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本质的思考：新文学乡土权力叙述的嬗变
赵紫薇
新文学乡土文学向来以启蒙和怀感为基调，在不同作家笔下有着或褒或贬的不同形式，它往往与时代同构，具有作品书写的特定历史原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一直回荡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时空中。而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都离不开权力话题，从鲁迅到赵树理，到李锐、毕飞宇，再到新世纪的扶贫文学。而在乡土权力叙事中，不同时代里的权力本质也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五四乡土文学家以一种觉醒的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冷静地审视乡村中的落后、闭塞、沉滞或是愚昧，因此乡土权力被首当其冲地视作压制与剥削它们的罪魁祸首。在彭家煌的《怂恿》、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甚至沈从文的《边城》中，也都清晰地再现了农民破产、官商勾结与乡村走向衰落的历史原相，引入了农民革命等崭新的历史元素。在五四乡土文学中，保长、县长、乡长、保安队长等名称，都蕴含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代表着禁锢在狭窄生活空间里的个人所能触摸到的权力的最大限度，乡民们在对待这一群体时大都具有艳羡仰慕与妒恨恐惧两种心态。即便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权力的来源、功能与具体实施都随之发生变革，唯一不变的，仍是乡村子民对于权力的至高追捧与无上崇拜。乡村权力的存在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容纳了宗族、伦理以及政治等文化背景，是幾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的结果，虽然从辛亥革命开始，历次的革命运动几乎都对其进行了压制与打击，但是因其所依附的传统文化还在，它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肥沃的土壤。
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乡土文学叙述权力叙事发生了巨变，新中国初期的作家更喜欢侧重于对农村新政权的赞颂，《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文学模范”尽力讴歌了新一代乡村领导班子。以赵树理为例，他在《三里湾》中，就成功塑造了王金生这一“支部书记”形象。在小说中，虽然作家对他着墨不多，却处处展现出这个支部书记的领导才能“高、大、好、剥、拆”，精准地概括了农村结构的当前问题，布置工作时王金生的每次发言都主次分明、有条有理，在处理分家事务时他还心存仁义，顾及村里老小的难处，文本中的每一处细节都能表现出他心怀大局的特质。同时，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又批判了那些自私自利的乡村干部。党员兼村长范登高，作为一村领袖的他本应与王金生等人一同走在时代前列，积极配合国家政策，为人民做表率、担大旗，却在实际生活中处处以私利为先，在干部会议上迟到早退，认为“入社、开渠”等事项与自己职责无关，始终对互助组持有偏见，反对与村民一同发家致富。他在小说的最后受到了应得的处分。