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亚述王国的帝国理念与外交实践
关键词：世界帝国;亚述帝国;帝国理念;对外关系
公元前1千纪早期，进入帝国时期的亚述逐步发展成为了西亚北非最强大的政治力量，1因此被学者看作西亚乃至亚欧大陆历史上“世界帝国”（universal empire）传统的开启者之一。2当然，“世界帝国”这一称号并不意味着某个帝国曾统治全世界。受限于技术水平和生产模式，古代帝国并不能无限扩张并建立控制全球的政治体系。因此，“世界帝国”一般是指某文明区居民已知的区域内部（如西亚北非）在某一时期内影响范围最广、实力最强并能有效控制其他族群和国家的政治实体。里维拉尼（M. Liverani）总结道：“……它（世界帝国）延展至当时人们所知的‘整个有人生活的世界（oikoumene）。在这个意义上，亚述帝国可以自称是‘世界性的（universal）。”1在两河流域“从上海到下海”（即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心象地图”（mental map）中，亚述帝国（特别是公元前8世纪末到前7世纪末）确实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除政治现实外，“世界帝国”背后更有一种理念，认为帝国居于世界中心，而其君主高于一切其他统治者。2因此，世界帝国在帝国的等级化、单极化和多元化等各方面都达到理念上的极致。3这种理念集中体现在帝国产出的纪念碑式意识形态宣传媒介（如碑铭、雕塑、大型艺术品）上，并随之被帝国外部的族群和国家熟知乃至接受。
不过，公元前1千纪先后由亚述帝国及其继承者新巴比伦王朝、波斯帝国主导的世界帝国时代并非西亚北非历史上的常态。公元前2千纪中后期，当地并存的多个强国曾共同制定国际关系规则。在大国势力交汇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埃及新王国、米坦尼（Mitanni）、赫梯、加喜特（Kassite）巴比伦和继起的中亚述王国形成了势力的动态平衡。在这一框架下，大國对自我地位的表述因场合而异。在政治宣传的国王铭文中，大国自视为独一的世界中心，倾向于强调其无远弗届。5在外交书信和条约等双边文献中，大国承认彼此间的平等地位、君主互称“兄弟”，但大国与小国间则存在等级鸿沟。6这种单极主义与多极主义意识形态并存的现象，既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也折射出实践中帝国对自身局限和边界的体认，是大国帝国理念与外交实践矛盾的集中体现。
进入公元前1千纪后，作为“世界帝国”的亚述在政治理念上是否仍然承认自身局限和边界呢？巴尔亚莫维奇（G. Barjamovic）从帝国内部权力架构组织的角度提出，虽然亚述帝国和阿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522/521—前330年）都强调自己对全世界的控制力，但其实际统治力不仅随距离递减，而且还依赖一整套“并不完美”的通信体系和地方代理人体制。1帝国宣扬的无边无界的掌控力与其内部施政方式间形成对比，而这折射出帝国中心对自身权力边界的认知。
除内部治理外，外交实践也体现出帝国理念与现实政治间的差异。关于该问题，最理想的切入点莫过于亚述帝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自称“世界之王”的亚述国王是否曾在任何场合承认其他君主与自己平等？亚述帝国是否认可其他的权力中心？它如何对待实力强大的邻国？传统上，学界似乎倾向于认为亚述帝国眼中没有平等伙伴。2有些学者则区分了亚述对周边国家的不同看法。卡尔松（M. Karlsson）一方面承认亚述史料会在文化层面区分不同区域和类型的外族并认可某些国家在文化或经济上的声望，另一方面则坚称所有国家在政治上都被亚述视为“亚述国王的仆从”。3而里德（J. Reade）则认为，亚述帝国在理念上将外国分为3类，除仆从国、独立的非平等国家之外，也承认独立的平等国家。4这两种观点间之所以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是因为二者均未对体现亚述和其他大国平等关系的所有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二是因为二者未能区分不同时代背景及不同体裁的材料对外国、外族的不同刻画方式。因此，本文将系统梳理国王铭文、外交书信、年代志、图像资料等史料，并通过考察亚述对其他大国平等地位的认可来揭示亚述帝国理念与外交实践间的联系与差异。
