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峰与平津一二九运动

钱承军

杨秀峰

20世纪30年代，平津二市是中国高等学府集中之处，一二九运动前后，马叙伦、张申府、冯友兰、曾昭抡、尚仲依、许德珩、吴承仕、杨秀峰、黄松龄、温健公等各校知名教授，坚决支持和积极参与学生爱国行动。其中，在平津数所大学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杨秀峰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二九运动之前的学生运动经历

杨秀峰本名杨秀林，学生时代即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参加过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和声讨袁世凯等进步活动。五四运动发起后，时为北京高师学生的杨秀峰被推选为该校代表，负责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并在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为此被军警打掉两颗门牙。一些同学在運动中被捕，他又到警察局交涉，“静坐周旋，积极设法营救”。

1925年，杨秀峰在河北通县女子师范任历史、地理教师期间，领导该校学生参加五卅运动，成立了“沪案后援会”，走上街头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和查封日货。同时，他在《晨报》副刊上接连发表《为沪汉惨案警告教职员诸君》（6月17日）和《再为沪汉惨案警告教职员诸君》（6月20日）二文，赞扬学生们“发指眦裂，奔走呼号，向四万万同胞唤起同仇敌忾心，以与英日暴徒争公理，外交这一线光明系乎此”，是“现实救国运动之中坚”。指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校教职员，又何可后于学生？！”他批评那种对学生、商人、工人等各界民众游行示威采取熟视无睹和冷眼旁观的态度，责问“这究竟是什么道理？”且大声疾呼：“我们当教职员的既然不能设法使学生不荒废学业，就应当起来参加运动，作学生的指导者，使学生少牺牲，少危险，那才算对得住天职！一方面也是自尽国民一分子的义务。”这两篇文章是28岁的作者首次以“杨秀峰”作为笔名在报刊上亮相，表达出一名爱国教师对待学生运动应持有的正确立场。而在其十年执教生涯中，他更是一个言行一致的践行者。

1929年9月至1934年10月，杨秀峰以官费赴法国、苏联、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国进行为时五年的考察、学习和工作。其间，他于1930年3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外围组织“东方反帝同盟”领导人之一，并负责编印《工人》等秘密刊物。九一八事变后，为抗议日本侵华罪行，他积极参与领导和组织留法学生及华侨的集会游行。

回国后，杨秀峰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任教授，并兼任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教授，频繁往返于平津二市，在各校讲授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外交史、中国近世史和外国产业史等课程。同时，在中共天津“特科”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重点是以讲台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予以学生启蒙教育。例如，1935年5月17日、18日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的学术讲演中，他系统地评析古今中外各种历史学说的代表人物、流派和著作，告诫学生“解释历史，欲求得其规律性，唯心论是不能胜任的，它只能引我们走到玄虚的境地”。而属于唯物论史观的经济史观则“比较后起，比较进步，比较合于科学，……根据现在科学知识程度看来，它是比较最客观而容易使我们找得历史科学法则的历史解释”。讲演时，“教室里座无虚席，而且窗外都站满学生，他的讲演有史有论，一扫过去讲历史只讲故事和史料考辨的旧习，使学生耳目一新，大开眼界，深受启发”。这次著名的讲演，后以《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为题刊登在1936年4月出版的《师大月刊》上。

天津河北法商学院

再如，在河北法商学院开设社会科学方法论这门课程时，杨秀峰开列的参考书目就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和《家族与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等中外名著64种之多。他指出，“所举的书，多属应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之作，因为它们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去认识和研究社会科学。这个介绍的目的：第一，提供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论者一些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第二，帮助研究唯物辩证法者去了解如何实际运用辩证法。”此外，他还以院长秘书便利，与校刊（《法商周刊》）编辑部共同创办了一个时事座谈会，“定期组织同学们就一些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由主讲同学做报告，然后由会员自由发言，最后由指导教师进行总结，……这对提高广大同学的政治觉悟，促进党组织的迅速发展，乃至天津‘一二·一八游行活动的开展都有重大的意义。”

杨秀峰在平津各校的授课、讲演和座谈，对爱国学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他学识丰富，循循善诱，为人诚恳，和蔼可亲，诲人不倦，善于和学生沟通。在三年的任教时间里，杨秀峰深受青年学子欢迎，同学们视他为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同一时期，与杨秀峰一起冒着被解聘和坐牢的风险，在课堂上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抗日救亡道理的平津教授，还有马叙伦、张申府、黄松龄、许德珩、李达、吴承仕、温健公、樊止平等人。这个进步教授群体对于掀起抗日救国运动的平津爱国青年学生而言，无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以公开身份为掩护指导一二九运动

