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现美好生活的双支柱：先进技术运用与政府治理转型
李彦娅 纪新展
我国政府在很多领域还是大包大揽，只有尽快转变为“有限政府”，明确职责，做到术业有专攻，才能集中资源做好应做之事，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公共事務管理和社会资源协调等工作，才能有效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和官僚腐败等现象。
技术进步与治理转型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双支柱。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开展，这些技术进步的生活运用正改变着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加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关于美好生活诉求的实现。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技术进步的要求也是技术进步发挥正向功能的保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在治理角色、治理能力、治理职责、治理模式、治理手段方面进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信息化政府和合作型政府。
一、“美好生活”：概念渊源与实现路径
在党的历史上，十九大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美丽环境等都是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好生活的实现关乎人民群众最直接的民生和最现实的根本利益。自此之后，关于美好生活的内涵、关系及其实现路径的相关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如朱雨可从消费经济视角切入，阐述了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并构建了消费需要的水平、品质、满意度三个维度[1];王名和李朔严分析了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美好生活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包括超越资本主义、超越国家主义、回归人民中心和人的全面发展[2]。在实现美好生活的路径方面，杨进和柳海民认为教育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3];翟绍果和谌基东则从产业创新、社会治理、民生保障、文化建设、生态保护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4];桑玉成提出实现“美好生活”的制度供给和制度保障体系[5];王利明从法律视角探讨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举措[6]。相关研究关注到科技进步与制度创新对美好生活实现的意义，越来越多研究指向“善治”、“技术进步”和“美好生活”的相关性。
二、“美好生活”双支柱：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
（一）技术进步的生活运用——美好生活的加速器
进入21世纪以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引领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热潮，这些科技的发展和融合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今天所认知的世界，其发展速度和影响范围也远远超过前三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的成果在运用中体现价值，它们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中满足了人们多样化需求。
1.技术进步的生活运用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直接利器。新技术革命生活中的运用涉及方方面面，2017年以来的网络热词“新四大发明”较为形象地概括了近年来新技术革命成果在我国社会生活方面的广泛运用。它们“并非中国排序最靠前的科技成就，它们的重要意义在于扩展了整个人类的可能性和边界”[7]，同时展示了当代中国“所特有的民主和平、开发创新、积极友好的以及科技兴邦的国家形象”[8]，换言之，这些技术的进步既有助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又展现了国家的治理策略与治理水平。其中，高铁代表着中国速度，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极大地推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移动支付使生活便捷，它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方便安全而又快捷的支付解决方案;共享单车是共享经济的形式之一，它打破了原有传统产业的环境和格局，改变了人们的产权观念，培育了人们的合作意识，有助于政府解决城市治理难题[9];网购促进互动和效率，网购提供了便利性的同时，也使消费者变客为主，提高了买卖双方的互动效率。从根本上说，这些产物代表的是中国科技和创新的发展，本身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结果：在经济方面，它们使人们可以通过更加便捷的方式获得更廉价、更高效的服务，这是单纯政府供给物品和服务所无法比拟的，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社会方面，它们在各个领域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高生活舒适性和安全性，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在文化方面，它们打破封闭隔离状态使人们走向紧密联系，改造着传统文化，它使人们拥抱更为快速海量的信息和知识，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在生态环境方面，它们以其亲自然、低碳化、无纸化、高效化的特点为环境治理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总的来说，技术进步的不断发展及其生活运用对美好生活的实现起到了促进推动作用。
2.技术进步与运用倒逼政府改革。如对“中国速度”的期待和要求也投射到政府改革和运行中，要求其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共享经济强调通过资源整合更好实现服务社会的目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不再是各自孤立的主体，而是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合作的关系;移动业务扩展催生“一次都不跑”“数据跑路”的政府服务模式创新;电子商务模式重塑交易双方关系也为电子政务的发展提供启示，政府越来越关注并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这些都促使政府不断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方面的制度创新。
总之，技术进步的充分应用及其与政府治理转型的对接，改变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生活环境等方方面面，也加速了人们美好生活愿望的实现。
（二）政府治理现代化——实现美好生活的制度保障
