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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地方产业工会的组织形态、工作样态及运作经验

|来源:网友投稿

陆华东

[摘  要]

地方产业工会是中共早期工会工作的组织基石。在中共坚强领导下,安源工人俱乐部等早期地方产业工会发展迅速,有着良好的组织形态、工作样态及丰富的运作经验。组织形态上,安源工人俱乐部等早期地方产业工会仿效苏维埃政权模式,由各级工人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集议决、行政、复议等于一体的权力机构,既体现工人自治要求又保证了中共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工作样态上,安源工人俱乐部等早期地方产业工会紧密围绕中共中心工作,大力开展政治斗争、文化教育、工人维权、企业生产等各项事业,切实履行了中共早期工会的主要职能;运作经验上,安源工人俱乐部等早期地方产业工会坚持将中共的领导地位、人民的主体地位及时代的进步精神贯穿始终,其工作具有鲜明政治性、群众性及先进性。中共早期地方产业工会的工作机制及运行经验具有较强的历史与时代价值。

[关键词]

中共早期;地方产业工会;安源工人俱乐部

[中图分类号]  D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3-0016-09

工会工作是中共早期的中心工作,中共一大明确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在中共不懈的努力下,当时各地产业工会纷纷建立。目前学界对中共早期工会工作的宗旨理念、政策制度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宏观问题进行了较多关注,但对当时遍布全国且是中共早期工会工作重要依托的地方产业工会的微观研究还较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中共早期工会工作的全面认识与历史审视。基于此,本文拟以中共早期地方产业工会的杰出代表——安源工人俱乐部为分析对象,以期全面展示中共早期地方产业工会在组织形态及工作样态等方面呈现的主要特征及其在运行过程中蕴含的成功办会经验。

一、“苏维埃的雏形”:安源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形态

组织形态是为实现组织职能、规范组织运作、严明组织纪律等而建立的各种组织形式的统称,任何组织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健全的组织形态。同样,安源工人俱乐部之所以能成为中共早期地方产业工会的成功典范,与其拥有较为完善的组织形态密不可分。当时,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安源工人俱乐部仿效苏维埃政权建设模式及经验,成功构建起一种职能明确、运行规范、纪律严明、功能齐全的内部组织形态框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苏维埃的雏形”。

(一)职能明确。中共建党之初明确指出:“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因此,中共早期在确立工会中心工作的同时,还对工会的性质、地位及使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工会应具有维护、教育、生产、参与等主要职能,这也使得安源工人俱乐部就拥有了如下明晰的职能:

维护职能。维护工人权益是中共早期工会重要职责。中共二大强调:“工会是为什么成立的?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这个事实,便是真正工会的出发点。”安源工人俱乐部始终坚持为工人维权,不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规定“本部以群策群力,共图工人阶级之福利,谋社会之进化为宗旨”,而且工人俱乐部主任刘少奇更是将“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力量”作为工会工作的宗旨与出发点。

教育职能。中共早期为培养工人的阶级自觉,高度重视工会的教育职能。中共一大就要求:“工会自身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应当花许多时候去教育工会会员。”因此,安源工人俱乐部不但将“改良生活,推广教育”作为其创办宗旨之一,而且认为:“欲工人团体永久的坚强,亦惟有工人教育是赖。”

生产职能。中共早期工会既重视政治斗争,同时也倡导劳动改良。如中共二大号召:“工会应该做改良工人状况的运动,凡在资本主义之下能够改良的,都要努力去做。”安源工人俱乐部很注重强化工人的生产意识,刘少奇当时就对工人说:“‘吃饭不做工是我们社会主义最反对的。我们应当遵守正当的厂规。”

参与职能。中共早期认为工会应有“工人之家”功能,其使命在于以劳动组合方式“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为提高工人集体意识与团结精神,安源工人俱乐部不但倡导工人自治,而且还强调:“俱乐部是奋斗的营盘,大家要组织得和军队一样,应该要保存以前那种服从的精神。”