“走集体化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成为那个时代里的全村政权的目标，也使得乡村权力由过去的乡民的控制者、欺压者和盘剥者，而演变为乡村建设的主导者，权力的本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时期那些横行霸道的乡村掌权者再次出现。李锐的《厚土》《万里无云》等小说，就着力刻画了特殊时代背景中的权力面貌。《厚土》是一部描写农民生活片段的短篇小说集，“掌权者”构成了他们艰苦深重的生活的重要原因：队长可以随意辱骂劳工，调戏、侮辱妇女，甚至动用私权来交换红布衫的身体（《锄禾》）;队长发动自主投票选贼，却不料自己被怀疑，面对撒手而去的队长时，村民们畏于权威不得已向其赔罪（《选贼》）;做保人的队长把寡妇介绍给光棍汉时无一例外地揩油，男人虽然心知肚明却只能接受女人被“过一水儿”的事实（《假婚》）;队长虽有老婆却仍借着职权与相好的偷欢，没由头地记恨和自己一样道貌岸然的下乡书记（《篝火》）。《万里无云》同样描写了权力，村长荞麦头脑活泛，很擅长运营、安排村内的各项事务，为了向龙王爷祈雨，他借来学校的房子用作庙堂，又顺势答应乡村教师张仲银用收益回建学校，在祈雨前夕，他张贴告示召集村民前来围观，得意于自己敛财的聪明手段，果真具有领导者所特有的智慧特质，但他却又贪财好色、懦弱自私，在祈雨失败所引发的大爆炸后推诿责任，竭力撇清自己是这场闹剧中的领导角色;在私生活方面，他三番五次地骚扰满成媳妇儿翠巧，用一块猪五花强行换取对方身体，丝毫不惧怕自己做下的丑事被发现，甚至幻想在光天化日下赤裸裸地寻欢作乐。在李锐的这些乡村权力故事中，权力的使用者多是乡村的最末一级政权，他们是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掌握着权力命脉却并没有贴合民众的同理心，露出的往往只有凶神恶煞的狰狞面孔。
另一部叙述乡村权力恶行的是毕飞宇的《玉米》。这本小说一共分为三部，每一部侧重书写一个主人公，好似只将矛头对准王家三姐妹的故事，但若细致看下来，读者会发现作者几乎将所有出现过的人物都推入了权力的染缸。玉米的父亲王连方是村里的支部书记，平时行事说话总是拿腔拿调，甚至连自己都能察觉出自己说话“如同感叹号一般，紧张了，严肃了”，在高音喇叭里讲话时派头十足，动不动就搬出村支书的身份，格外喜欢摆出当官的做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仁政亲民的好官，他的种种装腔作势不外乎都是满足自己权力欲和虚荣心的花样子，在女人身上王连方付出了于处理正事十倍的精力，王连方貌似对此很满意，对权力带给他的情欲恩赐习以为常。在他的影响下，妻子施桂芳与玉米、玉秀等姐妹也都深谙权力带来的好处，争先恐后地向这一抽象物扑食。施桂芳在生完小八子后终于得以扬眉吐气，拿出一副官太太的架子站在门口嗑葵花籽，以一种支部书记般的平易近人取代了从前点头微笑的客客气气。玉米是这本书的重头戏，她对于权力的仰慕从小便可见一斑，忙于生计的母亲一早便把家务琐事一股脑地推给她，因此照顾姊妹、操持家务都是玉米一个人的事。而对于这一切玉米都乐在其中，既认为喂养弟弟是自己的责任，又努力维持家庭内部关系，在饭桌上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掌权：她学着母亲的样子边敲打碗筷边大声说话，用平静却极有力量的语气打压玉秀，并且深谙权力制衡的运行规律，之后父亲以权谋私的种种丑陋行迹更是极大地影响了玉米，使她痛恨每一个父亲睡过的女人，更痛恨自己明目张胆的父亲，在没有弟弟之前她会以无声地站在女人窗子底下的举动来表达愤怒;有了弟弟后，她开始抱着他在村子里四处炫耀，权力对她而言或许是一个一生都难解的课题。她一边痛恨权力的贪婪，却又遏制不住内心对于权力的极大渴望，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玉米对于权力的理解有了全新的高度，她开始竭力要求并争取自己的领导地位，在妹妹受到外人侮辱时她拿出操持一家的风范为她们遮衣避寒、教她们直面现实，走出阴霾;选择夫婿时，她也十分看重名誉地位，彭国梁虽然相貌不佳，但飞行员的身份让她十分满意，在短暂的恋情告吹之后她甚至大放厥词：“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最后以二房的身份嫁给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做老婆;为了给妹妹玉秀找个体面又轻松的工作，她倾心尽力地照料丈夫，而这背后的目的更是为了给家里争回一份体面。