；
顾颉刚；
内心世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败退到台湾，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年。在政治变动中，生活其中的不同人群是以怎样的心态迎拒新时代的？与中国共产党有亲密关系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茅盾、夏衍、叶圣陶、郑振铎等人，他们翘首企盼，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而傅斯年、胡适等人则选择追随国民党。相较于这些与政治紧密关联的知识分子群体，广大处于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选择过程更加曲折复杂，顾颉刚便是其中之一。本文即尝试通过解读顾颉刚的日记，对1949年前后他的内心世界进行探析。

一、书业领袖梦的破灭

抗战后期，顾颉刚与商人合作成立了大中国图书局，准备发起“第三次新文化运动”。[1]1946年，“大中国门市开后，平均每日营业八百万，虽不为多，已可雄视四马路诸肆”。1947年，“商务书馆营业九百余亿，而吾局亦至二百亿，不可谓无成绩也”。[2]大中国图书局犹如书业界的一颗新星，开始崭露头角。顾颉刚雄心勃勃，他认为大中国图书局的主要人物，如金振宇、陈宣人似萧何，丁君匋集张良、韩信于一身，他则如刘邦，如果指挥得当，则“十年中未尝不可跃为书业领袖，推行予若干文化计划”，并“愿天助予，为中华民族尽其任务”。[3]顾颉刚还未看清时局的变化，未料半年之后，大中国图书局将面临倒闭的危险。

1948年正是国共军事斗争最为激烈的一年，国统区的物价也随国民党军的节节失败而不断上涨。下面以顾颉刚理发价格变化为例，一窥当时物价上涨的状况。

3月4日，“上海理发价，已至七万元”。4月19日，“上海剃头价，至十五万矣”。

实行金圆券之后，理发价格如下：8月25日，兰州，价三角。9月23日，兰州，价五角。10月27日，兰州，“理发价涨至一元三角，即三百九十万”。11月21日，兰州，“今日理发价三元四角，合法币一千二十万矣。物价如直线之升，如何活得！”12月29日，上海，“剃一头，金圆二十。想八月中在兰州，仅三角耳。四个月中，遂涨六十倍。”[4]

在此情况下，1948年12月份大中国图书局的营业，“半个月中，合批发与门市，不过三万余元，尚不够开销，遑言盈利。即此可见工商业竟至末路，若政治不变，即将同归于尽矣。（外埠批发近已断绝，本市批发及门市亦不踊跃。）”[5]此时的大中国图书局处于破产的边缘。顾颉刚书业领袖之梦也随之破灭。

二、欲建立学问系统而不得

正当顾颉刚事业陷入困境之际，其好友、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邀他到兰大讲学。碍于朋友面子，他不得不略尽义务，勉强于1948年6月份起身赴兰大授课。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兰大讲学，竟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追捧。辛校长更是对顾颉刚关怀备至，使他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这格外的礼遇，激起了他欲将三十年的研究成果组织成一个学问系统的雄心。这种心情在日记中不时地流露出来，如当年8月14日写道：“我亦望平生所学因讲而成一系统”；
8月28日写道：“我要建立学问的系统，我又如何可以不经过这艰难困苦的阶段”；
9月17日提到，“来此足三个月矣，上课准备，非常紧张。在此状态下，不但将卅年来研究组织一系统，且进益亦不少。”[6]其所讲内容涵盖了史料、神话及古史学说、制度及制度学说三大领域，时间跨度从上古延续到明清，展现了他的通史视野。中央研究院邀请他到南京参加院士会议，他直接拒绝，认为“所欲有大于此者”。在重新梳理学问系统的同时，他还想编《古史钥》，他说：“使我得五六年安静日子，将《古史钥》写好出版，其影响当较《古史辨》为尤大，而惜乎安静日子之不易得也！”[7]

如他所料，好景不长，国共内战愈加白热化，家中催促顾颉刚返沪的信件接连不断。11月15日，他接到家书，知道上海买米油甚不易，“恐一家饿死而不为我所知，嘱我务必早归”[8]。19日晚接妻子张静秋14、15日函，称因奔走食用，致有病象。又接18日电，称已病，但并未说明什么病。顾颉刚闻之十分焦急，夜又失眠。此时顾妻已有身孕，故而非常不安。他“决即觅机东飞，惟票价四千金圆，不知出在何处耳”。[9]30日上午接上海家电，谓“静秋早产且难产，嘱速觅机归”，因“静秋此数月中，在金融极度动荡之际，奋力维持苏、沪两处家庭，又急又累，以至于此”。又接张雁秋（张静秋的哥哥）26日快函，谓“时局一天天在演变，并非某一事之长短胜负所能决定。静秋彷徨恐惧，劳心焦虑，遂以致病，盼我速回，作一决定性之准备，不至坐以待毙。并谓静秋虑万一航空停顿，则不知尚有与我相见期否”[10]。接此电后，顾颉刚最终放弃在兰大讲学，马上寻机回沪。建立學问系统的雄心就这样被国事和家事打断了。