(二)运作规范。一个组织良性成长离不开规范的运行规则。当时,为提高工会的权威,安源工人俱乐部在组织原则及选举制度等方面都进行了精心设计。

组织原则方面。安源工人俱乐部为增强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借鉴苏俄及法国等国工会建设经验,实行了“由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采用民主的集权制”等两项组织原则。对于为何要采取这两项组织原则,刘少奇进行了分别阐释。首先,他认为无论是俄国工会的“可罗波”还是法国工团的“新提加”,都是工会中极小的基本组织,而“工会是一种极大的群众组织,若无此种极小的基本组织深入群众,则必无法指挥群众的行动。所以,此种小的基本组织,于工会的生命及其前途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鉴于此,安源工人俱乐部将工人“十人团”确立为基本组织。其次,刘少奇认为工会既是自治组织但也要进行适度权力集中,其理由是“没有组织集中的有统系的工团,不能与组织集中的有统系的资本阶级奋斗”。由此,安源工人俱乐部在组织体系建设上遵循了“由小及大”和“民主集中”两项组织原则。

选举制度方面。选举制度是组织运行的重要支撑。安源工人俱乐部实行了规范严格的选举。首先,坚持“由小及大”原则,以安源路矿两局40余处工作处为单位组建1300多个工人“十人团”,然后又以其为基础,层层选举十代表、百代表及总代表等各级工人骨干。具体做法为:“部员每十人(或十人以下)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再由十个十人团(或十个以下)选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一人,总代表、百代表由工作处十代表选举之。”这种层层选举既锻炼了工人自治能力,也增强了工人俱乐部对万余名工人的凝聚力;其次,遵循“民主集权”原则,在体现工人意愿的基础上,分别由百代表、十代表及总代表等选举产生俱乐部的议决、复议及行政机关,即:“由各处总代表组织最高代表会,为俱乐部最高议决机构,俱乐部各种较大事项,皆须在最高代表会通过;再由各百代表组织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复决机关,每月开常会一次,报告俱乐部一月中之经过,或议决最高代表会提交之复决案件。”而全体十代表共计有1300多人,原定每月开大会一次,但因安源当时无大的会场,后来改为在各工作处每月开一次大会,“报告俱乐部一月经过之大事,讨论工作处之问题”;最后,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俱乐部的行政机构,包括:“主任四人(总主任一人,窿外主任一人,窿内主任一人,路局主任一人)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部务。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再经最高代表会议之通过,由主任委任股长八人,各股委员若干人。由各股股長及主任团组织干事会,为俱乐部办事机关。”

(三)功能齐全。作为中共早期最为成功的地方产业工会之一,安源工人俱乐部既注重体现人民当家做主要求又注重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它在权力来源与权力构成等方面施行的是“议会制和苏维埃制度的混合组织”形式。这样一来,安源工人俱乐部不但具有了人民政府的属性,而且其功能也较为齐全。

在权力来源上。由于遵循了民主集中的原则,当时由各工作处十代表选举产生的总代表会议、百代表会议分别构成工人俱乐部的议决与复议机关,而由百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俱乐部主任团及其下设的各股(后改成委员会)则构成工人俱乐部的行政机关与办事系统。因此,这种权力结构互为负责、互相监督。“既便于征求群众之多数意见,尤便于上下的声气灵通。他们的责任划清,事务的执行亦易。他们有了这种有系统的组织,所以很能显出一种精神。”

在功能设置上。为践行“工人之家”的宗旨,安源工人俱乐部的机构设置及功能职能等均较完善齐全。工人俱乐部除下设有“教育股、互济股、会计股、文书股、庶务股、讲演股、游艺股、交际股”等八股(后改为委员会),每股各设股长一人,负责各自机构工作外,还设有工人纠察队、故工抚恤委员会、出产整理委员会、经济审查委员会、裁判委员会、青年部、儿童团、妇女职业部等其他机构。这些机构种类繁多,功能齐全,基本涵盖了工人生产生活及成长成才所需的文化教育、地方公安、军事武装、政治宣传、企业生产、娱乐游艺、司法审判、民事调解、财务审计、社保养老、商业百货、银行信贷等各项事业,初步具备了现代政府的主要功能。

(四)纪律严明。纪律是组织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为提高工会战斗力与向心力,中共早期强调,“共产党为实际率领工会和实际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必须在工会中和各个工厂委员会以及一切的劳动团体中组织强有力的团体,很少有例外”,“工会的构造须要很快的使他成为团结很紧的,中央集权的和有纪律的产业组合”。同样,安源工人俱乐部也认为:“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统系,和军队一般。如此,在工作上才能完成他的使命,才能达到他真实意义的目的。”为此,工人俱乐部注重通过制度约束与行为规范加强纪律建设。