一、亚述与其他大国的平等关系
上文提到里德认为亚述帝国眼中的确存在与自己平等的国家，具体包括巴比伦、埃兰（Elam）、乌拉尔图（Urartu）和埃及等强大邻国。5不过，这种笼统的说法并未区分亚述帝国意识形态在各阶段的变化及其在不同媒介上的差异。首先，在亚述真正独霸西亚之前，更可能将地区内传统政治势力视为与自己平等的势力。里德敏锐地指出，在公元前9世纪中期的一幅亚述浮雕中，亚述国王与巴比伦国王握手致意，凸显了二者间的平等、友好关系;6但他称亚述在公元前730年吞并巴比伦后仍尊重其相对独立的地位，7则并不准确。虽然巴比伦城声誉极高，在帝国内享有特殊地位，8但这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行政组织方面，并不涉及其政治地位。且不说亚述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公元前704—前681年在位）于公元前689年因平叛而摧毁了巴比伦城，即便在和平时期，亚述和巴比伦在帝国框架下也并非平等的双王国关系。巴比伦是两河流域的传统文化中心，而帝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亚述。9总之，不能简单地认为巴比伦在新亚述时期始终享有与亚述平等的地位。
除亚述帝国及其政治理念的发展阶段外，文献的体裁和功能也影响了亚述对其他大国形象的塑造。在国王铭文这种以内部政治宣传为主要目的的单边文献中，大国、强国也可以被描述为亚述帝国的仆从。例如，亚述国王提格拉特皮莱塞尔三世称乌拉尔图国王萨尔杜里二世（Sarduri II，公元前764—前735年在位）“反叛”亚述统治（it-ti-ia BAL-ma，见RINAP 1 Tiglath-pileser III 39 20b-21），仿佛乌拉尔图曾是亚述的仆从。1实际上，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乌拉尔图未曾向亚述称臣纳贡。2而在非纪念碑式的日常行政资料中，亚述更容易透露出对其他大国政治地位和重要作用的认可。在弗里吉亚（Phrygia）的君主米达斯（Midas，约公元前738—约前700年在位）将亚述附庸库埃（Que）私通乌拉尔图的使团遣送至亚述总督处后，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Sargon II，公元前722—前705年在位）大喜过望，并在写给总督的书信中称米达斯“变成了我们的盟友”（a-na sa-al-mi-ni it-tu-ar，见SAA 01 01 10）。3尽管可通过国王铭文细节中的蛛丝马迹推断亚述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曾包含平等成分，但对这一现象的直接承认则颇为罕见。
本文所谓与亚述并立的“大国”主要指西亚北非领土较广、实力较强未曾被稳定地置于其统治体系内的政治实体，而公元前1千纪的大国主要包括埃及、被吞并前的巴比伦、乌拉尔图和埃兰。有关亚述与后二者平等关系的材料较多，本节将讨论埃及和巴比伦被亚述视为平等大国的证据。
