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网络重构与流动人口创业活动

李国正 韩文硕 艾小青 迟远英

摘 要：流動人口在流入地面临着社会关系网络重构问题，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对于流动人口创业活动有怎样的影响呢？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的路径又有哪些呢？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运用logit、OLS与Possion回归分析社会关系网络与创业绩效之间的机理，采用eprobit与PSM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老乡会、同学会、家乡商会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的重要渠道;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尤其是能够促进流动人口选择机会性创业，其内在的逻辑是参与老乡会、家乡商会等活动有助于流动人口识别创业机会、增加信贷可得性以及加速行政审批;社会关系网络重构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创业绩效，参加老乡会、同学会和家乡商会的创业者相比于不参加对应组织活动的创业者，个人月收入分别高10.3%、8.6%和24.4%，伴随参加组织活动数量的提升，其个人月收入相比不参加组织活动创业者也在随之提高。从流动人口个人、创业相关政策层面及老乡会、同学会、家乡商会等组织层面提出提高流动人口创业可能性与提升创业绩效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网络;创业选择;创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1）03-0001-17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1.00.017

收稿日期：2020-11-17;修订日期：2021-04-15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城乡劳动力转移与市民化问题”（19YJA004）。

作者简介：李国正，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韩文硕，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艾小青，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迟远英（通讯作者），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Social Networks Restructuring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Mechanism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LI  Guozheng， HAN  Wenshuo， AI  Xiaoqing， CHI  Yuan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Floating populations

faces the problem of  social network

reconstruction in their destination areas. So，  how do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network affect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hat are the paths to reconstruct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migrants？ Based on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in 2017， logit， OLS， and Possion regression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se the mechanism between social network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Eprobit and PSM methods are used to solve the endogenous problem.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ownspeople townspeople  associations，  alumni associations， and hometown chambers of commerce are important channel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 migrants in the

destination areas.

2）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network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migrants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especially to promote the migrant population to choose opportunistic entrepreneurship. The inherent logic is that participating in activities such as

townspeople townspeople

associations and hometown chambers of commerce helps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dentify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increases credit availability， and accelerates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3） Social network reconstruc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ir destination areas. Entrepreneurs who participate in

townspepople townspepople

associations， alumni associations， and hometown chambers of commerce have individual monthly incomes 10.3%， 8.6%， and 24.4% higher than those who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rresponding organization.With the increasing in the number of activities， their personal monthly income is also increasing compared with entrepreneurs who do not participate in organized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entrepreneurial possibil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mprove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from the  level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entrepreneurial-related policy leve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of the townspeople townspeople

association， alumni association， and the hometown chamber of commerce.

Keywords：floating population;social network;entrepreneurial choice;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一、引言

《人口與经济》2021年第3期

李国正，等：社会关系网络重构与流动人口创业活动

就业是民生之本，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解决就业问题[1]。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具有重大意义。创业不但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2-4]、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5]，而且还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研究发现，

在具备相关物质、精神、能力的基础上，农户普遍存在创业动机[6]，这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同样适用，外出务工经历有利于创业者积累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而促进创业。对于流动人口创业者而言，创业行为一方面有助于解决创业者自身就业、增加城市融入能力[7-10]，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加创业者收入[11-15]。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产生从根源上切断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避免了农民工、农民、市民“三元”结构的出现[16];通过驱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国家有效推动了流动人口市民化，这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经济内生性增长[17];此外，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不仅缓解了作为社会发展潜在推动力量的农民工就业难问题，而且有效开发了城镇经济潜力。因此，引导流动人口有序、合理流动，发挥其潜在的社会价值，稳步实现“创业行为和社会绩效双提升”势在必行。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18]，社会关系是资源流动的重要渠道，通过社会资本传递劳动力市场信息[19]，促进农村人口由单纯务农转向进城务工与创业，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丰富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创业者民间借贷，有效解决了其资金不足的问题;社会关系不仅有利于促进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产生，而且对其后续持续经营也产生深远影响，对于家庭经济行为，社会关系能够分担风险[20]，平滑消费[21]，促进民间或正规借贷[22-23]，增加收入[24-25]，减轻农村贫困并对缩小收入差距产生作用[26]，被认为是影响家庭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发现个体社会关系网络越为广泛越倾向进行自主创业[27]，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进行创业及自营工商业的收入有积极影响，可以通过提高该群体的私人借贷金额，为其创业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从而有助于创业的产生[25-26];同时，创业者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绩效的影响也同样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大多学者研究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28];

