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祛群体化到内卷化：分散后靠水库移民贫困的社会逻辑
罗永仕
关键词：分散后靠移民;祛群体化;内卷化;社会逻辑;生计转换
摘 要：分散后靠水库移民的产生表面上是移民“乡土难离”与“脱离社会”的主观诉求，实则为社会分层与排斥的客观结果。分散后靠的“祛群体性”不仅导致移民社会生活的原子化与边缘化，生计空间的拓展受到限制，而且社会规制力量也随之减弱。移民在传统惯习的影响下逐渐形成自我依赖与环境依赖的生活方式。在社会排斥与自我孤立的闭环中，分散后靠水库移民的生计逐渐内卷化并最终陷入貧困。要应对分散后靠水库移民的贫困问题，政府需要重构“官-民”关系，以此为基础创设利于移民生计转换的条件。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1）03-0094-09
From De-Collectivity to Involution：
Social Logic of the Dispersed Backward-Settled Relocations Poverty
LUO Yong-shi （Department of Low and Sociology，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Nanning 530001，China）
Key words：dispersed backward-settled relocations;de-collectivity;involution;social logic;livelihood transform
Abstract：Dispersed backward-settled seems to be an outcome of relocations subjective demand which is superficial due to “the homesickness” and “isolation from society”，but in fact，it is a result of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exclusion. “De-collectivity” character of the decentralized residence means relocations social lives become atomized and marginalized. The power of social regulation also weakens and immigrants gradually form a self-dependent and environment-dependent lifesty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habits. In the closed loop of social exclusion and self-isolation，dispersed backward-settled relocations gradually fall into involution and finally tumble into poverty. In order to eradicate their pover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relocations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Only on this basis can we create conditions in which the relocations can transform their livelihood.
一、引 言
新中国建立之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得到了巨大发展，水库移民的数量也随之快速增长。作为一个非自愿性搬迁的群体，水库移民与政府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复杂。“以土为本”和“农业为主”的社会发展现实决定了他们多以后靠安置为主。土地、环境容量与后靠移民的生计密切相关，[1][2]而耕地结构、空间分布及坡度等条件会影响到后靠移民的生计发展。[3]土地与环境容量的限制迫使移民转变生计模式，而生态农业是后靠移民区域产业化发展的主要路径。[4]然而，由于普遍存在“外部资金的机械注入”和“特色缺失”问题，早期的库区产业发展滞缓。[5][6]在部分人地矛盾突出、移民就业压力大、移民文化水平偏低、移民环保行为滞后于环保意识的库区，[7]发展库区旅游业成为解决后靠移民生计的可能路径。[8][9]
国家的水库移民政策保障了移民的基本福利，但后靠瓦解了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使其生计遭受损害。郭程、汪洋针对三峡库区（重庆）后靠移民和外迁至山东的移民问卷调查显示，外迁至山东的移民与就地后靠移民相比，前者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也较高。[10]类似的研究也表明，在不同安置模式下移民生计发展质量存在较大差别。[11]虽然后靠移民生计资本总量略高于外迁移民，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资本，但自然资本可能受损，存量较低。[12]与原住民的生计资本特征相比较，后靠移民的生存空间狭小，可资利用的资源窘迫，权利难以伸张。[13]不仅如此，水库移民在后靠安置中还面临着生活风险、经济风险和环保风险等问题，包括形成顾虑、依赖、焦虑与恐惧等不良社会心理的风险。[14][15]