三、要不要“逃难”的纠结

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败局已定。顾颉刚也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厌恶国民党太甚了，国民党已失尽了人心，故亟望其交出政权。”[11]胡适在解放军围困北平之际，乘政府专机来到南京。对于恩师的南来和未来去向，顾颉刚非常关心。他劝胡适，不要再去南京，“免入是非之窝。然孟真挟之以自重，恐终须去。当国民党盛时，未尝与共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12]可见顾颉刚对国民党的态度。而在此前后，顾一家人也正在做“逃难”的选择。

顾颉刚在兰大教书之际，即与家人商量举家搬迁至兰州，但张静秋并未同意。顾颉刚回到上海之后，全家继续讨论“逃难”的去向。1948年12月28日，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下了当时的想法：“归日商量行止，定赴广州，以练青来信，谓吴敬轩所办文化学院可聘予夫妇任职也。因此，予乃自荐于中山大学，得可忠之允，已将聘书寄来。然静秋手足情深，不以夫妇及孩子同行为满足，雁秋一家及龙书一家亦须同行。惟拖老带小十余口，非五六万元金元行动不得，这笔费又从何处来。且到粤之后，至少有四五间屋方能容，顶费及购家具费又从何来。我辈穷人，在此时代，安有逃难福分，为此踌躇。”后又有到台湾的想法，但是顾廷龙转述郑振铎的话告之：“转告颉刚，不必东跑西走，左倾历史家甚敬重也。”顾颉刚一时非常矛盾，感叹道：“在此大时代中，个人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于大洋，吉凶利害，自己哪能作主，惟有听之天而已。”[13]于是他选择了就地等待。

1949年元旦之后，国共双方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时光，顾一家也暂时放下了“逃难”的想法。国共和谈破裂后，又一度引起顾一家去留问题。顾颉刚再次与妻子商量“赴粤事”。然而战争的形势一日千里，须臾之间，人民解放军便解放南京、苏州等地。顾一家人到广州“逃难”的事，也被迫搁置了，他们留了下来。

四、向新社会看齐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顧颉刚收听中共电台广播，“知一切采取缓进政策”，解放军纪律严明，不住民宅，也没有坐电车的，陈毅市长态度也很好，遂改变了以往对共产党的看法。过去他“惟恐初来时狂风暴雨，使最爱之人活生生诀别”[14]，而现实状况让他对初进上海的共产党印象不错。

顾颉刚打算从此埋头读书，隐于沪市，同时他也主动加强对共产党的了解。1949年8月2日，在日记中写道：“看中共理论书籍。”28日，“看唯物史观书”。在解放一年后，他接受共产党干部赵纪彬的嘱托，写了一部后半生的自传。他详述了自己内心的苦闷，最后希望从此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怎样实现这个愿望呢？当然需要人民政府的帮助。在随后的日记中，顾颉刚将解放后的苦闷一一道了出来：年长、家贫、服务不称心、无通融的朋友、政府不照顾。[15]尤其是最后一条，可见他很希望人民政府能够帮其完成学术上的计划。顾颉刚积极向人民政府表态，受到政府的表彰。不久，他便当选为“劳模教工”，并到文管会工作，解决了他的生计问题。

受到照顾的顾颉刚也乐于向新社会学习。1950年暑假，他先后看了河上肇的《新社会科学讲话》《社会发展简史》，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方朝声的《新中国的工商政策》，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讲授纲要》等书[16]。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新史学会、人民代表会议等。可以看出他正努力向新社会看齐。

五、结语

1947年，顾颉刚为筹划自己五年后的六十寿辰（虚岁），开始着手写“自传计划”。他在计划的末尾，赫然写有这样的文字：“这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大痛苦的时代！如何可以安心工作！未能尽其才！但已尽了我的力！”[17]从上下文来看，显然这是他对过去生命历程的一个总结，但冥冥之中，又是对当时心境最准确的诠释。

关于如何认识和了解一个时代，尤其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学者傅国涌的认识值得借鉴。他说：“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仅有官方的正史是远远不够的。宏大的国家记忆固然不可回避，但历史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带有个体温情的私人记录。……这也是正史的一部分，有了这些带有个体生命体温、他们的泪与笑、他们的犹豫和决然的私人记录，我们的历史才可能是完整的。”[18]顾颉刚1949年前后的私人记录，不仅是他个人的生命史，也是整体史的一部分。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顾颉刚‘学术社会理想及其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8XZS022）阶段性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34页。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1947-1950）》（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4、294、239-394、388、328-343、369、374、376、381-382、390、406、396-397、397、651-653、681、189页。

[18]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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