制度约束方面。安源工人俱樂部制定系列制度,严格规范部员及职员的日常行为。对部员而言,《安源工人俱乐部总章》赋予他们各种权益的同时,也规定部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不得破坏本部之秩序;二、不得个人私假本部之势力和名义;三、不得违抗上级机关之指挥;四、不得有背叛本部之行动;五、不得反抗本部之裁判惩罚。部员有后列各情形之一者,由执行委员会宣告开除部籍:一、无故继续三月不缴常月费者;二、由全体十代表会及总代表会议决开除部籍者;三、有重大之过错,裁判之结果须开除部籍者。”同样,工人俱乐部也要求其办事人员必须按规行政,并规定:“俱乐部职员如办事不公或手续失措,小事可由最高代表会揭示于俱乐部,以示薄惩;大事则撤换另选,最大事可送法庭惩办。”

行为规范方面。进行制度约束的同时,安源工人俱乐部还注重规范工人日常行为,如工人除要按时缴纳会费、严格遵守部章及准时参加会议等义务外,还被禁止参与打架、斗殴、酗酒、赌博、吸鸦片等不良行为,工人若有违纪行为,轻则罚工罚款,重则送警接受司法处理。此外,为增强工人的团结精神,工人俱乐部还经常通过宣传游艺等手段号召工人打破省别县界等小团体思想,工人的阶级觉悟因而得到了极大提高。显然,当时“安源二万工人的团体,所以能够成立几年而日有进步,也就是因为他们已培养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纪律的缘故”。

总之,作为中共早期地方产业工会的重要象征,安源工人俱乐部具有良好的组织形态与齐全的组织功能。因此,在中共坚强领导下,安源工人俱乐部不但拥有13000名工会会员,“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成为激励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而且其“组织之严密,实力之充实,诚为国内劳动团体所仅见”。

二、“劳动界的巨石”: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工作样态

由于组织严密、地位重要、实力雄劲,安源工人俱乐部是中共早期工会的一面旗帜,被誉为“中国劳动界的一根巨石”,尤其在“二七”之后,其“硕果仅存”地位更使安源成为中国工人的“世外桃源”。安源工人俱乐部为充分发挥“工人之家”和“革命大本营”等功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工会工作。

(一)投身政治斗争,开展阶级训练。政治性是中共早期工会的首要属性。在中共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安源工人俱乐部紧密围绕服务中共政治革命中心工作,不断增强政治意识,从而为中共早期的政治革命及阶级训练作出了突出贡献。

政治斗争方面。安源是中共早期工运、农运及军事等诸多工作的重要策源地,是当时闻名全国的“中共小莫斯科”。作为中共在安源开展政治革命的主要平台,工人俱乐部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为中共早期工运事业作出卓越贡献。领导工运是中共早期中心工作,鉴于安源路矿工人众多、产业重要、矛盾突出,毛泽东及中共湘区执委将其列为工运重点区域。经过充分酝酿准备,1922年9月,安源路矿大罢工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完全取得胜利的工人斗争,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罢工中,工人“俱乐部组织既十分严密,群众又如是勇敢,一切破坏手段亦均归失败”。可见,工人俱乐部是此次罢工的中坚力量。在它的影响带动下,全国工运事业及劳动组合均进入一个新阶段。二是壮大了中共早期农运事业。1925年9月,汉冶萍总公司经理盛恩颐勾结湘赣两省军阀残酷镇压了安源工人俱乐部,上万名安源工人被强行遣散回他们的老家湖南、湖北等地,但他们没有气馁,而是迅速掀起了两湖农民运动,当时“湖南各县之农民运动,其主持与帮助者,完全是战败的安源路矿工人”,而“湖南全省各县农协的重要分子,几无处不是安源的工人”。三是开启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新局面。安源工人纠察队是中共“第一支武装”。1925年,中共控制了安源矿警队,矿警队有200多人200多杆枪。安源工人纠察队与矿警队是秋收起义主干力量。当时中共中央就说:“秋暴颇有声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秋收起义后,约6000名安源工人又相继成为井冈山红军。可见,安源工人俱乐部为中共早期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

阶级训练方面。在投身政治斗争的同时,安源工人俱乐部还对工人进行了系统的阶级训练与政治教育。一是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如工人俱乐部经常通过各种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工人讲授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常识,工人“慢慢懂得了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认识到,要想同资本家、帝国主义作斗争,非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不可”。二是树立工人的阶级认同。当时,工人俱乐部注重结合中外历史,向工人说明人类吃、穿、住的都是由工人生产的,劳动是光荣的,工人是伟大的。因此,工人阶级自豪感及认同感大为提升,当时“人皆称工人为‘万岁”。三是培养工人的阶级情怀。在提高工人福祉的同时,工人俱乐部还鼓励工人要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奋斗。如1924年国耻纪念日,“工人俱乐部事先邀集安源商会、保卫团、同仁俱乐部等七个团体,组织‘五九纪念筹备会。会上的演说和传单回顾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一国耻,揭露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国民大联合,反对外国侵略”。