学界从自然资源和社会制度视角对集体后靠安置水库移民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缺乏对分散后靠水库移民的研究。无论是出于精准扶贫攻坚“一个都不能落下”的要求，还是常规社会治理的需要，分散后靠水库移民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从社会逻辑维度厘清分散后靠水库移民的贫困问题有利于提升扶贫攻坚效果，以及提升库区移民社会治理质量。本文拟从社会逻辑视角梳理分散后靠水库移民的产生过程，分析该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根源，进而探究解除移民困境的路径。
二、分散后靠水库移民的产生
在“留”或“走”的抉择上，土地资源、区位条件与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移民选择安置区的主要变量。[16]在环境容量与资源允许的前提下，就地后靠安置避免了外迁时惊心动魄的背井离乡运动，降低了社会动荡的风险。在就地后靠的过程中，部分移民选择了分散安置。本文所谓“分散”泛指三类移民：一是泛指少数由同一原住地搬迁到政府规划的集中安置点以外而自行安置的移民;二是指在搬迁之后仍保持原先分散居住状态的移民;三是指移民前的大村落在搬迁过程中拆分为二三个以上的更小村落。分散后靠水库移民大多散布于偏远的农村山野，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他性，既是移民基于乡土情结的自我选择的结果，也是农村社会固化与排斥的结果。
（一）乡土难离：移民就地后靠的共同基础
中国农村社会一直以来都保持着传统的文化观念——“落叶归根”，乡土意识强烈。费孝通曾指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不流动的。[17]5这种乡土性是长期以来人地关系导致的结果。乡土社会缺少流动性的时间越久，其稳定性就越强，最终形成一个大家都固守的“生于斯死于斯”的封闭空间。在这个高度内卷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虽受制于既有的社会关系，却也借此获得支持。因为世代生存于特定的村落熟人社会中，人就有“生前身后名”的问题，“我”这一生“人”做得如何还影响到熟人社会对我的祖辈和子孙的评价，“我们”共享“我”的做人成果。[18]另一方面，高度封闭的生存空间也蚕食掉人们求变的意识。虽然农村社会正经历着急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逐渐理性化与多元化，但人们对故土的依恋情结仍然强烈。在农村社会中，老人的“旨意”仍左右着家庭乃至社区的大小诸事，其“生于斯长于斯”的观念影响着整个家庭对乡土的眷恋。
移民选择就地后靠的安置方式，除了情感上对乡土的依恋外，也因为他们对原有生活方式的依赖。以全国第三大水电站龙滩水电站为例，库区内贵州省移民为4.71万人，就地后靠约占87.6%;广西壮族自治区移民3.34万人，就地后靠约占83.8%。其中，广西天峨县移民2.9035万人，就地后靠为2.7874万人，外迁1 161人。在自然经济的影响下，我国农村的社会生活方式相对单一，人们缺乏进行生产交换的意愿与动力，极易导致生活的经验化倾向。在面对社会变迁时，长期的自我依靠使得移民缺乏改变的信心。移民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熟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脱离乡土的新生活感到忧虑。尤其是在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不足且服务地方社会意愿不强的情况下，移民更担心政府会当“甩手掌柜”，从而难以应对生活方式变化的风险。因此，移民更倾向于就近安置，以环境的熟悉感来减轻他們的焦虑。无论是集中后靠移民，还是分散后靠移民，乡土依赖是其共同的基础。
（二）“脱离”：社会排斥所致的诉求
“根”是中国人普遍的心理诉求，为避免因异地安置所致的社会适应不良（社会融入问题）以及获得“根感”是移民选择就地后靠的原因。[19]但对于部分分散后靠移民而言，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寻求脱离社会群体的机会，退出原来的社会关系;在无法或不情愿外迁的情况下，这些移民选择了分散后靠。
笔者随机对L库区的56户分散后靠移民访谈发现，在原居住地共同生活时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是他们选择分散后靠的重要原因。1如前所述，农村社会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空间，熟人社会强有力地维系了人们的协调与合作行动，但同时也导致僵化的后果。对人情与面子的过度重视有时会阻碍人们的理性认知与行为。当交往双方出现矛盾或冲突时，“面子”成为阻碍人际关系调适的藩篱。这种出于“面子”的和气一团并非真正的铁板一块。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决定了人们的自身利益至上观念。一旦利益冲突刺破乡土人情的纽带，双方往往成为永远解不开的“死对头”，甚至历经几代人都难以消除，形成所谓的“世仇”。在农村社会的封闭空间里，冲突双方更容易遭遇到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窘境，从而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以“眼不见心不烦”的形式退出，脱离原有的社会空间。
调查还发现，分散后靠移民在搬迁之前的经济状况总体上也不如其他类型的移民，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质量也更低。质言之，他们在搬迁之前普遍处于社区的底层。可以认为，分散后靠移民的贫困人口比例与贫困程度要高于其他类型的移民，这既是他们选择分散后靠安置的原因，也是社会分层的结果。长期处于社会底层是“没面子”的事情，却又无力改变处境或摆脱这种社会关系的束缚。因此，在移民过程中分散后靠就成为他们摆脱这个社会空间与网络的选择。