虽然新王国之后埃及实力大不如前，但除短暂的亚述征服期（公元前671—前655年）之外，4埃及基本处于亚述帝国势力范围之外。西奈半岛实际充当着亚述世界和埃及世界的分隔区，而亚述的附庸国加沙则被看作亚述帝国西南方向的实际边界。5为巩固边疆，提格拉特皮莱塞尔三世曾将阿拉伯部落安置在埃及边境地区作为“面对埃及的看门人”（L??.DU8-ú-ti UGU KURmu-u?-ri，见RINAP 1 42 34等）。承认边界本身就与世界帝国所宣扬的无远弗届相抵牾，体现了亚述对其他政治中心的认可。此外，亚述也与埃及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关系。公元前9世纪，沙尔玛尼瑟三世曾在铭文中宣称收到了来自埃及的“贡品”（ma-da-tu）——包括颇具非洲特色的珍禽异兽，但这可能仅仅是世界帝国的政治宣传。6鉴于亚述曾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南部专门设立与埃及的双边贸易港口（kāru），二者之间的经贸关系更可能是双向、互惠的。7当然，虽然对边界的重视和双边贸易证明了亚述对埃及大国地位的间接认可，但亚述资料中尚未发现明确将埃及视为平等伙伴的直接证据。
亚述和巴比伦这两个文化、语言类似的王国之间的互动历史悠久。公元前2千纪两国边界冲突频发，基本势均力敌，可能留下了体现这种平等态势的双边条约。1进入公元前1千纪后，亚述逐步崛起，巴比伦基本上仍被其北邻看作独立的邻国，直至公元前729年被亚述帝国吞并。公元前9世纪，解决边界争端后亚述和巴比伦进入“蜜月期”。2在亚述王沙尔玛尼瑟三世和巴比伦王马尔都克扎基尔舒米（Marduk-zākir-?umi，约公元前851—约前824年在位）时期，两国王室联姻并互相帮助对方实现王位的平稳传承。3两国的平等友好关系得到了亚述官方宣传的承认。在上文曾提到的来自亚述国都的浮雕（IM 65574）中，两位国王体态近似，手持权杖，腰挎宝剑，握手言和。这种将亚述国王和外国国王刻画成平等伙伴的场景在亚述王室艺术和国王铭文中可谓绝无仅有。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亚述国王铭文中仍有明确的“世界帝国”自我定位。沙尔玛尼瑟三世在铭文中自称“万民之王”（MAN ki?-?at? UN.ME?）、“四境之王”（MAN kib-rat L?MMU-i）。5由于北方乌拉尔图尚未崛起，亚述的势力范围也向北部、东北稳步推进。在西部亚述更致力于收复幼发拉底河以西中亚述时期的领土。6可见，此时亚述对巴比伦的平等地位的承认并非源自自身羸弱。一方面，联姻关系使双方统治者关系密切;另一方面，长期的边界冲突或许也让亚述国王自知尚无力彻底将巴比伦纳入势力范围。若能与巴比伦和平相处，亚述则可全力向其他方向扩张。“握手浮雕”及沙尔玛尼瑟三世铭文中提及巴比伦时的友好笔调显示亚述统治者对两国的和平关系相当珍视。
沙尔玛尼瑟三世死后亚述陷入内乱。沙姆希阿达德五世（?am?i-Adad V，公元前823年—前811年在位）登上王位很可能离不开巴比伦方面的帮助;之后两国再度签订条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沙姆希阿达德五世在国王铭文中仍然自称“无人可比的世界之王”（LUGAL ki?-?at la ma?-ri，见RIMA III A.0.103.1 i 27），但布林克曼（J. Brinkman）认为双方条约的若干特征都表明巴比伦地位高于亚述：1、“阿卡德”（即“巴比伦”的代称）出现在亚述之前;2、马尔都克扎基尔舒米被称为“国王”，但沙姆希阿达德五世不带头衔;3、条约诅咒条款中巴比伦神明马尔都克和那布（Nabu）最先被提及;4、诅咒的内容属于巴比伦传统，与《汉谟拉比法典》的结尾类似。8除此之外，条约还对亚述国王有额外约束，规定他不可讲“马尔都克雷曼尼”（Marduk-remanni;巴比伦人，身份未知）的坏话（SAA 02 001 o8-9）。不过，在遣送逃犯条款方面，似乎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对等：巴比伦也有向亚述通报逃犯的义务（SAA 02 001 o14）。因此，两国大概仍是平等关系。但在个人层面，马尔都克扎基尔舒米比亚述新王年长一辈，因而得到更多尊重。
总之，新亚述官方纪念碑式文献中很少赋予其他国家平等地位，而这一情形在亚述帝国实力超群时期尤为典型。然而，仍可通过亚述对边界的重视看出埃及在亚述观念中相对独立的地位。而在公元前9世纪，实力对比和通婚关系更是让亚述国王将巴比伦王描绘为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大王。