达尔

（Dahl）等发现当企业家选择居住最长的地方进行创业时，由于其社会关系网络更为丰富，其企业生存时间会更长、年度利润也更大[29]。

沃森（Watson）发现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30]。从国内外关于社会关系网络对创业影响的已有研究可以发现，虽然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从微观层面对流动人口群体社会关系网络与家庭创业选择及其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与普通创业者有所不同，其社会关系网络的量度相对复杂，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网络的范围更加宽泛，不仅包括亲友和邻里，还包括与配偶家庭的关系，或是以流动人口在务工地社会关系来衡量。二是，对这种“关系”的定义，不能仅仅从范围出发，更应该从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提供的帮助来考虑。

综上所述，与城镇本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相对匮乏，且“乡—城”、“城—城”之间迁移的流动人口离开了家乡后面临着与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疏离，同时也要面临新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构，那么如何拓宽可利用的流入地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创业者极为重要。因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回归分析

方法，探索流动人口流入地社会关系对其创业选择及创业绩效的影响，并尝试优化流动人口创业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方式。这一方面有助于明晰社会关系对中国流动人口创业的作用，另一方面有助于明確合理优化流动人口流入地社会关系的方式。这一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流动人口安稳致富理论体系，以及新时代弱势群体创业理论体系，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流动人口创业理论研究成果。

二、理论分析及假设

社会关系具有多方面的内涵，普特南（Putnam）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参与网络、社会信任及互惠规范，林南在关系强度理论基础上提出社会资源理论，将之界定为“在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入”[19]。概言之，人们通过工具性行动（即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参与网络（主要指与行动者相关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获得社会关系进而获取社会资源，拓展社会关系网络是获取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

社会资源效应假设（社会资源理论的三大假设之一）认为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即拥有更多资源的人，可获得或可动员更大规模的资源。对于创业者来讲，尤其是处在我国这种“关系型社会”中的流动人口创业者，当社会关系越丰富时，它可获得的支持也就越多。

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特点，其社会关系可以割裂来看，分成原始社会关系和新型社会关系，其在家乡的原始社会关系随着流出逐渐减弱，而随之增长的是其在流入务工地后的交往活动中加入新组织、建立新关系后产生的新型社会关系，理论上这是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的过程，但是实际上流动人口在人生地不熟的务工地可以建立新关系的机会有限，除工作活动外，参与老乡会、家乡商会等活动是拓展积累其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社会关系不但通过创业者自身关系网络结构影响个人创业意愿的形成与创业行为的产生，而且对企业的发展及创业绩效有着重要作用，因而本文从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影响和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这两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与探究。

1.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影响

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产生离不开其自身的知识与经历，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创业机会的识别[31]，这种识别依赖于对创业信息的获取与处理，在中国这种典型的人情关系型社会中，信息的传播依赖于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决定了信息的获取量，当社会资本越为丰富时，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广，越有利于获得创业相关的技术、政策等信息，那么识别创业机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对于流动人口来说，社会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捕捉创业机会，引发其初始创业行为的产生，其后续的信息融通能够最大限度地缓解流动人口从事自营工商业面临的“资金门槛”。由于缺乏有效抵押品和信贷担保，正规金融机构往往会对流动人口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信贷排斥，而社会关系具有缓解信息不平衡和减少机会主义的功能，为流动人口提供信贷支持[32]，解决创业所需的资金问题，流动人口的创业成功率也因此显著提升。

流动人口创业过程中，行政审批是影响创业活力的关键制度因素[33]，当拥有政治社会资本时，通过合理有效地调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不仅能为流动人口提供准确的政策信息与支持，而且有利于创业者与相关政府部门打交道，更易帮助其取得营业执照，加速行政审批的流程，有效促进创业行为的产生。