(二)发展地方教育,繁荣地方文化。此前,安源文化教育极度荒芜,除有几所面向路矿两局职员子弟招生的贵族式学校及教会学校外,工人及其子女几乎没有教育机会,他们“望着商场化贵族式的学校,不得其門而入,将来除做资本家底的奴役,别无选择”。教育文化的滞后还使安源社会风气恶劣,斗殴及黄赌毒等现象蔓延。鉴于此,安源工人俱乐部将发展教育文化作为中心工作之一。

在发展教育方面。工人俱乐部认为:“从种种方面观察起来,觉得任何教育没有比工人教育再重要的。”因此,工人俱乐部除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大教育投入外,还注重更新教育理念、扩大办学规模。人力上,工人俱乐部选派大批优秀党团员到各校任教,还专设教育股(后改为教育委员会)负责统筹安源教育发展,并由“股长、补习部总主事、子弟部总主事、各校主事及总庶务,组织总务会,解决全股一切事务。由全体职教员组织全体职教员会议,组织各校校务会,解决各校一切问题”。财力上,工人俱乐部每年教育投入均占其有限收入的近七成左右。物力上,工人俱乐部为改善办学环境,倾力购房或租房用来办学。理念上,工人俱乐部将“识字、常识、促进阶级觉悟、训练战斗能力”作为办学旨趣,学生文化知识与政治才干得到了全面发展。规模上,工人俱乐部总计举办7所学校,每校均包括子弟部与补习部两部,7校学生总数曾高达1250人(子弟部576人,补习部604人)。此外,工人俱乐部还办有儿童团、师范部、妇女职业部等其他教育,并设置20块公共阅报处,“张贴日报或‘工人周刊‘劳动日报等,工友们好利用工余暇时,得随时随地地有报阅读”。同时,还兴办有工人图书馆1所,工人读书处5处。这些措施对安源教育的落后局面起到了扭转作用。

繁荣地方文化。为丰富职工精神生活,陶冶工人道德情操,工人俱乐部大力发展地方文化。一是俱乐部专设讲演股、宣传股等机构定期赴各工作处进行化装讲演或普通讲演,讲演题目则包括“觉悟之路”“嫖赌之害”“六一惨剧”“马路之上”“爱国贼”“金手表”和“我们的胜利”等。二是俱乐部设有游艺股负责开展文娱活动。当时,游艺股经常举办化装舞会、放映露天电影、举行足球篮球赛及演讲比赛等活动。三是俱乐部青年部主抓安源近3000多名青工的游艺事业。“青年部里,设有游艺、运动、宣传三个部门,其中游艺又分戏剧、音乐、棋类;运动分球类、体操;宣传分讲演、书报等。”这样,青年部把“青年工人团结在俱乐部中,通过唱歌、游戏、学文化、搞各种娱乐活动,向他们灌输革命理想,将青年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四是修建了中共最早的工会大厦,它上下两层,端庄气派,“能坐听众二千人”。大厦落成后,刘少奇等工人俱乐部领导经常与工人一起在此联欢、演说、放电影、举行游艺。经过工人俱乐部不懈努力,安源文化事业迅速繁荣起来。

(三)开展工人维权,增进工人福祉。维护工人权益是中共早期工会重要职能。此前,安源工人经济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缺乏人格尊严。为改变这种情况,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加大维权力度,工人经济社会地位及福利福祉等均得到提高。

维护工人经济权益。原先,安源路矿实行罪恶的包工制度,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仅有9.49元,仅相当于当时英国煤矿工人1天的工资。而且经过工头及大小职员的层层盘剥,工人能拿到手的月工资更是仅有数元且经常被拖欠,工人多举债为生。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除要求路矿两局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外,还为工人争取到年终加薪。此外,工人俱乐部又一举将包工制改为合作制,“工人从正当工资外,还可得若干红利”。因此,安源工人的经济收入得到了明显提高。