二、亚述—乌拉尔图关系中的对立、平等和等级差异
在萨尔杜里一世（Sarduri I，公元前834—前828年在位）时期，亚述东北的乌拉尔图已成为一个强国，通过侵略扩张，最终建立了一个与亚述争锋的帝国。2公元前8世纪中期，乌拉尔图曾涉足叙利亚北部，对亚述向西扩张构成挑战，甚至直接威胁亚述本土。3亚述帝国可曾将这个不受控制的强大对手视为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大国？公元前9世纪中期，乌拉尔图势头迅猛。尽管如此，在沙尔玛尼瑟三世的叙述中，两国数十年对峙期间亚述一直占据上风;他还声称自己曾征服乌拉尔图（RIMA III A.0.102.12 16）并接受贡品（A. 0.102.30 14-15）。上文讲到，公元前9世纪提格拉特皮莱塞尔三世甚至表示乌拉尔图如附庸一样“背叛”亚述（RINAP 1 3 20b-21）。整体上，乌拉尔图在亚述国王铭文中未被描述为与亚述平等的另一个政治中心，而更像是在帝国体系内外摇摆的域外势力。
尽管如此，亚述国王铭文中也曾在不经意间透露过两国间的平等关系。埃萨尔哈东的一篇铭文记述了亚述征服位于亚述和乌拉尔图之间的缓冲国舒布里亚（?ubria）的过程。舒布里亚国君多次无视亚述警告，拒绝遣返亚述逃犯。此举冒犯了世界帝国的权威，大发雷霆的埃萨尔哈东提醒对方注意国际体系中的等级差异：“你可曾两次听到一位强大国王的命令（a-mat LUGAL dan-ni）？吾乃极为强大的国王（LUGAL dan-dan-nu），却已给你寄信三次，你却仍不听从我的言语！”（RINAP 4 033 o i 29-30）有趣的是，埃萨尔哈东还提到舒布里亚国君也拒绝归还乌拉尔图的逃犯，并且在乌拉尔图国王写信询问此事时“不同意归还（逃犯），无礼地写信，寄去了敌意”（[a]-na na-da-ni ul im-gúr ek-?i-i? i?-pur-?ú-ma e-tap-pa-lu ze-ra-a-te，見RINAP 4 033 r iii 30）。结合前文埃萨尔哈东对大小国交往方式的强调，亚述国王似乎在暗示乌拉尔图国王与他本人同属“强大国王”的范畴。舒布里亚作为小国对亚述和乌拉尔图两大帝国不敬，是因为它忽视了大小国家之间的等级秩序。此外，埃萨尔哈东了解乌拉尔图与舒布里亚之间的交往细节，表明亚述和乌拉尔图之间可能存在某种颇为友好的外交书信往来乃至一定程度的情报共享。
更重要的是亚述可能曾与乌拉尔图签订过条约。埃萨尔哈东提到自己“为了遵守条约，（因为）各位大神赐予我的诚实和公正”（[á?]-?ú a-de-e na-?a-rim-ma ki-tú u mi-?á-ri i?-ruk-in-ni DINGIR.ME? GAL.ME?，见RINAP 4 033 r iii 32），将舒布里亚窝藏的乌拉尔图逃犯悉数遣返。其中“条约”（adê）一词在新亚述时期通常指亚述国王与帝国官员、行省或附庸国签订的宗主国条约或誓言，主要是为确保帝国成员的效忠。当然，这只是因为缔约方大多弱于亚述，而并不代表该术语只能指代不对等条约。1而这篇铭文提到的条约规定亚述须归还乌拉尔图的逃犯，这反映出在该条约中乌拉尔图的地位并不低于亚述。由于逃犯很可能具有政治价值，大国往往通过藏匿敌方或弱国逃犯干预对方内政。2如日中天的新亚述在条约中答应遣返乌拉尔图逃犯，充分说明该时期二者关系平等且相对友好。
若亚述和乌拉尔图曾平等相待，两国君主是否也曾如青铜时代晚期大国国君间那样互称兄弟？阿舒尔巴尼帕的铭文提到萨尔杜里三世（Sarduri III，公元前639—前635年在位）之前的乌拉尔图诸王曾长期寄给亚述国王“兄弟之谊”（a-na AD.ME?-ia i?-ta-nap-par-u-ni ?E?-ú-tú，见RINAP 5-1 011 x 41-42），即在信中以“兄弟”称呼亚述国王。而阿舒尔巴尼帕治下，萨尔杜里“见识了亚述诸神和国王的力量”， “如儿子向他的父亲般，常以‘宗主关系用语给我写信”（ki-ma ?á DUMU a-na AD-?ú i?