政府治理现代化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另一支柱，表现为：
1.政府治理现代化避免技术进步的恶性运用。技术进步从来就是双刃剑，它可以为人们造福，也可以成为贻害众生的工具。技术进步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也带来新的挑战与问题。诸如共享经济下的资源管理与协同问题、高铁时代的“马太效应”[10]、移动支付下的网络安全问题、网购对实体经营的冲击等。通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创新如设立技术运用规则、设立特定许可、对相关领域加强监管、形成多元共治格局等可以消解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使之最大程度上造福人民。
2.实现美好生活是政府治理转型的最终目标。实现美好生活就是要让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民主富强、环境美丽怡人，这与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是目标一致的。国家治理包括政府治理，首先需要制度性的规范，这种约束作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其次，需要强大有效的治理能力支持良好的治理体系更好发挥作用。美好生活的内涵包括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社会个体、政府组织以及它们互相之间的有效配合实现共治，将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变为切实有效的治理效能以更好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人们期盼的美好生活。
总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避免技术进步被“恶”意使用的屏障，使技术运用与政府“善治”相契合共同实现美好生活。因此，从技术进步、美好生活和政府治理所表现出的较强关联性看，分析技术进步、美好生活和政府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如何规避技术进步的恶意使用并加速实现美好生活、如何将技术进步融入政府治理转型、如何转变政府职能与治理方式以保障美好生活实现，是顺应时代发展和国家战略产生的议题。
三、新时代背景下的政府治理转型
人们对政府角色期待从“政治统治”到“行政管理”再到“国家治理”，实质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内部关系的调整，核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表现为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从强制性手段向協调性手段转变、从更多自上而下向更多自下而上转变，等等。技术进步的生活运用和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交互影响共同构成新时代政府改革背景，它们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具体要求。
（一）政府治理角色从管制者向服务者转变
新时代要求政府角色由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保障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均衡发展、持续发展[11]，加速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服务型政府是相对于管制型政府而言的，政府聚焦于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上;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为社会、为公众服务，而不再是依靠强制性权利管制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能不应该是凌驾于市场之上，主导市场的发展、管控市场，而应该是退居服务者的角色，借助新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理论、新成果，为社会提供更有效和方便的服务。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是从观念和行动两个层面来界定的。首先在观念上，强调公共利益和人民权利的至上性。其次，以服务观念为导向，改变传统政府的僵化低效的运作方式，顺应时代发展，始终以“为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的理念为运作导向。总的来说，服务型政府对政府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服务观念强、服务态度好、服务水平高、服务效率高。
（二）政府治理能力从僵化低效到灵活高效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之下，新时代的人们更加追求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体验。这就需要政府治理能力突破传统科层组织的僵化低效状况，提高政府工作的质量，提升公众的满意度，使政府治理向着科学高效、精准细化的方向转变。
一方面，技术进步与实现美好生活要求增强政府整体治理能力。通过构建统一、协同的治理平台，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移动互联网、量子信息等技术，打破部门数据壁垒，推动数据共享开放，实现无缝隙服务与监管。这个平台构建起公众和政府之间沟通与合作的桥梁，公众可以随时随地与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进行交流互动。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缩减了企业和个人办理业务的流程，也改变了政府拖沓办事的形象，让公民获得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与实现美好生活要求增强政府精细治理能力。各种智能化设备、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VR技术、全息与3D打印技术等在各领域、各环节的充分运用，可以更好地实现政府监管和服务的人性化与个性化，为实现精细化治理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这些技术既让多样化的民众需求有了更加广阔的表达空间，又使民众获得了服务类型和服务方式的自由选择权。
（三）政府治理职责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
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政府面临的环境变得更加动态和不确定，政府能力的有限性逐渐凸显，这就意味着新时代要求建设有限型政府，政府不再事无巨细地管控市场，而是充当市场运行机制的有效补充者，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保障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政府在经济领域应该只承担弥补“市场缺陷”的有限责任;在社会领域，应该积极培育社会组织，以有限而有效的手段回应公众的需求，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目前，我国政府在很多领域还是大包大揽，只有尽快转变为“有限政府”，明确职责，做到术业有专攻，才能集中资源做好应做之事，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公共事务管理和社会资源协调等工作，才能有效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和官僚腐败等现象，最终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
