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证言，所有男性都应该读一读

程迟

2019年5月，美国阿拉巴马州颁布了一项被称为“史上最严苛”的堕胎法案，违反该法的堕胎医生将会面临最高99年的监禁。反对者从《使女的故事》中找到灵感——她们穿着红色的袍子，戴着白色的遮阳帽，安静地站在立法机构门口进行抗议。

四个月后，《使女的故事》续篇《证言》出版。作为加拿大“国宝级”作家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可能也没想到，她的读者会如此热情。这本三十五年后才出版的续作，在北美一经出版就刷新了销售记录，五十万册首印在第一周就已经卖完。当时在加拿大和美国，书店门口都排起了长龙，电视台报道说，这有点儿像《哈利·波特》发售时的盛况。

几个月后，这本书让阿特伍德第二次拿到了布克奖，上一次让她拿到布克奖的作品，还是20年前的《盲刺客》。

这几年，女性权益再次成为各国社会的核心议题，形成了第四次女性主义思潮。要求《使女的故事》出续作的呼声越来越高，阿特伍德也认为，没有比当下更适合续写这个反乌托邦故事的时候了。

今天阅读《使女的故事》和《证言》，已经不仅仅是阅读一个精彩故事的过程，它符合哈罗德·布罗姆对不朽作品的定义——这些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自我的成长，没有它们，我们就会停止思考。

本故事并非虚构

阿特伍德出生于1939年的加拿大，和随着二战一起成长起来的很多作家一样，对权力的变动，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人们思想态度的转变，极其敏感。

她最开始写诗，后来开始写小说和杂文。她获得过很多奖项，科幻类的阿瑟克拉克奖，文学类的弗朗茨·卡夫卡奖，布克奖等。她在类型文学里游刃有余，能够驾驭不同风格的作品，甚至在2016年，她还出版过一本超级英雄漫画《猫鸟天使》。

2017年，阿特伍德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虽然最后败给了石黑一雄。但阿特伍德未能获奖却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有人认为，与其说阿特伍德需要诺贝尔文学奖，不如说诺贝尔文学奖需要阿特伍德。

因为阿特伍德的珍贵，不仅仅在于她的文笔和女性视角，更重要的是她对人类境况的精准把握。

时间回到阿特伍德写作《使女的故事》时，那是1984年的西柏林，在柏林墙的一旁，她写下了奥芙弗雷德的故事，这个姑娘生活在一个类似奥威尔《1984》的大洋国的世界里。

当时阿特伍德46岁，她写过诗，出版过小说，也写过杂文，都没有获得太大关注。她写《使女的故事》时，也担心这个惊世骇俗的故事将招来铺天盖地的恶评。不过该书出版后，很快就在大西洋两岸获得了关注，并且进入了布克奖的短名单。

《使女的故事》讲述了不远的未来，因为核战争爆发和环境污染，各种危机纷纷到来，地球上人们的生育率奇低，世界游走在毁灭边缘。极端保守势力“雅各之子”认为这是人类道德堕落所致，在美国总统遇刺后，趁乱控制了部分地区，用严格的规范建立起了基列国。

《使女的故事》从使女的视角讲述了虚构的基列国的统治。女人们先是失去财产权（女人的财产必须归于男性名下），然后是被分类：

有生育能力的成为了“使女”，为高层们生儿育女，完成任务后继续被分配到下一家。

年长而又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们成为了“马大”，也就是上层人士家里的佣人。

嫁给高层的，是“妻子”们，她们和丈夫一起，剥削着下层的女人们。此外，还有“经济夫人”们，生孩子和家庭琐事都要做。

不管是书里，还是根据书籍改编的同名美剧里，最让读者感到细思极恐的，是“嬷嬷”们。她们是年长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最重要的是对基列国死心塌地。

她们负责教导所有的女性：你不甘心做使女？不想变成生育机器？想要自由？没关系，让嬷嬷教育之后，你只能乖乖地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成不了，她们也有的是办法毁灭你。

这本书拿下了当年阿瑟克拉克奖最佳科幻小说，但阿特伍德说，所有里面看似夸张到只能发生在未来的细节和设定，都在历史上发生过。她的写作素材包括：中世纪的猎巫运动和公开处刑传统；
罗马尼亚曾立法禁止女性避孕；
纳粹德国为增加生育率，分配年轻女性给上层人士……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的末期，人们为女性争取到了性别平等、避孕、堕胎、离婚、投票等权利，但阿特伍德却敏锐地观察到了历史更深层次的走向。

冷战后的乐观主义，带来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说，而阿特伍德指出，历史从来不会终结，人们会重蹈覆辙。

历史不会重复，但是会押韵。

当人们惊讶于今天依然广泛存在“女性贫困”和“厌女文化”，翻开阿特伍德的书，我们将会发现，原来早在三十多年前，她就已经预见到女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

重新找到“知情权”