-ta-nap-pa-ra EN-u-tú），3称亚述国王为“我主陛下”（LUGAL EN-ia）。此外乌拉尔图也“恭敬而谦卑地”（pal-?i-i? kan-?i?）向亚述献上丰厚贡品（见x 45-50）。虽然阿舒尔巴尼帕意在夸耀降服强敌的功绩，但无意中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即亚述和乌拉尔图间曾长期存在以兄弟相称的外交书信往来。这与青铜时代晚期“大国俱乐部”的外交话语体系别无二致。4从埃萨尔哈东时期两国签署和约到阿舒尔巴尼帕时期乌拉尔图臣服于亚述，其历史背景或许与埃萨尔哈东死后两国重燃战火有关。公元前663年乌拉尔图的一位总督侵犯已成为亚述行省的舒布里亚，失败后被诛。5后来，系年于公元前652年的铭文提及乌拉尔图的国王鲁萨（Rusa，公元前680—前639年在位）已开始向亚述帝国献礼物（tāmartu），6并向阿舒尔巴尼帕“问安”（a-na ?á-?a-al ?ul-mì-?ia?）（RINAP 5-1 007 vii 15）。7乌拉尔图败绩20年后，双方实力的消长引起质变，亚述的宗主地位最终得到确认。
遗憾的是，亚述和乌拉尔图间使用平等术语的条约或信件未能留存。不过，阿舒尔巴尼帕提及的“父子”术语在两国信件中确有体现。在阿舒尔巴尼帕写给乌拉尔图国王的一封信中（SAA 21 078 o2中“...URI”即“乌拉尔图”的一部分），称其为“儿子”（DUMU-?ú，见SAA 21 078 o2）。信中阿舒尔巴尼帕似乎也询问了对方宫里、国中状况如何（...?.GAL-ka u KUR-ka，见SAA 21 078 o4）。然而，一般写给仆从国君主的信件开头会说亚述国王宫里和国中一切安好，对方可以安心（如SAA 21 075 o2）;这似乎表明乌拉尔图的地位仍高于普通仆从国。乌拉尔图国王写给阿舒尔巴尼帕的信（SAA 21 124）则更清楚地反映了两国间的微妙关系。这封信中，乌拉尔图国王（人名损坏，但很可能是萨尔杜里三世，见SAA 21 124 o4）虽尊称亚述国王为“我主”（如SAA 21 124 o6， o18， r1， r9），但整体的口吻柔中带刚，耐人寻味。他对亚述国王索取青金石回应为：
我主陛下不知青金石对我们而言是神圣的吗？不知我若送青金石过去，国内会造反吗？若我主陛下愿意，请派一支大军来取青金石吧！当他们来时，若我不与他们一同用膳，不同他们一起饮水，不陪同在他们身边前行，在你的信使前不起身也不问我主陛下是否安好（ù ?ul-mu LUGAL be-lí-ía ul a-?á-a?-al），1那也请你不要怪罪！
上文讲到，阿舒尔巴尼帕曾炫耀乌拉尔图国王向自己问安（RINAP 5-1 Ashurbanipal 007 vii 15），而此处乌拉尔图国王面對世界帝国的傲慢则威胁不再问安。可见，即便在乌拉尔图衰落、成为亚述的名义附庸后，也并不完全接受世界帝国将自己定义为边缘弱国。在信中，萨尔杜里一方面尊称亚述王为“我主陛下”，另一方面仍然使用“乌拉尔图国王”的头衔。面对帝国的要求，他据理力争、措辞强硬。这充分揭示了外交术语、国际关系现实与国家的自我定位间复杂而微妙的关联。
总之，乌拉尔图作为亚述帝国建立世界霸权过程中最有力的挑战者，在公元前9到前8世纪曾被视为亚述最大的对手。然而，亚述统治者却在铭文中将其描述为受帝国体系支配的次级政治力量。实际上，在公元前8世纪后期到前7世纪早期，亚述和乌拉尔图的统治者曾以兄弟相称并签订和约，两国间可能存在着平等且相对友好的关系。阿舒尔巴尼帕时，乌拉尔图沦为亚述附庸，“兄弟”变为名义上的“父子”、“主仆”。尽管如此，乌拉尔图仍尽力在两国交往中保持昔日大国的尊严。
三、公元前7世纪前半叶亚述与埃兰关系的演变
埃兰与两河流域诸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及军事上的互动由来已久。在青铜时代末期，巴比伦和埃兰曾陷入长期争战。但公元前1千纪早期，或许由于埃兰政治动荡，该地与两河流域间的互动日趋减少。公元前9世纪早中期的亚述国王铭文中几乎未提及埃兰。内部稳定后，埃兰才因干涉巴比伦事务而再次引起亚述注意。沙姆希阿达德五世表示埃兰曾插手亚述与巴比伦间的战争（公元前819年，见RIMA 3 A 0.103.1 iv 38）。3此外，新亚述文献曾记载，公元前784年亚述曾将100个碗作为礼物赐给到访的埃兰使团（L?.MA? KUR elam-ma-a-a）。