关于平津教授参加一二九运动这段史实，马叙伦、张申府、许德珩、雷洁琼等亲历者在各自回忆录中均有较详记述，但杨秀峰没有留下回忆录。1985年10月，为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天津党史资料征委会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二九运动在天津》的文集，内收杨秀峰所写《回忆在平津所做的上层统战工作》一文，简述他1934年10月至1945年期间党的组织关系数次转移变迁的经过，包括不同时段与谁接头、受谁领导及做何种工作等。这篇600余字的短文未标出处，但从文体和内容推断，应出自20世纪50年代个人档案中的“自传”部分。关于上层统战和学运工作，他写道：

我来往于平津两地，经常两边跑。法商学院教职员中的党员还有温健公和闻永之，也由阮慕韩负责领导。天津学生“一二·一八”游行示威，他们都是组织者和参加者。1936年夏天，我的组织关系改由北方局林枫同志直接同我联系，我做党的工作侧重在北平方面。……“一二·九”运动时期，我们在平津主要是搞上层的抗日统战工作，特别是文化教育的上层工作。……我的共产党员身份在“七七”以前始终没公开过，都是以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工作的。

笔者注意到，这段忆述虽未详介如何做统战和学生工作，却留下一个重要信息，即他“是以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工作的”，这一点，恰恰被半个世纪后的研究者们忽略了。长期以来，所有公开出版和发表有关纪念和研究杨秀峰的著作文章，对这段经历只讲他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事实上，杨秀峰20世纪30年代在白区做秘密工作，是同时以国民党员（政治身份）和大学教授（职业身份）这两个公开身份为掩护进行的。《杨秀峰生平活动大事》显示，1928年秋冬之交，北伐战争还在波及天津，杨秀峰经友人介绍“在天津市教育局、河北省教育厅供职，并加入国民党的‘新中学会，因不满国民党腐败，数月后辞职”。由此可见，他加入国民党的时间约在此“数月”期间。1934年10月，杨秀峰从日本回国到天津河北法商学院任教授，与同在该校教书的中共中央驻天津“特科”组织成员阮慕韩接上党组织关系，并受其直接领导。又因“‘特科属中央情报系统，与地方党是两个系统，但在抗战开始后主要由省委领导”，由此可知，让杨秀峰保留国民党党籍，且以国民党党员和大学教授身份在平津教育界搞统战和学生工作，应为中共天津“特科”的决定。以往将杨秀峰回国后即在北方局领导下工作的说法欠准确，因为他改由接受林枫直接领导是在1936年夏天，甚或更迟一些。2010年，党史学者麻星甫依据另一份档案材料（《1935年我编入阮慕韩领导的党小组后，关于小组组织的领导关系、工作任务、活动方式、联系人员等情况》）撰文指出：“1937年3月始，杨秀峰由北方局的林枫直接领导，每月至少两次。”以上两个时间节点究竟哪个更准确，尚待进一步考证，但至少可以肯定，一二九运动前后七八个月内，杨秀峰的组织关系在阮慕韩任组长的法商学院党小组，隶属中共天津“特科”。

1935年六七月，随着《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两个屈辱丧权的协定签订，华北局势日趋紧张，平津进步教授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与讲台了，他们毅然走出讲堂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

据许德珩回忆，1935年8月间，徐冰邀集北平各大学的陈豹隐、张申府、刘清扬、张晓梅、劳君展、许德珩、吴觉先等进步教授，在玉泉山搞了一个便餐聚会，讨论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事后，杨秀峰、孙文淑、程希孟、彭道真、温健公等同志从天津赶来，我们聚在一起共同商讨对策。”与此同时，北大学生俞启威（黄敬）也来找许德珩商量发动学生运动事宜，“决定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以救危局，以警奸邪”。

从许德珩的回忆中可知，至少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四个月，在平津文化教育界开展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徐冰（属北方局）和杨秀峰二人，已成功串联、团结起一批学者教授，且与北平学运主要领导人之一黃敬取得联系，局面很快打开。大家在一起共同商讨，研究对策，准备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参加即将到来的爱国学生运动。运动发起后，杨秀峰和徐冰二人继续在统战工作中发挥关键的组织协调作用，虽然当时他俩之间并无横向地下党组织联系，然因工作性质和任务相通，在与马叙伦、张申府、许德珩、黄松龄、白鹏飞等共同发起成立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等著名救亡团体，以及对军阀上层“作孙殿英和石友三、宋哲元的工作”等方面配合默契。在《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为北平学生运动宣言》（1935年12月19日）中，他们大声呼吁：“为了中华民族之自由与独立，为了全国民众自动的救亡，北平全体的青年学生，已经起来作英勇的斗争了！他们这种救亡的悲壮运动，是光荣不是‘耻辱，是全民族的呼声”，但“单只同情于学生运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唤起广大的民众，一致地援助它，发展它！……我们必须发展北平学生英勇的斗争精神，一致武装起来”，从而“以民众的武装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境”！