（三）“不信任”：移民对地方政府的态度
信任作为一种心理活动的产物，是建基于现实社会互动的体验。比之于个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政府是否被信任则更加复杂，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我们必须对政府机构的可信任度作出说明;第二，我们必须对公民关于这种可信任度可能拥有的知识作出说明。[20]在这两个说明中，核心问题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向个人与团体或个人与制度的关系的转换。传统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和关系取向的社会，区域性的传统文化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最重要力量，政府则被视为外来的补充。农村（尤其是民族地区）的社会逻辑与现代政府的运行逻辑不同，他们缺乏理性认知政府的基本动力与能力。其传统伦理也不可能给予政府充分信任。“过好我的生活”是他们的普遍诉求，而这种“生活”多受制于族群的传统。分散后靠移民的产生部分地与对政府的不信任相关，即不相信地方政府有为民谋利的意愿与能力。卢曼指出，缺乏资源可能使人对其他人充满疑心。因为别人失信可能会导致自己的灾难性后果，“灾难线”（disaster threshold）的高低与具体人所拥有的资源多寡有关。一般而言，一个人掌握的资源越少，其“灾难线”越低，相对易损性越高，他越不愿意冒险信任别人。[21]分散后靠移民主要靠近自己占有的土地居住，并且能够自主、便捷地获得生活用水。2这表明，由于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更倾向于自我依靠地“守住”这些为数不多的资源而不会轻易舍弃。
罗素·哈丁认为，信任是一种包覆利益（encapsulated-interest）的关系。如果政府官员及其机构想要获得信任，他们必须从不辜负其被赋予的信任中获得利益，就如同我能从不辜负家人、朋友、同事以及邻居（我预期着与他们有着长期的交往）赋予我的信任中获得利益一样。[20]然而，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政府的影响力长期缺场，村民没有与政府建构起普遍的信任关系。信任认识发生论认为，人们的信任度都是从自身以往的经验里学习来的。移民对政府的不信任还根源于他们与政府前期互动的不愉快体验。分散后靠移民在搬迁之前多处于社会生活的底层，而地方政府对其生活的保障与改善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因此，在搬迁的过程中移民同样认为政府不可能帮助他们谋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守住“家底”的意愿也就更加强烈。
通过与移民的访谈得知，部分移民的分散后靠其实是在打“小算盘”。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与对自己所掌握的有限资源的依赖，他们先选择分散后靠的安置方式，在此基础上观察集中安置点的发展状况，伺机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集中安置点的发展状况较好，分散后靠移民就会设法迁入集中安置点，反之则留在自主选择的安置点。分散后靠搬迁户主张某在接受访谈时说道：“我现在先在我开垦的土地上自己住，先看看几年，如果村上（集中安置点）条件的确好了，我再想办法搬进去。如果用水什么的有问题，那我在这里还方便多了。”走访还发现，原先选择分散后靠安置而后又迁入集体安置点的移民并非个案。
三、“祛群体性”：分散后靠移民“不适应”的根源
外迁水库移民因生产体系、社会网络与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断裂而表现出明显的被动性，面临着社会适应与生产适应的问题。[22][23]特别是在初始阶段的适应期内，移民在融入新社會的过程中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与压力。但从较长时间来看，如果将“适应”理解为能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来实现自我发展的能力表现，分散后靠移民的不适应问题尤为突出，即面临着因发展机会缺失而导致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
（一）“群体”消解的自我孤立
移民搬迁破坏了原有的生产体系，新的环境可能致使他们的生产技能难以适应，乡村原有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网被削弱，家族群体被分散，文化特征、传统势力及潜在的互相帮助作用被减弱等等。[24]18不同的搬迁安置方式所带来的耗损并不相同。外迁安置主要以成建制的方式进行，1和就地集中安置一样，移民仍保持部分原有的社会关系并维持相似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模式，其社会支持系统相对完整。与此不同，分散后靠意味着原来社会网络的瓦解，其“群体”性的弱化减少了移民共享社会公共资源的机会。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伦理与熟人关系取向的文化传统是维系人们开展社会互动的最重要力量，而分散后靠弱化了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最终使他们失去了社会互动的动力。在共享社会公共资源机会不断减少的背景下，移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愿逐渐减弱，其自我孤立与行为固化的倾向也就越发明显。