玉米对待权力又是极其敏感的，玉秀与小唐的短短几次接触就让她生发出“机关里的人有能力决定别人一生”的感想。可以说，权力极大地满足了玉米的虚荣心，让她在听到“郭师娘”这一称呼时十分得意，顿觉自己摇身一变，身价倍增，而即便是在亲生妹妹面前玉米也要端足了架子，坐在丈夫固定不变的象征权威的凳子上，翘着脚，像个太太似的指挥玉秀忙前跑后，把自己喂养得珠圆玉润，还在嘴里镶了一颗黄灿灿的金牙，最终成为权力的最大赢家。三丫头玉秀和大姐玉米不同，她长相狐媚且奸猾，虽没有玉米不动声色的老道与做事滴水不漏的钻营，却也对权力有着无比的渴望，因一次意外失掉身子之后奔赴县城投靠姐姐，寄居在姐姐、姐夫门下，一心想利用大姐这份资源为自己找个工作，因此整日看着一家人的脸色过活。一开始她将赌注压在郭巧巧身上，毫无底线和原则地巴结她，给她端屎端尿、加饭添菜或者竭尽全力地打扮她，心甘情愿地让她认自己做丫鬟，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在郭巧巧走后顿时又意识到玉米在郭家的地位，回过头来向姐姐表露忠心;而对外面，玉秀也始终没有放弃售卖自己，一心想要高攀，因此拼命笼络会计室里的小唐，想要顺势谋个好出路。玉秀在郭家的一举一动都让人汗颜，在她对待郭巧巧的诸多事宜上尤其让人瞠目结舌，这些都足以说明她为了目的可以完全放弃尊严，自我在权力面前完全不值一提。王家的幺妹玉秧是个性格乖巧、不善言谈的女孩，手脚拙笨又木讷的她从不会给人留下仰慕权力的直观印象，可在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师范大学后却也面临着权力与人格的两难困境。初入学的玉秧是个单纯的女孩，跑步时的见闻让她见识到了学校的不公平现象——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漂亮女孩庞凤华总是能得到老师的格外照顾，这使她的认知遭到了极大的冲击，加上后来的丢钱事件、庞凤华进校卫队的破例、合唱团里的风波、与诗人“楚天”恋情的告破以及魏向东对自己的看重都使玉秧的思想发生了形变，“权力”开始悄悄在她脑海中生长，成为她伸出双手想要紧紧握住却又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于是从最初的对于庞凤华的羡慕和妒忌开始，玉秧一步步走向了深渊：她在不自知中沦为魏向东的玩物与爪牙，在一页页记录他人隐私的日记本里彻底将自己的人格焚烧殆尽。至于庞凤华、赵姗姗、班主任和魏向东，则都是引导玉秧走向毁灭的罪魁祸首，读者从他们身上也能看出难以掩盖的权力欲：庞凤华咎由自取，她的贪慕虚荣和不安本分使她既毁了玉秧又毁了自己;赵姗姗最初十分厌恶庞凤华，却为了留住自己在合唱团的演出地位而改换一副巴结的嘴脸，违心地与其结交、示好;班主任和魏向东是素质教育界的渣滓败类，单凭手中的一丁点权力就凌驾于学生之上，诱骗勾引单纯的女同学并要求与其进行权色交换。而就算在这些男老师之间，也无处不在争夺着本就不相上下的权力地位，魏向东只比钱主任小十一个月，但是一声“小魏”就自然有了上下两级领导与被领导的意味。至于魏向东，则更是滥用权力的鲜明代表，原先在学校中默默无闻的他胆子又小性格也温和，特殊历史时期却重拳出击，报复性地随意坑害别人，在老书记平反后得到原谅，但也只是在一个边缘化的岗位上混口饭吃;在妻子面前他失去了男人的尊严，性的压抑催生了他性格中的暴戾和扭曲，于是只能将满腔怒火宣泄在“抓人”的工作中，权力对他而言不再是为了维持天平而增添的砝码，单纯变成一只黑手，掐断了一丛丛明媚阳光下的娇嫩花蕊。李锐和毕飞宇展现了以“仁”与“礼”为核心的乡村中的儒家文化道统，以及其对乡村权力和乡民精神的同化和控制。乡村权力的本质之恶，暴露无遗。