综上所述，社会关系有助于流动人口识别创业机会，缓解创业资金问题，加速相关行政审批的流程，从而有效促进其创业行为的产生，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流动人口创业者流入地社会关系对选择创业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流动人口创业者流入地社会关系对选择机会型创业有显著正向影响。

2.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创业绩效的影响

在创业研究领域，创业者自身的社会关系对绩效的影响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因为从企业的生命周期来看，初创企业的破产率较高[34]，因而流动人口在进行创业后如何能够持续经营并获得效益至关重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达到12.1%—13.4%[35]，那么社会关系究竟会怎样影响流动人口创业绩效呢？大多研究者认为自身社会网络关系对创业者影响显著，社会关系能从各个方面提升创业绩效[36-38]。对于流动人口创业者来说，社会资本不仅帮助企业获取技术和资源，提升生产能力，企业初创时的订单业务也大多来自既有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但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而且创业者对网络关系和资源的获取决定着企业的发展[39]。借助社会资本，创业者可能得以获取关键技术、资源和潜在顾客等，从而提升其个人绩效。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流动人口创业者流入地社会关系对创业生存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流动人口创业者流入地社会关系对创业发展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创业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嵌入于创业者自身的社会网络之中，因而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分析模型。

图1 社会关系影响流动人口创业选择与创业绩效的理论分析过程

三、变量说明与数据描述

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应本文研究需要，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处理，依据被访对象近期就业与收入状况，剔除了就业身份不明或缺失，且今年“五一”前一周未做过一小时以上有收入工作，近期个人收入及家庭收入缺失及低于零值的样本;同时依据被访对象的流动原因，剔除了因养老、照顾自家老人小孩以及其他等就业及创业可能性极小的样本，最终得到135090个在调查时间点处于就业创业状态的有效初始观测值。

2.变量选取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创业选择：依据数据中现有的就业身份将流动人口创业选择划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不创业”和“创业”;第二层次针对创业者，将创业类型划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

创业绩效：已有关于创业绩效的测量指标多从财务和非财务这两类指标进行衡量[40]，同时考虑到初创企业的存活问题，进而衡量其成长发展能力。但是，由于流动人口创业规模较小、财务制度不规范等原因，其财务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准确性都较低，因而，结合流动人口创业情况及数据可得性，从生存绩效和发展绩效两个方面，分别选取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来衡量流动人口的创业绩效。具体而言，衡量生存绩效中财务指标采用“您个人上个月（或上次就业）工资收入/纯收入”，非财务指标采用“您目前雇佣的领取工资的人数”;衡量发展绩效中财务指标采用“与去年同期相比，您的月收入变化情况”，非财务指标采用“近两年您雇佣人员的数量变化”。

（2）解释变量。

社会关系：由于本文关注的是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及创业绩效的作用，因此如何衡量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极为重要。流动人口面临与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疏离和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由于在流入地建立新社会关系的机会有限，老乡会/同学会/家乡商会是流动人口获取和维系社会资本的重要手段。参加这几类社会网络的成员都限定了一定的资格，其目标并非为了广泛的社会公益[41]，而是为了强化局部利益[42]。进而，本文选取是否参加老乡会/同学会/家乡商会作为社会关系

的替代變量，同时将参与活动一一相加形成一个综合指标，即用参与活动数量来综合衡量社会关系;一方面研究流动人口参与不同活动对其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的影响，另一方面以研究社会关系丰富度对创业选择及创业绩效的影响。

（3）控制变量。

为了清晰地显示社会资本的净效应，避免遗漏重要的解释变量导致实证结果出现偏误，因而对相关变量进行控制。已往研究表明，个体自身的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和绩效有重要影响，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往往可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与收入[43-44]，故而对个体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流动时间等进行控制。与此同时，由于不同行业创业的条件存在差异，因而本文参考张龙鹏等

的做法[33]对行业进行控制，依据不同行业的创业率将原始数据中涉及的34个行业划分为五大类原始数据涉及34个行业，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将34个行业划分为5大类：工业（采矿，制造，电煤水热生产供应，食品加工，纺织服装，木材家具，印刷文体办公娱乐用品，化学制品加工，医药制造，专业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及制造，计算机及通讯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其他制造业）;建筑业（建筑）;生活性服务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文体和娱乐，卫生，社会工作）;生产性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科研和技术服务）;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农林牧渔）。：工业，建筑业，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