人们对新生活的适应，通常从日常生活领域开始，然后是生产劳动、经济发展，最后是包括主观感受、心理融合、社区认同在内的“我群感”“归属感”的建立。[19]在分散后靠的情况下，“我群感”与“归属感”认知的混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凸显，成为困扰移民的主要问题，甚至引起他们的无助感与挫败感。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依然是村民唯一所熟悉、并加以利用的关系，[25]但分散后靠使得地缘关系名存实亡，可维系的亲缘关系也被不断压缩，移民维持或拓展其生计空间的社会支持系统不断减弱。笔者走访L库区的56户（2 604人）分散后靠移民当中，约1/3的人认为自己在一年当中与他人（非本户人口）进行闲暇交流的次数不超过20次，约1/7的人认为不超过10次，且年龄与闲暇交流的次数成反比，年长者更意愿把时间花费在日常的生产劳动中。在政府社会影响力相对薄弱的农村社会中，“新乡绅”[26]往往具有很大的话语权与社会影响力，多数社会事务的解决主要由这些乡绅发起与推动。虽然农村社会群体的形成不一定都与乡绅有关，但群体的地位与影响力必然与后者相关。与“新乡绅”关系紧密的群体往往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分散后靠移民却缺少这一重要的社会支持。
“祛群体性”还导致分散后靠移民的社会认知模糊，从而倾向于固守原有生活模式。外迁或集中安置移民在面对一个全新环境时，文化、习俗、生产方式等差异性都是他们要面对的挑战。但在经历过早期的社会适应之后，他们在后续的发展中反而具有后发优势。有研究发现，转非群体在城市职场上具有相对优势，即经历过农转非的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享有更充分的发展机会。[27]Kao &Tienda、Hao & Woo 等针对国际移民女子后续发展竞争力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一方面，这些父母强烈的成功动机和信念可以传导给孩子，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学习;另一方面，他们对孩子学习成绩的期望值更高，在督促孩子的学习上也更加不遗余力。这些使得移民子女在输入国学校的表现相对非移民子女来说更加成功，形成了移民子女的优势。[27]由于缺少社会比较机制，分散后靠移民在搬迁之后的自我调整的意愿与能力都不如其他类型的移民，从而导致他们的发展状况整体上滞后于外迁或集中安置移民。
（二）“散居”所致的地方政府支持不足
在整个水库移民过程中，集中安置都经过政府的充分规划与组织实施，移民与政府在行为的指向性方面有着更好的契合基础，因此集中安置点的后续发展更易于被政府关注。另外，集中安置保持了移民文化的同一性，容易形成一个整体，从而能够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其相关问题也更容易引起地方社会与政府的关注。诚如社会建构论所言，问题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不仅取决于问题本身的真确性，更取决于这一“问题”是否影响大多数人且被多数人所关注。与之相反，分散后靠移民原子化的生活状态使问题无法聚焦，难以形成社会影响，容易被社会与政府所忽略。分散后靠移民得到的支持不足既是地方政府主观选择性行为的结果，也是客观因素限制的结果。主观上，移民的分散后靠选择与政府的搬迁规划与组织不一致，给后者甩手不管的行为提供了心理与行政选择基础。客观上，“小政府、大社会”迫使政府优先解决那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问题，难以顾及分散后靠移民。
政府支持不足导致分散后靠水库移民更难以适应环境。个体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行为主体的经验与环境变化的程度。环境的变化又可分为人为的环境变化和环境本身的自我演变。分散后靠水库移民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人为的环境变化。水库建设导致的环境变化往往会把“人为”的特性传导到那些受环境变化影响的群体当中，这种属性也意味着改变环境的人需要担负环境改变的后果，即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由于移民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制约，分散后靠水库移民难以从政府那里得到足够的支持，更加难以适应环境的急剧变化。在失去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的情况下，政府支持的缺失使得分散后靠水库移民所拥有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空间小于其他类型的移民，其发展能力与机会都受到明显限制。
（三）“边缘化”：生产与生活成本增加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不仅决定了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也决定了人们的发展空间。部分移民之所以选择了分散后靠，是因为他们认为远离社会群体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然环境优势。在林地改革前的农村社会中，“谁耕种，谁享有”和“屋权”（对房屋周边拥有实际的支配权）是约定俗成的，移民认为居住在那些“地广人稀”的地段便于他们占有更多的自然资源。事实上，《土地法》和《民法通则》等所规定的“集体所有”存在着主体的模糊性，客观上也刺激了移民试图占领更多土地的行为。我国规定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主要是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而前两者实际已经名存实亡，村民小组成为利用集体土地的主体。[28]所有权主体的虚位造成“人人有份、人人无份”“谁都应负责，但谁都不负责”的状况，[29]在“地广人稀”的情况下，分散后靠移民的确能够更多地利用集体土地。