自公元前8世纪后期，随着巴比伦并入亚述帝国以及埃兰对巴比伦事务干预的加深，亚述和埃兰间的互动也愈发频繁。几十年内，由于来自乌拉尔图威胁的减弱，埃兰成为亚述帝国秩序的主要挑战者。从萨尔贡二世时期到阿舒尔巴尼帕时期，仅现存资料所记载的亚述和埃兰间的军事冲突就不下14次，主要集中于亚述帝国的东南边陲。1即便如此，外交书信中仍可见两国为维持稳定态势所做的努力：即签署和约并建立平等、友好的“兄弟”关系。
埃萨尔哈东写给埃兰王乌尔塔克（Urtak，公元前675—前664年在位）的书信（SAA 16 01）就是两国平等关系的直接证据：
亚述王埃萨尔哈东的泥板。给乌尔塔克——埃兰国王——[他的]兄弟。2我平安，你的儿女平安，我的国家和大臣们平安。愿乌尔塔克——埃兰国王——我的兄弟平安，愿我的儿女平安，愿你的大臣和你的国家平安。
这封信写于公元前675年两国关系趋缓之际，4短短几行字透露出相当重要的信息。首先，埃萨尔哈东与乌尔塔克以兄弟相称，遵循了青铜时代晚期大国君主间外交用语准则。在信件正文开头，埃萨尔哈东先提及己方一切平安，之后才询问对方是否安好。这与阿玛尔纳（El-Amarna）大国书信的典型格式一致。5因此，这封信的问安语序只是遵循了“兄弟之邦”外交书信的传统写法，并不一定表明亚述地位高于埃兰。此处，埃萨尔哈东在提及自身平安后还表示“你”（即乌尔塔克）的儿女平安，且在向其“兄弟”问安后也询问“我”（即埃萨尔哈东）的儿女是否平安。这种对应的问安语显然并非书写错误，可能两个国王曾将儿女作为人质交换以相互制约、维系和平关系。
这封书信可能还提及两国间的条约。正面第9—12行讲到诸神“完成并确认了他们所承诺之事”（?a...iq-bu-u-ni ú-[sa]-?li?-mu uk-ti-i-nu）。7而第13行可能提到“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ābtu）”。8其中“友好关系”这一术语在新亚述文献中常与“条约”、“誓言”并列。9虽然该词破损严重，但考虑之前提及的诸神见证等细节，则这一表述可能确与签署条约有关。
有趣的是，埃萨尔哈东的国王铭文可能记述了双方签约的过程，只是典型的世界帝国单极視角取代了外交信件的平等语气：
那个埃兰人和那个古提人（Gutian）——曾带着敌意与我前辈国王通信的固执统治者们（ma-al-ki ?ip-?u-u-ti），听到了我主亚述神对所有敌人所行的强大事迹后，惊慌和恐惧降临在了他们头上。为了自己的国境不被进犯，他们将带着友好与和平（?u-bi u su-lum-me-e）1的信使派到尼尼微，到我的面前，在大神面前起誓（MU DINGIR.ME? GAL.ME? iz-ku-ru）2……
此外，一篇占卜文献记载埃萨尔哈东询问埃兰王乌尔塔克的来信是不是“真实、诚恳的话”（dib-ba GI.NA-ME? SILIM-ME?，见SAA 04 074 o4）。参照同类主题的占卜文献，这次占卜的背景或许就是两国签约。4而且另一封书信直接提到两国国王间的“adê”条约（BM 99020），只是未记录亚述王的名字。5总之，可以确认两国间曾签署条约，可能还伴随上文提及的埃兰归还巴比伦神像及双方交换人质等行为。结合埃萨尔哈东致乌尔塔克外交书信来看，该条约确认了两国国王间的“兄弟”关系。当然，在亚述纪念碑式文献中，即便在和平时期埃兰也可能被描述为不尊重亚述帝国中心地位的负面形象。6由此看来，帝国意识形态与现实国际关系之间的反差可谓一目了然。