3.描述性统计

基于筛洗后的135090个有效观测值，对总样本和不同就业类型的分样本中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1），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流动人口就业者中60.3%为受雇者，39.7%为创业者，而创业者的创业形式主要以生存型创业（自营劳动者的自我雇佣）为主，占比为85.5%，机会型创业（雇主）为辅，占比为14.5%。不同就业类型的流动人口月收入也有显著差距，创业者平均月收入高于受雇者820.62元，创业类型为机会型创业的流动人口平均月收入高于生存型创业4051.66元，可见虽然创业者的收入相对高于受雇者，但机会型创业者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就业类型。

第二，从流入地社会关系来看，流动人口创业者参加老乡会和家乡商会活动的概率高于未创业者，而创业者中，进行机会型创业的流动人口参加老乡会、同学会和家乡商会的概率均高于生存型创业者，可见参与这些活动有利于流动人口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积累社会资本，从而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且更大概率拥有更好的创业机会，进行机会型创业。但是，不同于参加老乡会和家乡商会，未进行创业活动的流动人口参加同学会的概率高于创业者，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同学会具有文化程度这一门槛限制，结合人力资本来看，男性、已婚、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户籍为农村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创业，这是由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工正规受雇的可能性，但又面临着养家糊口的责任，因此在就业类型上更为倾向创业，创业选择上更倾向于生存型创业，因而相比未进行创业的流动人口，创业者上学时间可能更少，因而参与同学会的概率也就低于未创业者。

第三，从行业来看，大多创业者所选择的行业为生活性服务业，即选择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的居多，由于不同行业创业条件存在差异性，流动人口创业者由于自身条件受限，更多地选择在资金壁垒小、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行业进行创业。

四、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作用机理

本文借助Stata 15.0软件，对理论模型和假设进行检验，首先考察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影响，依据就业身份将流动人口创业选择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考察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是否创业的影响，第二层次以创业者为分样本，将创业类型细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以考察社会关系对创业类型的影响。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流动人口创业选择，是否创业与创业类型均符合二值选择模型的特征要求，同时由于解释变量社会关系均非连续变量，因此本文选用logit模型考察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影响。具体回归方程如下：

Y=β0+β1X+β2Xi+εi（1）

其中，创业选择均是二值虚拟变量，分别进行回归，若流动人口从事创业活动，则Y=1，否则为0;若流动人口从事机会型创业，则Y=1，若从事生存型创业，则Y=0;i表示流动人口，X表示社会关系的代理变量，Xi表示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εi为残差项。由于此回归中的解释变量均为虚拟变量，只能变化一个单位（从0变为1），因而结果汇报几率比而非系数，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1.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创业与否选择的影响

模型（1）—（3）为在控制个体特征变量及行业后，将未进行创业的流动人口作为参照组，探究参加老乡会、同学会和家乡商会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程度，回归结果显示，参加老乡会的流动人口创业的几率高出未参加此活动者16.7%，参加家乡商会的流动人口创业的几率比为未参加者的1.004倍，但是参加同学会的流动人口反而未提高创业几率，这可能与流动人口的学历普遍偏低有关。模型（4）进一步考察参加活动数量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结果显示，随着参加组织数量的提升，流动人口创业的几率比也在随之增高，即社会关系为流动人口进行创业提供了有力保障，社会关系越为丰富，创业的几率就越高，因而假设H1流动人口创业者社会关系对选择创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得以证明。

2.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创业类型选择的影响

模型（5）—（7）报告了参加老乡会等社会关系对流动创业类型选择的回归结果，将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流动人口作为参照组，就创业者参与活动而言，参加老乡会、同学会和家乡商会的流动人口相比未参加者来说，选择机会型创业的几率比高出25.8%、35.1%和75.2%，即是否参加这些活动对流动人口的创业选择有显著影响，参加活动的流动人口相比未参加者更倾向于选择機会型创业。模型（8）报告了控制个体特征变量和行业后，参加活动数量对流动人口创业类型选择的影响程度，前面得出参加活动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机会型创业，进一步研究发现，参加活动数量对流动人口创业类型选择有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参加1、2、3个组织时，选择机会型创业的几率比分别高出参加0个组织的流动人口创业者15.9%、46.3%和88.6%，表明参加组织量越多，选择机会型创业的几率越高。