怎样以实际行动“发展北平学生英勇的斗争精神”？杨秀峰此刻将重点放在天津。天津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者、法商学院学生庄林回忆道：

“一二·一八”前夕，他告诉我天津也应发动和组织学生运动。……12月16日下午，阮慕韩叫我到他宿舍去，杨秀峰也在，似乎他们在等我。杨秀峰先说：“12月9日，北平学生已经行动了，你们怎么样？”我说同学们的情绪异常高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阮慕韩接着说：“看来主观条件已经成熟，你们可以考虑立即有所行动，杨老师给你们拟了一个方案，供你们参考。”跟着杨秀峰掏出一张纸，简单地写了游行队伍的组织、路线、口号，开大会和请愿的内容等等，给了我。……18日早晨8点，校园内响起了钟声，同学们集合起来，立即出发了，……杨秀峰教授参加了游行，和我走在最前面，指导我们喊口号和行动。他那天身着呢子大衣，夹着黑色皮包。当走到东南城角时，有的同学要冲向日租界，他赶快跑过来问：“要干什么？”我告诉了他，他连连摇头，告诫我们说：“那怎么行！不干那蠢事，我们走西马路，东南角。”离日租界已很近。日人筑有防御工事，架有机枪，并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守，正监视我们的行动。我们在东南角稍停，群情激奋，大声喊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到校后，大家集合在大礼堂，欢迎杨秀峰教授讲话。他说：“我们不愧是李大钊的后继者，保持和继承了五四光荣传统。今后还要发扬光大，希望与同学们共勉。”

这段回忆，仅为记录当年杨秀峰亲自参加和指挥天津一二九运动的一个片断，但与杨秀峰在“自传”中只讲另三位同志是“组织者和参加者”，唯独不提自己形成很大反差，可见其功成不居之优秀品质。杨秀峰回国任教时，早已完成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一转变，以他过往的学生运动经验和在国外留学和工作之历练，加上丰厚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他不仅赢得学生们的拥戴，也得到文教界同仁的尊重，以至于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注重地下工作策略与敢作敢为作风

在一些平津一二九运动亲历者的忆述中，杨秀峰给他们留下了性格爽朗、敢说敢做、无所畏惧的深刻印象，但他们却一直不知其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杨秀峰在白区搞统战与学运工作既持重谨慎隐蔽自己，又勇于担当有所作为的特点。前已述，杨秀峰在平津是以两个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的，具体则分两个层面：一是在搞上层统战工作时以国民党党员面目出现，在讲台上则是一位“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爱国教授;二是因时因地而异，采取的策略及方法不尽相同。

1936年5月28日，天津学生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

当时天津学生的思想觉悟和组织能力要逊于北平学生，诚如1936年6月调到天津市委的原北平学生运动领导人姚依林所言，“天津学生工作没有北平工作发展得好，学生的觉悟程度一般比北平差些。学生中党员也比较少”。另一方面，天津高校的地下党组织力量却不逊于北平高校，特别是在李大钊曾学习、战斗过的河北法商学院，由杨秀峰、阮慕韩、温健公、闻永之等天津“特科”成员组成的党小组，在运动中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加上进步教授、院长杨亦周先生积极支持师生们的抗日爱国行动，使得法商学院成为天津一二九运动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这就不难理解，北平一二九运动大游行后，为何杨秀峰将学生工作重点放在天津，此即出于平津两地学生情况各异而作出的一个正确决策。进而言之，如若杨秀峰等人事先未在整个游行计划与布置方面给予学生领导人具体指导，也未亲自与学生们一起参加“一二·一八”大游行，并及时阻止部分学生过激行为，难以预料会有何种结局。

据时为法商学院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朱光回忆：“在此之前，我在校内与杨秀峰、温健公教授已酝酿了整个布置和口号，他们提出游行使用的口号可以灰一些，这样可以团结更多的人，发动更多的学生起来斗争。在各校学生自治会联席会议上，我把这次碰头中产生的想法作为建议与各校代表交换了看法，获得大家的赞同。……在游行过程中，杨秀峰、温健公同志以教授的身份，始终与游行队伍在一起。”朱光的记述有两点可补庄林回忆之不足。其一，确定使用口号灰一些，意即“不提过激口号，不喊‘打倒宋哲元”。其二，与杨秀峰一起参加游行的还有温健公。

1936年8月，曾任河北安次县教育局局长兼师范学校校长、正太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的郭鸿群，将杨秀峰、温健公二人的情况向国民党情报部门作了密报：

天津学生救国运动，乃受北平学生救国运动之影响。初次发动者为天津法商学院教授温健公杨秀林二人，领导该校学生罢课游行，此时各校学生亦纷纷响应，继则各校组织学生会，并派代表组织天津学联会商讨晋京请愿，下乡宣传各工作。……此时学联会即为共党操纵。