（四）政府治理模式从官僚层级控制到多元协同合作
美好生活的诉求包括有效的政治参与，人们在享受技术进步与运用带来的便捷高效时，也更愿意参与公共事务并积极合作。这就需要政府重新界定公众的作用，他们不再处于被动的位置上仅仅作为投票人和纳税人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而是变客为主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探索解决方案，共同解决所面临的难题。政府应该摆脱独断专行的官僚意识，积极主动与私人部门、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体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互动的过程中借助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源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这样不仅能够化解公共事务复杂性和政府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还能够扩大决策参与，推进决策的科学化的进程，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使政府更好地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完成受托任务。
（五）政府治理手段从依靠层级权威到依靠信息智能
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深受科层制思想的影响，地方政府之间是彼此孤立的状态，政府部门内部层级众多、等级分明，政府各部门存在严重的本位主义思想，存在着信息壁垒、信息孤岛现象，缺乏足够的团体合作精神，容易导致信息流通不畅，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治理优化。条块分割、层级节制的组织体制难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治理难题，新时代要求政府建立以信息流动为基础而不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数智政府。从信息流动的角度来说，数智政府强调信息的平等、开放、协作和共享，打破条块分割的界限，密切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优化政府的资源配置，提高信息利用率，加强信息双向流动，利用“互联网+”充分提高政府信息的利用率和透明度。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职能和结构做出相应调整，政府部门应尽量减少政府层级，向科学化、扁平化的结构转变;结构的转变要求政府积极调整职能定位，促进各部门之间的融通整合，精简政府机构，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努力构建令公众满意的数智政府、数智城市与数智乡村。
四、结语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技术等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奠定了新时代技术进步的底色，它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以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变革着传统的商业模式、行为模式、服务模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了美好生活的内涵及其实现的途径。技术进步的运用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要求变革政府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技术进步、美好生活和政府治理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并明显表现为：技术进步的有效运用和政府治理现代化对实现美好生活具有支撑作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府需要充分利用技术进步的理念和成果，调整政府治理角色、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改变政府治理方式、重塑治理格局、更新治理手段，使技术运用与治理转型两大支柱共同发力，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注释：
[1]朱雨可、赵佳、邹红：《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消费需要的内涵及维度》，《消费经济》，2018年第4期，第18-25页。
[2]王名、李朔严：《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系统观点与美好生活价值观》，《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3期，第60-63页。
[3]杨进、柳海民：《论美好生活与学校教育》，《教育研究》，2012年第11期，第11-15页。
[4]翟绍果、谌基东：《共建美好生活的时代蕴意、内涵特质与实现路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20-26页。
[5]桑玉成：《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制度供给体系的建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6-22页。
[6]王利明：《加强人格权立法 保障人民美好生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5-10页。
[7]吴浩：《“新四大发明”的思想史意义》，《人民论坛》，2019年第7期，第73-75页。
[8]Ziatyna Hanna（汉娜）：《新四大发明在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作用》，《黑龙江大学》，2019年。
[9]马强：《共享经济在我国的发展现状、瓶颈及对策》，《现代经济探讨》，2016年第10期，第20-24页。
[10]汪德根等：《ALAN August Lew.區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机理——以中国京沪高铁为例》，《地理学报》，2015年第2期，第214-233页。
[11]吕承文、高韩桔：《论服务型政府角色定位逻辑出路》，《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47-51页。
（李彦娅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南昌大学党风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纪新展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行政管理系科研助理。本文是江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新时代制度反腐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JD18027】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尚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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