林地改革之后，国家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更为清晰，农民对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意识也更强。分散后靠移民对其周边林地的开发与利用受到限制，远离社会群体的独居选择并没有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生产空间。相反地，由于脱离了社会群体，他们的基础条件普遍较差，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生产与生活。道路交通不畅、水电供给不正常、基本生产设施不全等问题突出，子女上学也是一大困扰。即便是那些在林地改革之前积极开发而拥有丰富土地资源的分散后靠移民，也因为交通条件的制约而无法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路况差或道路不通增加了生产开发的时间成本与交易成本，从而导致土地资源的市场价值不高，无法转化为移民的生计资本。更糟糕的是，“独居”使得基础设施差的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这一状况反过来导致了他们的无奈与悲观。
四、内卷化：分散后靠移民“祛群体化”的后果
“内卷化”原意为“转或卷起来”。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分析印度尼西亚爪哇人的农业生产状态时提出了“农业内卷化”概念，认为“内卷化”意指系统在外部扩张条件受到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30]就分散后靠水库移民而言，偏于一隅的居住状态使其缺乏与外界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生产与生活日益依赖于自我决策，最终逐渐固化。
（一）分散后靠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内卷化
少数民族地区水库移民的社会资本同质性强，从而导致其人力资本短缺。[31]“祛群体化”暴露了分散后靠移民的人力资本短缺问题，而农村社会的过疏化使移民的社会资本缺失更甚。过疏化使得乡村不存在足以支撑政府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所必需的人口密度，发自政府的公共服务无法下沉，而来自市场的服务也无法在村落中展开，加之老龄化和村落熟人社会的消解，乡村社会面临空前的危机和困局。[32]从政府方面来看，压力型体制刺激了农村基层政府追求社会影响的冲动，人口相对密集的社区也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首选。显而易见，集中安置点更容易获得地方基层政府的青睐，从而基本的生产条件与基礎设施相对完善;分散后靠移民则缺少迅速聚焦社会影响的条件，受到重视的程度自然不如前者。因而，后者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匮乏，缺少持续发展生计所需的外部保障。
政府支持不足还可能导致移民生计资本的“不可通约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和信仰传承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样态。这种差异性可能会造成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群体的脱节、甚至隔绝，从而沦为社会的边缘群体。[33]民族传统文化往往行塑了强关系的人际互动，使得移民的生计策略缺少互补性。悖谬的是，由于分散后靠移民生计策略的选择主要受制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与自身惯习，各自的生计策略又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生计资本与生计空间的可融性与互补性较弱，即明显的不可通约性。其结果是，当面临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的双重限制时，移民的生计策略难以转换，从而导致生产的每况愈下。
高脆弱性是贫困的基本特征之一。以钱伯斯（Robert Chambers）的脆弱性“外部-内部”分析框架来看，社会关系隔断以及不完善的制度加大了分散后靠移民外部冲击的风险。当面临各种压力与冲击时，他们应对损失的能力变得更弱了。汉尼格（Henninger）、利普顿（Lipton）和德根（Dercon）等人的脆弱性分析框架都把公共物品的可及性视为贫困的风险因素，这方面的缺失限制了分散后靠移民的发展能力，致使他们面临陷入贫困的风险。“暴露、能力和后果”三维框架也表明，分散的居住状态使得移民的集体行动变得遥不可及，个人直接暴露在外部冲击之下，环境影响也变得更加不确定;公共服务与设施的缺失弱化了移民应对风险的能力。[34]在风险暴露和应对能力的双重作用下，分散后靠移民的生计资本变得更加脆弱，进而降低他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与意愿。
（二）参与集体经济不足所致的生计模式内卷化