公元前669年阿舒尔巴尼帕继承王位。公元前664年，乌尔塔克不顾双方和约，入侵巴比伦，后被亚述大军逐回埃兰（RINAP 5-1 Ashurbanipal 3 iv 47-48）。乌尔塔克随后死去，而新任埃兰国王托曼（Teumman，约公元前664—前653年在位）似乎是一位篡位者，并试图追杀在亚述寻求政治避难的乌尔塔克家族成员（见iv 68-79）。次年，阿舒尔巴尼帕攻入埃兰，大获全胜并将托曼斩首（见v 93-95）。或许是巅峰期的亚述帝国已认识到其世界霸权的实际极限，与埃萨尔哈东对埃及的处理一样，阿舒尔巴尼帕并未将埃兰直接纳入帝国的行省体系，只是扶植了若干傀儡。7他将乌尔塔克家族的胡姆班尼卡什二世（?umban-nika? II，公元前653—约前652年在位）及其兄弟塔马里图（Tammarītu，约公元前652—约前649年在位）分别在苏萨（Susa）和希达鲁（Hidalu）扶植为傀儡国王（RINAP 5-1 Ashurbanipal 3 v 97-vi 2）。其后，塔马里图夺下胡姆班尼卡什二世的势力范围，成为全埃兰之王（见vii 31-32）。这两人均曾背叛亚述，直至塔马里图被其仆人因达比庇（Indabibi，约公元前649—约前648年在位）推翻。塔马里图由此赴亚述避难，而因达比庇则向阿舒尔巴尼帕寄去了“友好与和平”（?u-biu su-lum-me-e，见vii 75）。1后来，因达比庇窝藏亚述逃犯激怒阿舒尔巴尼帕，后者威胁再次血洗埃兰并罢黜因达比庇，从而引发埃兰朝野大乱，埃兰人遂推翻因达比庇并拥立新王胡姆班哈尔塔什三世（Humban-halta? III， 约公元前648—前645年在位，见RINAP 5-1 06 ix 11- 52，参照08 ix 22-37）。而该时期埃兰内部可能有不同的统治中心，陷入分裂，但埃兰统治者仍未放弃对巴比伦事务的干涉（例如包庇逃犯那布贝尔舒马提，Nab?-bēl-?umāti，公元前7世纪中叶人、生卒年不详），并最终导致亚述屡屡入侵埃兰。
讽刺的是，虽然阿舒尔巴尼帕在国王铭文自称多位埃兰国王的恩主乃至宗主，但他支持的埃兰国王却接连“背叛”亚述这个强大的“世界帝国”，足见亚述对埃兰的控制远不像阿舒尔巴尼帕所描述得那般牢固。实际上，若观察阿舒尔巴尼帕与托曼之后的几位埃兰国王的通信，就可以发现表明两国关系的政治术语在“平等大国”与“宗主—仆从”之间摇摆。且看以下几例：
1、阿舒尔巴尼帕致塔马里图的信中（SAA 21 059;使用新巴比伦字体）可能曾称对方为“兄弟”;3与写给仆从国君主的书信不同，这封信也询问塔马里图是否安好（...?u-lum a-na ka-...，见o4）。在另一封书信中（SAA 21 063），阿舒尔巴尼帕同样也向对方问安（见o3），但此处并未使用“兄弟”一词，反而自称给对方的恩惠“连父亲都不会做给他的儿子”（?á AD a-na DUMU la ep-pa-á?-u-ni，见r19）。还有一封书信（SAA 21 064），阿舒尔巴尼帕并未向对方问安，而像写给仆从国国君的信一样说“我一切都好，你可以安心了”（见o2-3）;信中阿舒尔巴尼帕还表示“我很高兴”（a?-tú-ud-du，见r5）埃兰击败敌人，貌似二者间并无敌意。由于这3封信的确切顺序不明，因而仅凭上述细节无法断定两国或两位君主关系的实态及其变化趋势。唯一可以确认的是阿舒尔巴尼帕既曾称对方为兄弟，又称其为儿子。整体上埃兰国君地位低于阿舒尔巴尼帕，但高于普通仆從国国君。
2、阿舒尔巴尼帕在写给因达比庇的信中（SAA 21 060）明确称对方为兄弟（见o3）。从保存下来的部分看，这封信与埃萨尔哈东致乌尔塔克书信的开头相似。4由于阿舒尔巴尼帕和埃萨尔哈东的铭文分别提及因达比庇和未具名的埃兰王（疑为乌尔塔克）寄来了“友好与和平”（见上文），再加上双方都曾以平等的语气给对方写信，很可能阿舒尔巴尼帕与因达比庇也如同埃萨尔哈东与乌尔塔克一样签署了平等条约。当然，在信中因达比庇地位较高或许与其并非阿舒尔巴尼帕直接扶植有关。
3、埃兰国王胡姆班哈尔塔什三世曾在写给阿舒尔巴尼帕的信里称亚述大王为“我的兄弟”（SAA 21 122）。不过，与亚述国王致埃兰王的“兄弟”信件不同，胡姆班哈尔塔什三世并未陈述自己安好，只是询问阿舒尔巴尼帕“我的兄弟”是否平安。胡姆班哈尔塔什三世和因达比庇一样并非阿舒尔巴尼帕直接扶植的傀儡，或许这正是他敢于自称世界帝国君主“兄弟”的原因。不过，经过两次亚述入侵，在信中他顺从了阿舒尔巴尼帕的要求，同意归还亚述的反叛者那布贝尔舒马提。在他写给阿舒尔巴尼帕的其他信件中，则谦卑地称对方为“我主国王”（SAA 21 123 r5）。