郭鸿群的特务行径表明，杨秀峰和温健公出头露面活动引起郭等一些反共分子的怀疑和敌视，且欲将除之而后快。不过，或因杨秀峰的身份和只能认定杨秀峰、温健公为“初次发动者”，而不能证实他们就是“共党操纵”，郭的告密未能产生严重后果。话说回，杨秀峰、温健公二人在参加游行之前有否考虑到危险性？答案是肯定的。但杨秀峰是一位经验丰富、临危不惧的地下党员，两边跑做工作的他比别人更清楚，国民党在天津的统治比北平弱很多，党的上层统战工作也有一定基础。加之北平当局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大游行中，用大刀片和水龙头对付学生已经引发全国各界同声谴责，是故在天津举行游行再遭当局暴力镇压及被逮捕关押的风险性相对较低。应该说，杨秀峰、温健公等人对局势的分析和行动的预判是正确的，“一二·一八”大游行未发生大冲突和流血事件即为明证。当然，为保存实力，避免暴露，黨小组决定让阮慕韩和闻永之留守观察，而非全体出动，杨秀峰不久后又将工作重心转到北平，这些都是防患未然的必要措施。

相较河北法商学院，杨秀峰在北平师范大学所处环境要险恶得多。校长李蒸曾在纪念周大会上扬言要把本校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员全都卡死。物理系主任、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杨立奎在报刊上数次刊登启事，公然诬蔑北平学联干部拿人卢布，受人收买。讲授国民党党义的历史系教授熊梦飞，则竭力煽动学生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统战”是共产党欺骗青年的口号。

面对如此严峻尖锐的局面，杨秀峰不与这些人发生正面冲突，而是侧重于发挥学生自治会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在多次时事座谈会的场合，针对同学们所提问题，他充分肯定学生掀起救亡运动代表了民族要求，是历史潮流，不要怕困难，不要怕非难。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既然有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与压迫，那就必定会出现中华民族的反抗与斗争。起初发动这场反抗与斗争的，可能是全民族中的少数人，但他们能代表全民族的利益，所以人们把他们称作是民族的先锋。他们懂得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暴的敌人。要打倒这样的敌人，必定要发动和组织全民族的力量来进行。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出现与形成的必然性，主张抗战，提倡‘统战的志士们，不取得最后胜利，是不会罢休的。至于那些对‘统战采取怀疑、恐惧，甚至抵制、破坏的人，不论他们是否出于自觉，那就必不可免地要与我们的敌对分子合流了。”杨秀峰的讲话，极大鼓舞了同学们的斗志和信心，更让他们认清了杨立奎们的真面目。

1937年5月4日，北平学生在北平师大举行五四纪念会，官方背景的北平新学联和北平学联双方学生发生冲突，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杨立奎和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唆使童子军殴伤到会学生多人，引发社会各界关注。陶希圣还在报上发表文章，攻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平学联和广大爱国学生。对此，杨秀峰在《晨报》连续三天（5月16日至18日）发表《致陶希圣的公开信》，以犀利的笔锋有理有据地指出，陶希圣是一个“以社会主义词藻掩饰法西斯本色的人”，其行径是“效颦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侵略者张目，是制造民族分裂的典型。从陶希圣七七事变后曾参与汪精卫投降叛国活动这段可耻经历看，这篇檄文不仅揭穿了披着名学者外衣的陶希圣破坏抗日救国运动的勾当，而且有相当强的预见性，不啻提前将其一贯投机和反动的本性告白于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该文署名杨秀峰（笔名），而其时作者以杨秀林（本名）行世，包括身边的同事和学生在内，少有人知杨秀峰就是杨秀林。用笔名，同样是既不轻易暴露自己又能打击敌人采取的一种隐蔽斗争方式。顺带指出，一些回忆和研究文章关于杨秀峰于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被北平师大校方解聘的说法缺乏根据。据笔者检索，此说源于北师大学生于刚1982年所写回忆录（《一二九时期的北师大片段》）中一句话：“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学校当局就把杨秀峰同志解聘了。”但细查当年出版的报刊，特别是北平师大校刊《师大月刊》上并无相关记载，与杨秀峰熟知的马叙伦、张申府、许德珩等人回忆录中亦未提及此事。倒是河北省立工业学院的院刊《工业周刊》1937年291期上刊登一则“本院要闻”：“三月八日周会，路秘书主席请北平师范大学史地系教授杨秀林先生讲演中国近百年国耻史。”可见，所谓“解聘”是个误传。

杨秀峰离世近40年，身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他生前从不宣扬自己，人们对其曾参加和指导平津一二九运动的事迹更是知之甚少。一二九运动过去80多年了，笔者撰此文，以缅怀这位对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不凡业绩的革命教育家。

（责任编辑 姚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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