新世纪初，文学中的乡村权力叙事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塑造出的则是一个女性当权的神话，繁花作为一个有口才有手段又有谋略的女村长，演绎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变化。她很注重语言艺术，有很好的逻辑思维与语言组织策略，例如在得知雪娥故意隐瞒怀孕事实的时候，繁花并没有开篇点破，而是很注重策略，从其丈夫摸彩电的旧事提起，引起雪娥谈话的兴致，但后来雪娥死不认账，繁花见状只能改变语气，对其进行软硬兼施地劝阻，在事态进一步升级到几乎无法控制时，巧妙地提着一双皮鞋化解眼前僵局。对于人才的发掘和选拔，繁花很有眼力，她不因小红年龄小而拒绝采纳她的建议，往往是从善如流并能很好地建立自身的人际关系网，在处理排污场事件时动用妹妹记者部的资源，尽心栽培小红，对她给予继任的厚望，同时，她也不忘提拔自己过去的老同学李皓，提前规划好了李皓能带领来的残疾人队伍的用处，相信他们都可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作为一村之长，她很注意与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路遇有人投出的“诉状”时尽力当场解决，努力消除村民的委屈与不满，当看到小红送来的肥皂时立即联想到的是以此作为手段来施加民惠。她还非常机敏，具有一个领导人应有的极快的应变能力，在得知来人是乡教办主任时立马安排小红驱车前往目的地等候，之后快速安排食宿，不等领导发话就驳回了对方的客套，离席时也不忘嘱咐尚义将野鸡毛送给客人以此博得对方好感，取为官之人青睐的“顶戴花翎”的吉利寓意。此外，她还极具大局思想，行事落落大方而又漂亮周全，明知庆书暗自克扣公款却也并未拆穿他，仍然批给他足够的钱让他打理外交，可以说，繁花作为一村骨干在计生、基建、教育、民调以及选举等重大事项中都充分而又积极地发挥了正向作用，给前述出现过的乡村政权中的黑暗力量以沉重一击。但随着小红的出现、营构和游走，人们争权夺利的丑恶嘴脸完全抹除了书中出现的这唯一一抹亮色，小红其实早已得知雪娥的下落，并且居心叵测地为她的超生打掩护，在致命问题上给她反戈一击，把善于伪装、工于算计的奸猾性格演绎得淋漓尽致。在繁花落选后，面对病床上的繁花一改从前唯其马首是瞻、唯唯诺诺的神态，不等繁花说完就“虎起了脸”，甚至直呼繁花大名。在选举现场的演讲中，小红开始收买人心，解决了纸厂的改造以及村民火葬费的问题，顺势提出一系列顺应民心的政策，安顿了身边的一大群熟人，将自己的心腹依次安置妥当。而最令读者大惊的应该还有这些乡民对于小红的支持与迎合，看来在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吸附时，无人能够抵抗住自己内心深处的贪念与私欲。在李洱的小说中，权力只是柔化了它的锋芒而艺术化，但并没有消除它渔利的本质。
新时代以来的扶贫创作对权力内涵的思考则出现了本质性的嬗变。刘鹏艳的《猪幸福》以脱贫攻坚为聚焦点，叙述了大山深处养猪卖猪的扶贫故事。小说中的老余是村里扶贫工作队的队长，艰巨繁难的 “责任上墙”制度让他饱受压力，对此他率先提出了“1+3”惠民住房改善计划，稳妥而有效地解决了村民的安置问题。在养猪问题上，他竭尽全力促成村民与企业的合作计划，充当两头说合的黏稠剂，于甲方处，他先是大力宣扬本村的优质养猪条件，又在村民毁约时自掏腰包向甲方赔礼道歉，努力保留从前的合作机会;在村民面前，他是集说教与鼓励于一身的好队长，充分彰显出自己诚信与无私的品质。朱斌峰的小说《山上的云朵》塑造了一个具有勇气、远见与理智等诸多魅力的村长形象。小说以一个哑巴男孩的视角为基点，全方位展现出皖南某一林区在村长带领下走向富裕生活的美好图景。在种植灵芝的问题上，村长起初同样持有疑惑，但带领全村致富的决心足以弥合小农思想的犹疑与偏见，他甘愿以身试险，成为全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将自家林权证抵押给合作伙伴，从容抛弃了两者从前的种种不合，一面又背负起忤逆父亲意愿的“不孝”之名。