总之，国王铭文、年代志和信件等史料反映出亚述和埃兰间战事频繁。埃兰长期干预巴比伦事务、给亚述帝国制造麻烦。或许世界帝国的统治者在国力到达顶峰后认识到亚述权力范围的实际极限，在表面占据上风后并未彻底吞并埃兰，也未能一劳永逸地消除祸患。事实上，亚述至少曾与埃兰两度签订和平条约，并多次在信件中与埃兰统治者“兄弟”相称，直接承认埃兰平等大国的地位。
四、结论
亚述凭借其超群的军事实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建立起了西亚北非历史上一个强大的世界帝国。称其为“世界帝国”，不仅是因为它曾以两河流域为中心征服或控制了从安纳托利亚到南部沙漠、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广袤领土，也是因为亚述统治者唯我独尊的帝国意识形态。他们自称世界之王、四境之王、无人可比的众王之王，并将奉神意开疆拓土、入侵他国视为自己的职责。但是，在亚述帝国的崛起过程中和巅峰期，其统治者也认识到了自身实力的局限性。从对外关系这个角度来看，这主要体现在亚述帝国的君主除了将自己刻画为所向披靡的世界统治者之外，也承认自己无力将其他政治中心完全纳入自己的世界帝国体系。此心态最好的体现就是亚述国王曾透露自己与其他大国的统治者间存在过的平等关系，而这经常被典型的世界帝国意识形态宣传所掩盖。
本文通过分析亚述资料中的埃及、巴比伦、乌拉尔图和埃兰等国的形象及亚述与它们之间的双边关系，得出如下结论：1、亚述帝国对其他大国或权力中心的认可首先体现为对地理和政治边界的重视（这4个国家都曾与亚述存在边界冲突），而这与国王铭文中关于“无远弗届”的用语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有本质区别。2、亚述对其他大国平等地位的认可源于它对自己在某一时间段内扩张能力极限的清醒认识。不论是因为内乱（如沙姆希阿达德五世初年）还是因为扩张重点暂时在他处，亚述帝国的统治者深知不可四面出击，这体现了亚述帝国建设过程中的策略性。当然，这种态度是动态的。尽管亚述暂时接受巴比伦、乌拉尔图和埃兰与自己的平等关系，但一旦条件成熟或确属必要（如埃兰长期对亚述帝国巴比伦地区的骚扰），亚述帝国也会出手打击这些曾经被认可为平等友邦的大国。3、纵观亚述帝国霸权的建立过程，可知亚述帝国达到巅峰期后对自身局限的认知是稳定的。亚述有意并有能力稳定地控制的地区主要就是两河流域核心区、叙利亚地区和腓尼基港口。即便在埃及、乌拉尔图或埃兰内部羸弱之时，亚述帝国的统治者也只是扶植地方统治者（埃及、埃兰）或将对方变为自己名义上的仆从（如乌拉尔图）。亚述从未完全控制这些地区，遑论将其变为帝国行省。4、除历史背景外，表达媒介也决定了亚述对其他大国的描述和态度。显然，在国王铭文这种政治和神学宣传意味极强的媒介上，平等大国的存在影响了对世界统治者形象的塑造。因此，国王铭文中留下的资料很少。必须穷尽几乎所有对乌拉尔图的描述，才能在国王铭文的字里行间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以推断亚述确实曾承认乌拉尔图是自己的“兄弟”之邦。但在外交书信中则可直接观察到亚述对埃兰的真实态度。这些信件对“兄弟”术语的使用继承了西亚北非传统的外交术语体系。
即便在公元前第一千纪这个“世界帝国时代”，“世界帝国”也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话语构建。亚述不仅没有实际上统治（西亚北非古人认识中的）“全世界”，而且甚至没有做出这种尝试。亚述帝国在崛起过程中逐步认识并确定了自己的局限，并据此制定了自己达到实力顶峰后的策略，即放慢扩张、稳定边境、力图消除威胁、缓和与大国的关系、承认平等大国。在这种意义上，本文应有助于深化对帝国话语体系、意识形态、形象构建与现实政治间关系和差异的理解。
[作者梅华龙（1988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助理教授，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21年4月14日]
（责任编辑：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