捍卫工人做人尊严。包工制盛行时,大小工头及职员都随意殴打谩骂工人,工人毫无人格尊严。为改变这种状况,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明确要求“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工人的人格得到了尊重。更重要的是,有了工人俱乐部以后,安源工人的集体意识及维权能力得到极大增强,他们开始以主人翁姿态活跃在安源历史舞台上,因此,他们的“腰杆子都硬了,部员在社会上也受人重视了”。

增进工人福利福祉。除提高工人工资外,工人俱乐部还积极为工人谋福利福祉。如当时“路局每月送给工会长期免票三张,年节,中秋,端阳工人回家减用半票,矿局增加工人或添补工人应先由工会劳动介绍所介绍等。工人作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又可以做各种游艺;子女读书不要钱;青年工人有工会的青年部游戏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自己工会的合作社,不致受商家的剥削。此外,工会还订购有各种报纸,印刷各种传单小报及工会纪念册等,工人处处都可以看到的”。可见,当时安源工人享受了众多的福利与福祉。

(四)促进地方产业繁荣,协调地方利益关系。投身地方经济建设、参与地方社会关系调整也是中共早期工会的重要职能。当时工人俱乐部一边进行政治革命,一边还采取举措积极维护地方产业兴盛及促进地方利益关系调整。

维护产业繁荣。安源路矿系汉冶萍总公司重要组成部分,“安源路矿的兴衰,对当时全国特别是湘鄂赣三省和长江中下游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影响甚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影响下,安源路矿生产经营遇到极大困难。为帮助企业摆脱困境,工人俱乐部积极进行帮扶。一是旗帜鲜明支持企业发展。俱乐部主任刘少奇相继写了《救护汉冶萍公司》和《整顿萍矿意见书》两篇文章,以至诚态度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二是号召萍矿工人勤奋工作、扩大产能,并承诺“俱乐部对于矿局之出产应竭力维持,照现人数,使每日出产额达到二千三百吨以上之数目”。三是成立出产整理委员会,“对于萍矿出产,竭力维持。由各委员轮流分日夜班进班视察,对于懒惰及出班太早之工友,常予以相当之警告与裁判,以期实效”。因此,安源路矿的生产经营逐步走向好转。

协调利益关系。此前,安源利益格局扭曲、工人生活悲惨、社会矛盾尖锐。为此,工人俱乐部与相关利益体进行了艰苦博弈与斗争。一是与路矿两局建立经常性对话机制。根据九月罢工协议:“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路矿两局每月需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因此,工人俱乐部与路矿两局经常遇事磋商、有事协商,劳资冲突得到遏制。二是与地方军警关系有所缓和。长期以来,路矿两局收买雇佣安源驻军及警察对工人实施野蛮震慑,工人视之如虎。但工人实力增强后,地方军警也被迫表示若“工人不妨碍秩序,彼亦决不干涉工人”。三是打击帮会等旧式力量。此前安源帮会林立,工人大都入帮,“不然站不住脚”。但随着“工人运动兴起后,红帮就瓦解了”。可见,通过工人俱乐部的艰苦斗争与努力,对安源地方的利益关系与社会秩序趋于合理起到了促进作用。

(五)加强工人日常管理,培养工人生活新风尚。作为中共早期重要产业工会,安源工人俱乐部拥有万余名工会成员,为了将这些工人培养成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工人俱乐部除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管理外,还注重培养他们的生活新风尚。

为加强工人日常管理,俱乐部建立工人管理机制。一是对工人进行网格化管理。工人俱乐部以组建“十人团”及规范选举为抓手,强化工人管理,从而使工人俱乐部“得到了工人的信仰和爱戴,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和很高的权威”。二是提高工人守纪观念。工人俱乐部除制订系列法规严明工人纪律外,还通过各种形式向工人阐明团结、守纪的意义。三是约束工人行为。工人俱乐部组建有工人纠察队、裁判委员会等机构,工人纠察队每日常驻工人生活处所,如发现工人有违纪行为,立刻予以制止并送交裁判委员会惩罚。当时裁判委员会处理的案件中,“以斗殴,不守厂规,工厂纠葛和不遵守部章事件为最多,赌博和妨碍公安等事件次之”。通过多管齐下方式,安源工人违纪现象逐渐减少。