模型（1）—（8）除报告社会关系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外，同时报告了人力资本和所在行业等控制变量对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影响。除年龄外，其他控制变量均对流动人口创业与否选择影响显著，所有控制变量均对创业类型选择影响显著。具体而言，流动人口中男性/已婚/农业户口创业且选择机会型创业的几率均高于女性/未婚/城镇户口;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均为显著负向影响，表明流动人口创业者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从流动人口全样本所在行业来看，以工业为参照组，在建筑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创业的几率比低于工业，而在生活性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创业几率均高于工业，且流动人口在生活性服务业创业的几率最高;进一步看分样本创业者中，除建筑业相比工业选择机会型创业的几率不显著外，其余行业相比工业选择机会型创业的几率均低于工业，换言之，除工业、建筑业外，流动人口在其余行业创业选择生存型创业的几率较高。

3.内生性处理：扩展回归模型（ERM模型）

流动人口创业是自选择的过程，其社会关系可能受到个人特征、经济条件以及流动特征以及较多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又与其是否创业相关，因此产生的遗漏变量问题可能会造成内生性，从而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为解决内生性问题，选择通过第一次流动是否与同乡一起，作为是否参加老乡会、同学会、与家乡商会的工具变量进行研究，但由于传统的工具变量法只适用于内生变量为连续型变量的情况，因而采用扩展回归模型（ERM）法消除内生性，ERM模型能同时处理内生变量为连续型和离散型两类情况，是国际较为前沿的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方法。由于创业选择为二值变量，因而选择eprobit进行回归，主回归通过Probit模型，将是否创业和创业类型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内生变量回归通过Probit模型是以流入地社会关系为因变量，自变量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对于内生性检验，eprobit采用误差项相关系数进行检验，当误差项相关系数显著时存在内生性，结果如表3所示。

误差相关系数均显著，表明流入地社会关系存在内生性，内生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存在显著相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内生性处理后，主回归结果显示参加老乡会、同学会、家乡商会显著正向影响创业选择，即流入地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进行创业，并选择机会型创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流动人口参与老乡会、家乡商会的结果对其创业选择的结果较为稳健。研究假说H1、H1a得到验证。

五、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创业绩效的作用机理

1.社会关系对创业生存绩效的影响

为考察社会关系对创业生存绩效的影响，我们设定如下方程进行检验：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 βsocial capitali +θXi +λv +εi （2）

其中，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是创业绩效，social capital是社会关系，Xi为创业者个人特征变量。如前面论及的，雇佣人数和个人月收入共同反映了企业的创业生存绩效，因而研究使用这两者作为被解释变量。当被解释变量为雇佣人数时，由于变量取值为非负整数，属于计数型变量，因而使用Poisson回归进行估计;当被解释变量是个人月收入的对数时，使用OLS回归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采用流动人口创业者在流入地社会关系对雇佣人数进行泊松回归，结果显示老乡会、同学会和家乡商会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创业者社会关系显著正向影响雇佣人数。通过计算得到社会关系变量的IRR（ Incidence Rate Ratio）分别为1.3547、1.5989和2.9439，意味着在给定其他变量情况下，参加老乡会、同学会、家乡商会的流动人口创业时所雇佣的人数分别是不参加者的1.4倍、1.6倍和2.9倍，表明参加家乡商会的创业者对企业雇佣人数的影响程度高于参加同学会和老乡会。同时以未参加任何组织的创业者作为对照，计算参加1、2、3个组织的IRR分别为1.2609、1.5514、3.6238，随着创业者所参加组织数量的提升，其IRR也随之提升，这说明社会关系与雇佣人数显著正相关，且参加组织数量相对较多的创业者，社会关系也相对更为丰富。