布鲁姆认为，伟大作品的另一个特质是，它可以使我们对熟悉环境产生陌生感，把那些我们熟悉到熟视无睹的东西揭露出来。

《使女的故事》续作《证言》的故事，发生在《使女的故事》结局十五六年后，基列国表面上依旧强大，内部却摇摇欲坠。续作真正的主角，与其说是三位崭新的叙述者，不如说是看起来无比荒唐又无比坚固的基列国。

在基列国这样的国家成长起来是怎样一种体验？从小在基列国长大，被保护得很好的艾格尼丝用她逐渐对基列国祛魅的过程告诉你。

作为基列国最有权力的女性是怎样一种体验？莉迪亚嬷嬷告诉你基列国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时今日的，作为一个女性，要怎样才能在基列国生存下来。

作为“间谍”进入基列国内部是怎样一种体验？来自加拿大的女孩黛西用几乎有些搞笑的語调，跟你分享她在基列国的意外之旅。

阿特伍德依旧关照现实，书中细致地描写了基列国如何完成对每个人的操控：互相举报，安装监控，对女孩们继续奴化的教育。为基列国女性制定制度和规范，对女性进行规训的“阿杜瓦堂”，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种权力对生活的渗透是普遍存在的，并不单单存在于阿特伍德所熟悉的世界。

基列国仅为虚构，但权力的作用原理是不变的。阿特伍德显然明白，基列国的这种结构将会如何一点一滴异化人们思维。从莉迪亚嬷嬷到艾格尼丝的叙述，我们清晰地看到这种思维控制的轨迹。

这部作品是对汉娜·阿伦特对纳粹德国所作的生动注脚：“和过去的暴政相比，恐怖不再作为一种手段来压迫和威胁对手，而是一种工具，用以统治十分恭顺的民众……任何人，甚至是恐怖的实施者，也难逃恐惧之心。”

生活在阿特伍德的小说里，你的朋友有一天可能会出现在街头的绞刑架上，也有可能某一天你必须亲手处决他们，你无从反抗，否则下一个就轮到你。每次想躲避时，你也会想，这一次躲过了，下次呢？

在《证言》里，位高者如莉迪亚嬷嬷，看似掌握一切，也时时处于恐惧之中。目睹使女被折磨的艾格尼丝，被基列国害得家破人亡的黛西，更是每天过着如履薄冰的生活。

在基列国里，所有女性都通过无知维持着表面上的“幸福”，就像《1984》里大洋国所宣传的“无知即力量”。阿特伍德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观念灌输，她认为，能够瓦解掉权力的，只有权力本身。

《证言》是女人们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智谋和行动——重新找到“知情权”的故事，也因此，《证言》比《使女的故事》更加惊心动魄。

最应该读这本书的，其实是男人

看起来，《使女的故事》和《证言》是写给女性的。

在波伏瓦那本著名的《第二性》里，波伏瓦用很多例子讲述了女性的身份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她给出的答案，是对身体的控制（生育权），而工作的权力，是解决女性困境的最好方法。

在阿特伍德笔下的基列国，女性被缓慢地剥夺了一切权利，先是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是自由工作的权力，最后是生育的权利。

这并不是一个机械而单一的设定，整个故事有政治阴谋，有露骨的性描写和复杂的情欲关系，有谍战的惊心动魄，还有类似于非虚构的“历史记录”，和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女性小说大不一样。

《使女的故事》能够在三十年后爆红，和第四次女性主义思潮分不开。第四次女性主义思潮借助了社交网络的力量，让更多女性得以参与。这一次，参与者绝不仅仅是女性，更多的男性也参与进来，男性也开始反思自己在两性不平等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国外社交论坛上，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男性读了《使女的故事》吗？觉得怎么样？

有人回答：“不管任何性别的人，读了这本书都会很害怕吧，会警觉。”

有人在三年前写下：“我曾经以为这是一个假到不行的故事，但是现在，我改变了想法。”

还有人写道：“我们都有母亲、姐姐、妹妹以及女性朋友……我觉得我不关心女性的命运，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

危机会让人团结起来。在看似以性别为基础的不平等社会里，男性们本身也会成为这种野蛮的“父权制”的受害者。

基列国看起来是男人的天堂。如果一个社会里，男性的社会地位比女性高出很多，经济上有压倒性的优势，政治上有独占的资源，那这样的父权制社会不正是男人们梦寐以求的吗？

当然不是，在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里，她提到，父权制能进行跨领域的渗透。在这种社会里，并非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本质上是一个强势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因此，在這样的社会里，受到压迫的就不仅仅是女性了。

而波伏瓦也阐述过，对女性的束缚，同样意味着男性的压力会增大。女性并不是男性的对立面，女性能够遵照自己的意志决定人生道路，是关乎所有人幸福的问题。

与其说阿特伍德写的是女性主义，不如说她的作品是社会现实主义。在阿特伍德自己看来，两本书相隔的三十年间，社会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近些年的变化极快，而且这些变化令人担忧。

对书中的未来，对人类的未来，阿特伍德依然保持一种顽强的乐观。就像阿特伍德说，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战胜历史与权力的枷锁，那就是人们自己。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使女的故事》和《证言》是如此难定义的书，它幻想的是未来，取材的过去，隐喻着人们在当下的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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