除了早期部分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因特殊历史原因没有获得相关保障外，近期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普遍享受到政策的福祉。库区后期扶持政策也日渐完善，移民的发展得到更为充分的保障。但是，比之于集中安置与成建制外迁移民，分散后靠移民从后期扶持政策获益更少。
水库移民的后期扶持（除直补部分外）多数是以项目制和产业化的方式进行。这就意味着后期扶持政策无形中偏向集中安置移民，更何况“项目制”还存在“精英俘获”的偏差问题。在城镇化“吸出效应”的作用下，集中安置移民点的集体经济因受到空心化的影响而日渐萎缩。村庄内部的合作经济是库区移民发展生计的重要形式。农民合作社是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抵御市场风险，实现反脆弱性发展的重要载体。[35]无论是产业化的开发扶持，还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扶持，“集体”的优势明显，即村庄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从而具有更好的发展基础与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库区移民社区内部的经济合作多数是自发行为，合作的基础主要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而非契约，1相互间的熟悉程度决定了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分散后靠移民与主体社会相互隔离的生活状态与这种对熟悉的人际关系的要求相悖，不利于他们寻求与他人合作。
参与集体经济或合作经济不足限制了分散后靠移民对后期扶持政策的充分利用，生计发展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资本转换路径是移民群体发展的关键，移民的贫困主要是因为生计交换子系统脆弱性与生计断裂共存，以致移民群体资本转换路径受阻。[36]就生计资本而言，社会关系断裂消解了分散后靠移民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的匮乏又全面影响了移民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乃至金融资本。由于生计资本质量与总量都比较低，生计子系统也比较脆弱且没有相互衔接，以至于各种资本之间不能有效转换。分散后靠移民羸弱的资本一旦无法与原本就比较单一的生计模式契合，生计衰退的风险就会浮现。反之亦然。低质量与低总量的生计资本降低了分散后靠移民转变生计策略的意愿，他们更愿意抱守原有的生计模式，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状态，最终完全隔离在社会群体之外。
（三）乡土依赖：社会联结的“脱嵌”与人生内卷化
分散后靠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原子化。社会原子化主要是指社会转型期因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社会失范等社会危机。[37]分散后靠水库移民的原子化既是宏观社会转型的后果，又是微观生活环境逼促的结果。其社会生活除了具有一般群体原子化的共像之外，还具有新的特征：一是由无序互动转向缺乏互动，缺少社会比较使得移民的社会认知模糊化，自发行为越发普遍;二是由于社会公共道德的解组以及社会互动的减少，家庭传统成为规制移民生产与生活行为的最重要力量。换言之，原子化阻碍了分散后靠移民社会联结的重新嵌入，更加依赖于自己所生活的微观环境。
贝克认为原子化是社会转型的表现形式，它既是社会传统文化与组织结构变迁的结果，也是人们主动的自我诉求的结果。然而，分散后靠移民社会生活的原子化有着特殊的形成机制与社会后果：移民是基于非自愿性基础之上的被动选择，社会联结与社会道德的重构并没有为他们主动重塑自我提供支持。“个体化”也不是移民主动创造的体现，而是因社會排斥所致的生活空间被压缩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是被排斥的，他必须在地域上居住在那个被排斥的社会里，他没有参加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公民可以参加的正常活动，他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但是被他不能控制的因素阻止了。[38]被隔离于某些社会关系之外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剥夺，因而进一步限制他们的生活机会。因此，社会排斥本身不但是能力剥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造成各种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39]
社会排斥剥夺了分散后靠移民享用公共服务的机会，同时强化了他们对乡土的依赖。自然维度的“社会”既以物质性力量塑造人对环境的适应和熟悉，也在主观方面成为人纾解人际紧张和精神紧张的选择性空间。[40]在“祛群体性”的情况下，依附故土能有效减缓移民的精神紧张，但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故土的熟悉感让他们心里有所依靠，避免外迁时的无根感，在“自主”选择基础上获得了安全感与归属感;另一方面，这种熟悉性消解了他们创新生计的积极性，使得生产与生活管道化。“故土”特殊的含义不仅在于体现了家庭或家族的生产方式，还是家庭或家族社会地位与人际关系的载体。这种规定性决定了农村社会中人-地互动模式的相对稳定性。因脱离社会群体以及公共服务而削弱或丧失的社会支持使分散后靠移民缺少群体意识与社会敏感性，个人变成社会生活的决策者与承担者，“自我”成为一切“我为”的最重要考量。在社会群体影响缺失的前提下，“故土”所承载的生产方式与人际关系的规定性使得分散后靠移民的认知与行为日益固化，“生于斯，守于斯”成为生活的基本观念。