他坚持落实“林长”制度，将“管好护绿”“做好用绿”的观念传达给群众，不仅贯彻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思想，更将火灾和植被滥用从源头扼死，将旅游业纳入林区发展的未来规划。作为一村之长，他积极调解民众间的人际关系，将自己对乡民的真诚爱护融汇入一桩桩、一件件实事，把生态护林员的重任交到日渐消沉的贫困户肖汉手中，又将“我”出走的母亲劝回家，还给“我”一个美满和睦的小家庭。事实上，村长的出现只是基层权力的一个具体形式，更多利民惠民的举措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林地“三权分立”与“五绿兴林贷信货”试点的运营都代表了这一时期上层权力对于乡土中国的深切关怀，为民办实事的服务宗旨积极诠释了当代权力的本质特征。余同友的《找呀找幸福》是一个趣味横生的扶贫故事，小说设计了文联干部李朝阳与幸福村“刺儿头”王功兵从对峙到和解的相处经历。王功兵从小被权力侮辱和伤害，地质勘探队的厨师、派出所的民警，甚至妇产科医生都曾带给他无以复加的深重伤害，由此催生的愤懑情绪使他深陷于对权力的仇视与偏见中。起初他同样戴着有色眼镜打量李朝阳，将他寻找幸福村石碑的举动等同于“他是个虚头巴脑的货”，但李朝阳的真诚与真实逐渐扭转了他对于权力的刻板印象。修路、种白芷、成立工艺品扶贫车间以及为脑瘫儿童王琼瑶开办个人演唱会的举动处处表现出李朝阳对待权力的一丝不苟与严肃认真的态度，他所秉持的人民公仆意识最终化解了固执和冲突，将幸福村带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另一个诉说人民幸福心愿的作品是胡竹峰的散文《离幸福九公里》，基层政权的惠民意识把柏油马路、因地制宜下的特色产业与旅游业变为现实，乡民苦苦追寻的幸福梦终于在基层政府人员的决心与信念中得到落实。罗光成主编的《我的扶贫日记》则是由68位南陵县扶贫干群写的亲历日记。在这部集子中，过去高高在上的乡镇干部，变身为深入乡村走家串户，指导和带领贫困户致富的带头人。此外，赵志伟的《映山红为什么这样红》以及孙明华的长篇小说《授渔记》等作品都对新时期权力的运行状态做出了原生态还原，全力开解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施政智慧，表现出权力工作者对惠民利民宗旨的每一处落实。李国彬的灾难题材小说《水患》以抗洪救灾为背景，叙述了红星消防森林大队在受到村民的误解与刁难时，不计前嫌、不怕牺牲地援救当地村民的故事。在救助洪灾中的猪嘴冲村民这条主线周围，作者均匀地分置了军民间发生的几场冲突与误会，在清除防火死角、砍伐乡民自种林地、禁吹军号以及诬陷士兵调戏少女等陈年旧事中划分了乡村宗族势力与人民警察两垒阵营，全力表现出人民警察面对挑衅与误解时的凄楚、无奈、委屈以及有口难言之痛，表现出指导员古谈的大局意识与牺牲小我的精神，引导出“水患”来临后皮耀远从抗拒援救到坐立难安、主动请缨的自发转变。“水患”既是对洪水的描述，也是对扶贫干部、部队战士和群众关系的紧张状态的隐喻，更是对家族意识和乡村小农意识的指称。结尾处莫宝郎的掮负责任与直升机对他们的搭救无声宣示了和解，军民之间的深情厚意在戏剧性的转折中不言自明。
在这些扶贫和抗洪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大批“为人民”的基层干部形象，如繁花、古談、皮耀远、李朝阳，他们虽然都是具体的权力执行者，但却以自己扎根一线，挥洒热血，奉献自我的精神，对权力进行了全新的正向解读，充分展现了人民政权“为人民”的权力本质。
责任编辑 夏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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