采用流动人口创业者在流入地社会关系对个人月收入对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社会关系变量的系数估计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显示参加老乡会、同学会和家乡商会的流动人口创业者相比于不参加对应组织的创业者，其个人月收入高出10.3%、8.6%和24.4%;同时随着参加组织数量的提升，其个人月收入高出不参加组织创业者7.2%、12.8%、31.4%，也在随之提升，表明参加组织对个人月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社会关系与雇佣人数及个人月收入均显著正相关，表明社会关系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创业雇佣人数与收入，其流入地社会关系对创业生存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说H2得以验证。

2.社会关系对创业发展绩效的影响

考察社会关系对创业发展绩效的影响时，由于被解释变量是雇佣人数变化和收入变化，均符合二值选择模型的特征要求，因此本文选用logit模型考察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创业生存绩效的影响。具体回归方程如下：

Y=β0+β1X+β2Xi+εi（3）

其中，雇佣人数变化和收入变化均是二值虚拟变量，分别进行回归，若与去年同期相比，您的月收入变化情况增加，则Y=1，否则为0;若近两年您雇佣人员的数量变化增加，则Y=1，否则为0。若i表示流动人口，X表示流入地社会关系的代理变量，Xi表示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εi为残差项。由于此回归中的解释变量均为虚拟变量，为易于解释回归结果，汇报几率比如表5所示。

表5显示，流动人口参加家乡商会显著正向影响创业者的雇佣人数变化与收入变化，参加同学会与家乡商会对收入变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参加老乡会与同学会对雇佣人数变化影响不显著，证实了参与家乡商会对创业发展绩效具有积极影响，而老乡会与同学会相对来说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参加组织数量的提升，当参加3个组织时，流入地社会关系与流动人口创业发展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流入地社会关系的确有助于流动人口创业雇佣人数与收入的增加，即流入地社会关系对流动人口创业发展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说H2a得以验证。

3.内生性处理：倾向得分匹配（PSM）

为解决流入地社会关系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 PSM 模型对社会关系正向影响创业绩效这一结论进行检验。分别设置流动人口参与老乡会、同学会、家乡商会的处理组和不参与的对照组，然后依据匹配前后两组样本分别估计参与三种活动对创业绩效（创业者收入）的影响。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LogYn=α+β1Wi+β2jCij+ε（4）

其中，以流动人口创业者收入的自然对数LogYn为结果变量（n=1，2，…，7）;以流动人口个体i有无参与老乡会、同学会、家乡商会为处理变量Wi（参与=1，未参与=0）;其他协变量为Cij，包括个体i的个人特征、行业特征等方面内容（j=1，2，3…）。其中，系数β1反映了流动人口创业者参与老乡会对其收入的影响，系数β2则表示各协变量系数，ε为误差扰动项。

匹配结果如表6所示，从结果来看，三种匹配法测算出来的ATT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即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流入地社会关系有助于提升其创业绩效，表明实证结果较为稳健;同时三种匹配前后参与活动差异的结果也进一步表明，参与家乡商会的作用高于老乡会，参与老乡会的作用高于同学会，总的来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重构社会关系网络时，这三项活动均能有效提升其创业绩效，而其中家乡商会所起到的作用最为显著。

六、进一步讨论：制度化进程中的社会资本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劳动力是同质的，可以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自由流动，互相代替。但是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因素仍然在阻碍着劳动者的合理流动，比如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体制内与体制外分割、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分割、所有制分割、城乡分割、区域分割等体制性障碍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同时不同的职业对劳动者素质要求也不同，劳动力很难在不同职业间自由流动，从而产生了劳动力市场职业层面的分割。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本应通过市场机制流动的资源，却更依赖于社会资本进行信息与资源的传递，社会关系在流动人口创业过程中发挥着显著影响。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一现象的存在是由于中国处在制度化建设还尚未十分健全的状况下，为了弥补了市场机制的不足，“人情社会”这一中国的社会基础发挥了作用，社会资本以一种非正式制度作为与市场机制并存的资源流动渠道。

