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史学交流格局中的中国思想史论述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因与外国史学交流，出现了许多大变化，包括一些新的分支学科，例如“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等都是。

中国古代本来没有这样通叙型的专史，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因新式学堂教育之需要，故参考着外国相关论著来试着编写。从胡适、冯友兰以降，皆是如此。故其论述方法与述史架构，亦深受外国史学之影响。

本文以思想史为例，来说明这种变化，并讨论其中蕴涵之问题。

百年来，对思想史之处理，可分成几种论述模式。首先是不再采分朝代的叙述法，而多用分期法。例如分成上古中古近代，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之类。此称为思想史的分期论述。

其次是思想史的时空论述。这又可分两种。一是以时间之流来观察思想的兴衰嬗变，是一源分流，渐变而衰;抑或推陈出新，以昭时变。古多采前一观点，现代则以后者为胜，以符应“进化”之说。二是以空间分布来描述思想的情势及竞争发展状况。看到底是一元推拓，广被四方;还是多元并起，互动互荡。早期以前者为多，近则较偏于后一说法。

再者，二十世纪还流行着思想史的哲学论述，也就是以哲学思想为主要论述内容的思想史。这一方面遗漏了许多哲学以外的思想，其所谓“哲学”，也深受西方义界所限定。

如此一来，也使得思想史发生了一种西化论述的倾向。西化有两类：一是俄化，即以苏联、马克斯主义为理论底据;二是现代化，以其理论与方法为工具，不但描述了思想史，也在叙述、评价中指出了中国应该俄化或现代化。这些做法，都强化了中国思想史的依赖论述。述史者依赖西方社会史、思想史、哲学史之理论、方法、概念来分析中国的思想历程，令人有以洋厨师烹调手法炒中国菜的感觉。

这几种论述模式，彼此是相关的，包括框架、材料、方法及诠释之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反省，才能写出真正的中国思想史，也才能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不迷失自我。

一、思想史的分期论述

古代史书，多以朝代为区分。各个朝代的《儒林传》《道学传》《艺文志》等等，其實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之史，但通史型态的思想史著作甚少，仅有熊赐履《学统》一类论述。黄宗羲父子所作《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也以朝代为断。因此，我们可以说，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史”这个学科及其相关论述，乃是个新玩意儿，是为了因应新式学堂教育而参考外国相关著作来建立的，在哲学系开讲“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学术思想史”等等，情况与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历史系开设“中国史学史”差不多。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整个论述就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之格局中形成的。

通史型的中国思想史，当然要贯穿各个朝代讲下来。这时最简便的方法，自然是按照朝代叙述。但我们说过，这个学科乃是新的、按外国相关著作来建立的，故依朝代论说，虽为我国古代史述之常例，在这个领域却不再时兴了。较常见的，反不是分朝论述，而是分期论述。

朝代，是政权兴迭的单位，用以界划思想嬗变之轨迹，确实也有所不便、不妥之处。故分期论述，较能考虑到思潮本身的变化，可说是较能从思想本位来观察思想史的角度。是以它兴起后，立刻广受欢迎，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国古代谈史，其实也不是没有分期论述。不但有，而且古代分期论述也是比较兴盛的，后来朝代正史观念渐渐崛起代兴，才渐衰微下去。

例如我们看古人之叙史，史籍所载，《史记》《竹书纪年》只始于黄帝，《尚书》只始于唐虞。黄帝以前的事迹，见于《左传》《庄子》等书者，则均为断简残篇、片言只语。汉代纬书，论其事始详。至晋，遂更有皇甫谧《帝王世纪》，唐司马贞复作《三皇本纪》矣。

这些记传，大抵表示了汉唐时人的古史观，不足以考见三皇五帝时代实际的状况。就连“三皇”“五帝”亦多异说。《周礼·春官》郑注谓三皇五帝之书即三坟五典，《史记·秦本纪》则谓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淮南·原道篇》又有泰古庖牺神农二皇之说。余多谓三皇为天皇地皇人皇。五帝，《史记》指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诸如此类，也都是当时人推溯之词，非实证之语。

但话虽如此，敢问：古人为何如此无聊，偏要去替不可知也不可证实的上古茫昧之世排谱牒、编世系、次事迹、并考诸帝之言行呢？皇又为何为三、帝又为何为五？而不是四或八？

事实是：没有三统论，就不会有天统地统人统、黑统白统赤统之说，也就不会有天皇地皇人皇;没有五行之说，同样也不会有五帝。《吕氏春秋》以太昊配勾芒、炎帝配祝融、黄帝配后土、少昊配蓐收、颛顼配玄冥，就表现了五方与五帝的关系。五方本为空间方位之概念，配以五帝，就有了时序递迁的情形了。

这“三统”与“五行”，是用来解释时代文化之变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对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描写概念。三统说，以三统代表三种时代，其文化表现各不相同，故以黑、白、赤来形容。五行，也代表五种时代，其文化表现，也就是它的“德”，以金木水火土来表示。三统文质代变、五德终始流转，则可用以说明历史变化的原理，以通古今之变。

换言之，时间之流，无法切割;但各个时代时期的文化表现确乎有所不同。故仍可依吾人对历史演变之方式（代变的、终始流转的、或今人所喜欢讲的“进化的”或“发展的”……等），及文化表现之不同阶段的认知，做一观念的区分。这就是分期论史的方法学依据。

中国古代常见的历史分期法，除了“三统”与“五德”之外，还有《春秋》公羊家所讲的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大同世），或邵雍《皇极经世书》所谓元、会、运、世之类。一元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内分十二会，分别以十二辟卦来表示。尧舜时在干卦，夏至宋为媚卦，现在则应该在阴长阳消的逐卦了。

但这些传统史学中用以讨论历史的观念性时间架构，到了民国以后，均已失势。中国人不喜欢也不再熟悉这样来讨论历史，而渐流行采用一种“古代一中世一近世”的架构。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导言》部分就抛弃了以往的分期方式，改用古代、中世、近世的分期法。谓古代哲学，是从老子到韩非，这也是世界各哲学独立发生期;中世哲学，指从汉至北宋初年，其中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汉至东晋初，是诸子学的延续与折衷，一是东晋至北宋初，是印度哲学盛行期，在这段时间内，也是犹太系哲学加入希腊的阶段;至于近世哲学，则指宋元明清而言，欧洲哲学也在此时逐渐脱离犹太势力，与我国儒家复兴，摆脱佛教势力相似，故为近世。