引导工人生活新风尚。一是推进婚俗变革。当时工人俱乐部提倡婚姻自主与恋爱自由,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同时还倡导婚俗从简,刘少奇、陆沉、朱锦棠等俱乐部领导人的婚礼都在俱乐部举行,“不讲究什么排场,就是搞个茶点会”。二是主张男女平权。工人俱乐部除通过各种宣传荡除男尊女卑观念外,还通过广泛招收女童入学、开展妇女职业培训等手段赋予女性平权地位。三是崇尚平等精神。工人俱乐部除注重培养工人主人翁意识外,还大力反对贪腐。收入分配上,工人俱乐部领导“按照巴黎公社的组织原则,每月工资不超过工人中的中等水平工资,也就只有五块钱(作者注:应为十五元),交了饭费以后,所剩无几了”。工人俱乐部的垂范与引领给安源带来了文明、祥和、平等的生活新风尚。

三、“中共的小莫斯科”:安源工人俱乐部的运作经验

安源工人俱乐部是中共早期地方产业工会的成功典范。其运行机制中蕴含着中共早期领导工会工作的众多成功经验。

第一,坚持政治优先,自觉接受中共领导。坚持听党话、跟党走是安源工人俱乐部的成功之本。当时,中共对工人俱乐部的领导方式包括:一是人事安排及决策机制的领导。人事安排上,除俱乐部主要领导均由党员担任外,“俱乐部百代表及主任中大部分都是党员”,“总代表一般都是党员”,而十代表也多由党团员担任;决策部署上,俱乐部与安源党团组织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如“青年团委员会开会时,中共及工部各有一名代表参加”。因此,俱乐部的工作安排多由中共党团组织确定。二是中心工作及发展方向的领导。工人俱乐部始终将服务中共政治革命作为中心工作。为防止工会工作偏离政治方向,刘少奇还告诫工人说:“工人组织团体的目的,极为远大,将来还要管理世界一切的。增加工资,不过为争得目前很小的利益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團体的一种手段,绝对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在正确政治方向下,安源工人俱乐部在中共早期多次政治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思想和作风的领导。中共高度重视工人俱乐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工人不但在思想上得到了成长,而且在作风上也表现顽强,他们“视团体命令如军令的不敢违抗,即至于有个人生死之关系,亦所不顾”。

第二,坚持群众性,以人民为中心。工人俱乐部秉持群众至上原则,积极为群众谋幸福。一是为民谋权。安源工运之前,工人经济社会地位低下,罢工胜利后,工人人格尊严及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其主人翁地位也逐步确立。二是为民谋利。工人俱乐部除通过长工资、增福利提高工人获得感外,还创办消费合作社等机构满足工人购物、储蓄、兑换等需求,工人经济状况明显改善。三是为民解忧。为解决工人就业、教育、社保、抚恤等后顾之忧,俱乐部除举办免费的文化教育事业外,还办有劳动介绍所、抚恤委员会、裁判委员会等机构,当时“矿局增加工人或添补工人应先由工会劳动介绍所介绍”,工人生老病死由抚恤委员会解决,“秩序有自己的纠察团维持,不受兵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工人生活境地得到较大改善。

第三,坚持先进性,体现时代进步精神。安源工人俱乐部崇尚文明、追求进步,统筹推进地方各项进步事业。一是加强舆论引导,树立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因此,“工人们渐渐觉悟起来,要求团结,要求进步,要求革命”。二是推进社会治理,净化社会风气。安源原为一个五方杂处、矛盾重重的偏僻小镇,经过工人俱乐部与相关利益体的艰苦博弈,地方社会秩序逐步好转,打架斗殴及黄赌毒等现象也逐渐减少。三是荡涤旧俗,崇尚道德新风尚。随着安源文化教育走向繁荣,旧观念也逐渐被新道德新风尚所取代。

四、结语

地方产业工会是中共早期工会工作的组织基石与重要依托,发展壮大地方产业工会是中共早期的重要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精心组织下,安源工人俱乐部有着良好的组织形态、工作样态及丰富的运作经验,尤其是得益于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自领导,加之其在产业特征、人缘结构及地缘位置上又有着诸多独特优势,更是成为中共早期地方产业工会的成功典范。从成立背景及主要功能等方面看,安源工人俱乐部等早期地方产业工会有着鲜明的政治性。为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多重功能与综合属性,这些地方产业工会也非常重视发挥其群众性与先进性等功能。为此,以安源工人俱乐部为杰出代表的早期地方产业工会对其组织结构与工作内容等进行了不断优化,从而使其不但在组织形态上呈现出民主又集中、牢固又可靠、团结又协作等良性运行特征,而且其工作样态也兼具了政治斗争、思想宣传、生产维稳、民生建设、社会治理及文化教育等多重功能。其实践探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安源领导的群团工作的研究”(19FDJB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周奕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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