一方面，以往在户籍、教育、经济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等制度中，存在许多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性政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制度性分割，对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流动人口获取资源非常不利，而社会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的补充与促进，提高了流动人口动员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可能性，当流动人口拥有较为丰富的社会关系时，更易进入较为发达的劳动力市场，从而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准入门槛和通过市场机制搜寻所花费的成本;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创业时通过市场机制获取资金时，可能面临没有有效的资金募集渠道的困难，这限制了创业的可能性，但社会关系通过民间借贷这一途径，间接地影响流动人口的资金往来，帮助流动人口获得更广泛的信贷网络，实现雇佣或自我雇佣。

流动人口进入务工地后，面临着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从家乡原始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逐渐重构为在流入地的具有工具性目的的新型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在不健全的制度化建设（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下，通过扭曲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差距，产生更多社会与经济问题，因而推动制度化建设，加速健全制度基础极为必要。为了让社会资本发挥积极作用，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建立开放程度较高、有利于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就必须消除相关体制障礙，因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实施：第一，大力提高流动人口的组织化程度，鼓励流动人口参与各类社会组织活动，主要以推进和创新流动人口群体组织的建设及运行机制，激发流动人口组织的活力，避免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社会资本差距过大，同时促进整个群体的社会资本积累。第二，提供职业学习和培训活动，提高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同时为激励流动人口进行自主创业，政府可增加流动人口创业的专项资金，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为流动人口群体设立或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为流动人口创业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七、社会关系网络重构优化策略

流动人口因其自身资源禀赋较低以及社会行动能力较弱，社会适应性较差，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冲击，为了解决这一现实问题，优化重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有效可利用的流入地社会关系则极为重要。优化社会关系网络重构不仅有利于促进流动人口进行创业，同时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后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可以有效提高流动人口创业绩效。

那么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如何更为有效地重构社会关系网络，识别创业机会，提高创业绩效呢？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老乡会、家乡商会的流动人口创业的几率以及创业绩效远高于未参与者，小幅高于参与同学会者，随着参加的活动量的提升，创业绩效也显著提升。作为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的三种有效活动，家乡商会的作用大于老乡会，老乡会的作用大于同学会。从低到高来看，首先参与同学会对创业作用较小，一方面，流动人口成长过程中可能存在教育资源不足，学历普遍偏低相关，导致参与同学会较少或者同学会并未较为有效地提供创业资源;另一方面，同学会作为一种延续以往社会网络的存在，可能并不能有效拓宽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后的社会关系网络。其次，参与老乡会的对流动人口进行创业，并选择机会型创业，提高创业绩效作用较为显著，从微观层面的熟人社会论来说，老乡会是作为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后较为信任、具有归属感与身份认同的一个存在，不仅有利于提供创业相关信息，提高其对创业机会的识别，而且提供初始资源（首份订单、关键技术等）的可能性也较大。最后，家乡商会这一组织是具有外延性的一种存在，家乡商会中个体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异质性能够有效为参与者提供大量信息，而信息中蕴含的创业机会与资源可以在商会内部有效传递，不仅有利于拓宽创业机会的识别范围，而且商会作为一个聚集创业群体的存在，有益于参与者对成功的经营理念与模式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

基于以上分析，为优化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的过程，提高流动人口创业可能性，提升创业绩效，本文从流动人口个人层面、创业相关政策层面以及老乡会、同学会、家乡商会这些组织层面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流动人口创业者应加强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的意识，投入足够的时间成本，有计划性地积极参与组织活动，提高自身资源整合能力进而有效优化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拓宽获取信息和人脉的渠道，更好地识别创业机会与发展潜在顾客。第二，流动人口创业者与其他创业群体相比存在较多劣势这一事实不可忽视，因而政府在面对流动人口创业者时，应针对性地设置一些扶持政策、提供创业学习以及相关的培训活动去支持流动人口创业。第三，老乡会、同学会、家乡商会这些组织作为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后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平台，对流动人口选择创业，提高创业绩效的作用不可忽视;老乡会与同学会这两个平台有效降低了流动人口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的交往成本，应尽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互动，从而扩大社会资本容量[45];而家乡商会作为一个有利于构建创业团队，整合创业资源的平台，应合理设置治理结构，有效发挥桥梁纽带功能，使参与成员之间互相联合、资金互助等，建立合理的沟通渠道，为成员提供信息、资源以及保障，优化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促进流动人口进行创业，提高进行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并提升创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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