五、内卷化消解的可能策略
阿玛蒂亚·森认为“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的潜在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41]15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与视角下，贫困之意也有所不同。比如，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主观贫困与客观贫困、能力贫困与收入贫困等。分散后靠移民的贫困既是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收入贫困，又是能力剥夺的贫困和发展机会缺失的贫困，也是社会排斥的贫困。从贫困发生的逻辑看，分散后靠移民是社会排斥或社会分层运动的结果，隔离于社会群体之外致使他们的生计资本愈发脆弱;低质量的生计资本限制了分散后靠移民的社会经济参与意愿与能力，并最终固化他们与社会群体的隔离，形成人生的内卷化。在生计资本脆弱性以及生计模式单一性的双重制约下，闭环式的发展使得分散后靠移民的发展质量滞后于整个社会。
为解决分散后靠移民的贫困问题，部分地方政府采用“二次搬迁”策略，但收效甚微。首先，分散后靠是移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根源在于移民对原先生活环境的难以割舍，打破这种关系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力介入。政府一旦强力介入并改变了移民对熟悉环境的依赖关系，那么，政府最终又变成了移民的新的依赖对象。这也是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不愿意深度介入的原因。其次，二次搬迁意味着政府与移民的再次博弈，由于中央政府尚无关于二次搬迁的统一规定，如何避免移民从制度中重复获益是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能否合理界定分散后靠移民二次搬迁的制度福利，不仅关涉到移民的搬迁意愿，还关涉到其他移民群体的公正性问题。本文认为，在厘清分散后靠移民贫困的社会逻辑的基础上，政府可以三种策略解决他们的能力剥夺与社会排斥问题，提升其生计质量。
一是借助“第三方”重构合作的信任基础。我国的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一直以来都由政府自导自演。政府与移民的利益博弈始终难以有效规制。这也是移民与地方政府冲突不断的原因之一。移民的强制性导致了移民普遍的“等、要、靠”心理。政府需要避免以管理者的身份与移民直接互动，减少移民对政府的依赖或冲突。政府“退居二线”，在改善库区基础条件（包括后期扶持）的过程中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调动企业、社会组织或个人为移民的生计发展提供专业服务，让分散后靠移民在与企业、社会组织或其他个体的合作中逐步构建社会联结。企业或社会组织的“第三方”身份有利于克服移民对地方政府的刻板印象，在与移民的互动中具有更好的“信任”基础。同时，“第三方”身份使得企业或社会组织在解决涉及原住民、集中安置移民和分散后靠移民之间纠纷的问题时更好地保持价值中立，有利于消除后者的隔阂。
二是易地扶贫搬迁。摸底评估分散后靠移民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空间，对部分身处恶劣环境的移民易地安置。此举的前提是政府要设置好二次搬迁的有效机制，从顶层设计规制移民二次搬迁可能出现的福利叠加或再次耗损的问题。此外，结合分散后靠移民的生计资本状况，创设最利于其資本转化且移民熟悉的生计空间，吸引移民自愿配合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搬迁前长期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这些原有的稳定一旦被打破，部分移民往往感到无所适从，对前途缺乏信心和勇气，态度悲观。[42]易地扶贫搬迁最大的阻力来自于移民保守的生产观念以及对生计转变的恐惧。易地扶贫搬迁意味着搬迁户多为贫困户，其生产观念相对落后，资本与技能都比较欠缺，迁入地相对丰富的外部资本并不必然地转化为移民的生计资本。因此，政府如何在“异地”创设出移民熟悉的生计空间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消除移民离开故土的恐慌，也利于移民对政府形成信任。
三是“因技利导”的生计转换。出于对“故土”的依恋，部分分散后靠移民虽已陷入贫困，但仍拒绝易地扶贫搬迁。政府要尊重移民留守故土的选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移民的生产与生活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发挥部分移民的土地资源优势。政府还要根据移民的优势生产条件进行技术指导，以专业技术人员引导移民改变经验化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当前多数的农业安置或产业扶持存在着“标准化操作”的缺陷，极少顾及各地差别化的生产基础，特别是传统技术优势的问题。当面对陌生的生计转换时，移民缺乏转变的意愿，甚至抵触。因此，准确评估移民的优势生产技能与生计资本是推动其生计模式转换的关键。要准确识别移民的优势技能与生计资本，评估者就必须克服立足现代性的“局外人”视角，从“局内人”的角度去思考移民传统生产符号体系以及人文体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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